文若虚是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第一卷《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的主人公。他是明代中叶以后新崛起的商人阶层的代表，是我国古典人物画廊里不多见的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典型。
文若虚名实，苏州府长洲县人。因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慢慢消磨干净。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为做百不着，每每折本亏空，故给起了个混名叫“倒运汉”。
但“倒运汉”也有时来运转之时。一天他遇上了几个走海贩货的，本只想跟他们出海看看海外风光。但其中一个叫张乘运的，专一做海外生意，觉得他空了一番往返，也怪可惜的，于是愿意凑些银子出来，助他将就置些东西，凭他买些果子船上吃。文若虚用一两银子买了一竹篓洞庭红橘，因被众人取笑，上船后再不敢提起买橘的事。不料就是这一篓红橘，到了吉零国，顿时身价百倍，共买得一千多个银钱，“倒运汉”变成了“转运汉”。
好运还在后面。在回去的路上，因遇风浪半途抛锚，在一个荒岛上，文若虚意外地获得床大一个败龟壳，当作海外奇物带回了船。船到福建地方，在一个波斯国胡人开设的店中坐定，大家纷纷拿海外置办的货物交易。文若虚未办得货物，正自有些懊悔。不料第二天波斯胡上船回拜客人，一眼就看出了龟壳是件宝贝，用五万两银子买下了它。原来此壳叫鼍龙壳，有二十四肋，每肋中间节内有大珠一颗，只这一颗拿到他们国中就值此价钱。虽说波斯胡也因此发了大财，但文若虚又凭空得了五万两银子!一趟出海，仅有一两银子的本钱，却想不到带来这样大的意外富贵。虽说这一切未免过于巧遇，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外贸易对于商人的诱惑力： “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文若虚从“倒运汉”变为“转运汉”，正是海外贸易给他带来了机遇。
作为一个商人，文若虚属于那种比较本分守成的典型，缺乏冒险精神和进取心。他卖红橘赚得了一千多个银钱，同行客人要他在伙伴中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上去，打换些土产珍奇，带转去赚大利钱。他却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鉴于过去生意每每做折本的教训，没有“胆气”再置办货物，放着几倍利钱不取。这反映了他还缺乏商人最重要的心理素质，容易满足现状，守住已有的钱财。这也是在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多数做小本生意出身的商人所共有的弱点和局限。历史注定了他们虽可能有所发展，却难成大器。文若虚最后虽买下了波斯胡的缎匹铺，成了闽中一个富商，但可以想见，像他这样守成而容易满足的商人(在他得了缎匹铺以后，也是想“王侯之家，不过如此矣。况又有缎铺营生，利息无尽”)，是不会贸然扩大再经营的。在他和他的同伙手里，资本增殖的速度远远低于应该达到的速度。而另外一些有魄力、敢冒险、能开拓的商人，他们或是用金钱向封建阶级攀附，以捞取一官半职，或是肆意挥霍，沉湎酒色，最终陷入了自我异化和迷失的歧路，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即是。文若虚和西门庆，正代表了我国先天不足的商人阶层的两种典型。
文若虚作为守成型商人，他和巧取豪夺的西门庆之流不同。当波斯胡喜形于色，急于买下鼍龙壳时，要他“但凭分付价钱，不敢吝惜”，他明知对方急于要买，却“面红耳热”，讨不出价钱来;张乘运私自开了个五万的价，波斯胡明说“此等宝物，岂止此价钱”，众人都要文若虚“开个大口，凭他还罢”，他却终是“碍口识羞”，最后还只是讨了五万两。后波斯胡说出了此壳的好处，同伙中有人道： “只是便宜了这回回，文先生还该多要他些”，文若虚却道： “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空地有此一主财爻。可见人生分定，不必强取。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昧心争论?”这种知足不强取、忠厚不昧心的品德，正是守成型商人突出的性格优点，它更多地继承了我国传统的美德，与“为富不仁”者划清了界线。尽管像文若虚这类商人其资本增殖的速度较慢，事业发展的规模有限，但在这个过程中较少流有肮脏的血。文若虚是作者所精心塑造的“为富忠厚”的一种典型。
应该说，在我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画廊里，文若虚还算不上是一个多么有性格光彩的艺术典型，但他却是我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商人典型之一。他的成功和局限，都烙有他那个时代的印记，并为我们今天提供了深刻的认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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