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小说理论及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论梁启超小说理论及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一向以诗歌为正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小说被视为小道末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异端邪说。明清以来，小说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出现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大批优秀作品，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尽管如此，小说理论与创作并没有同步发展，人们的文学观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

我国古代少有系统的小说理论着作，有的只是在作品的序跋、批注或笔记中散见的一些零星主张，在方法上又多采用评点诗文的套子，因此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直到19世纪末，随着小说创作的进一步繁荣，一些思想家、学者意识到文学观念变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小说理论的建设才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于是出现了大批小说批评的文章，如严复、夏曾佑、陶曾佑、吴沃尧、王国维、狄保贤等。在他们当中，论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专门谈论小说的文字并不算多，主要有《变法通议·论幼学》之一节、《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节、《新中国未来记·绪言》、《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告小说家》等，总共不过一万字左右，然而就这为数不多的文字对当时及后来的小说理论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小说理论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小说的整体改革，其次是论述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及作用，再次是探索了小说的内部规律。

一

梁启超是近代文学史上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这一伟大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人物，他对改革旧小说、建立新小说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起过积极的指导作用。梁启超关于小说界革命的最有影响的文章是写于1902年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开篇便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把改良社会、改造国民与改造小说放在了同一个位置上，有意识地把小说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传统小说的内容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他认为，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是旧小说的影响，因为这类小说充斥着“状元宰相之思想，才子佳人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孤鬼之思想”。这种思想毒遍社会，陷溺人群，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梁启超甚至把许多国民劣根性也归罪于旧小说，他说：“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总之，梁启超把当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统统归罪于小说，于是他大声疾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人，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的主张是独特的，也是震撼人心的，他彻底否定和抨击我国古代小说的内容，表现出要求革新小说的强烈愿望，企图把小说从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在当时的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对中国传统小说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改革社会的第一步是改良小说的观点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是不可行的。把这种偏颇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观照，它又有其深刻的根源。客观地说，梁启超的偏激代表了当时一批人的思想，往往是好则一切皆好，坏则一无是处。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进步思想家和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在认识水平上都有类似的偏差，这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得到了最明显的验证，如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对文言文全盘否定，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对传统文学进行彻底的扫荡。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不破除旧的，新的就无法立足，正是这种五四式的偏激才使得新文学最终战胜了旧文学。同样的道理，梁启超当时是在倡导小说界革命，而非写文艺理论着作，更不是在写小说史，他更多是从改良古典小说的角度来谈新小说的创作，这样就很难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上来论述中国古代小说，这是历史使然。

否定了古典小说，什么样的小说才是理想中的小说呢？政治小说——这是梁启超当时给中国小说开的一剂药方。1809年戊戌变法后不久梁启超在他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首次提出了政治小说这一命题。他认为，欧洲革命初期一些觉醒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把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思想抱负以及改良社会的见解写成小说，让广大百姓、市民、妇女儿童人人都来读，这样“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英、美、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他非常赞赏一个英国人关于“小说为国民之魂”的说法，所以，梁启超呼吁大家都来写政治小说。

梁启超的热衷和对政治小说的倡导，明显受到了日本思想界文化论的影响。戊戌变法的失败，梁启超认为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民德、民智、民力的不足，没有良好的国民，任何形式的革命都不会有好结果，因此，他以灌输常识、开通民智为己任，以充满感召力的笔触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等介绍给中国知识界。与此同时，梁启超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政治小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于是他把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译成中文在国内报刊上连载，这是日本政界要员柴四郎根据自己在欧洲的游历，同各国志士慷慨激昂谈话的经历写成的一部充满政治倾向的小说，表现了作者争取祖国独立解放，反对专权统治的思想。这部作品经梁启超的译介，在国内知识界引起了轰动。随后《经国美谈》、《情海波澜》、《雪中梅》、《花间莺》等政治小说纷纷被介绍了进来，在中国形成了一股政治小说的热浪。1902年，梁启超又创办了《新小说》杂志，有了专门发表政治小说的阵地。在梁启超看来，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标准主要是看其是否有利于政治的进步，他看重政治小说，希望用这种功利性极强的小说将国人领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想境界，以教育感化国人，最后达到新国新民的目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21世纪初，中国一批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梁启超无疑是他们当中影响较大的一位，由于他的倡导和努力，在清末引发了一场小说界革命。这场革命对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张，发挥了它特有的社会政治功能，同时，文学救国、文学启蒙开始成为以后文学的主流，文学为革命、为政治服务的传统由此形成。可以说，爆发于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与近代思想家们的文学改良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五四文学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纯文学的改革运动，用今天的话说是文学搭台，政治唱戏，参加这场运动的大多数人也绝非专门的文艺家，更多的是革命家和思想界先驱，如陈独秀、胡适等人，这样，他们的主张便带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所以，现代文学作品思想性普遍高于其艺术性，这不能不说与清末以来的文学主张有密切联系。同理，具体到作家个人，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鲁迅便是一例。他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绝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公。”在这种明确目的指导下，鲁迅的小说以其内容的深切揭露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与此同时，鲁迅用毕生精力以文艺为武器来唤醒民众的思想解放，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成为一代思想界先驱。其他诸如郭沫若、蒋光慈、殷夫、赵树理等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也都能自觉地把创作与当时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对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一样，梁启超倡导政治小说对后世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为小说贴标签就是一例。晚清小说有许多都冠于各种名称，用以点出小说的倾向性如社会小说、谴责小说等。到了鸳鸯蝴蝶派则更是用得泛滥，哀情、苦情、宫闱、历史小说比比皆是，倒了读者的胃口。再则，由于过分强调小说的政治功用，许多作家就忽略了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我国的文艺理论从20年代尤其是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开始，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未处理好，“文学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成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经典。叶朗先生说过：“梁启超的理论探讨，没有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两个矛盾，其中之一是政治与艺术的矛盾。”这种局限性对于现代文学的负面影响是直接而又明显的。

二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详细论证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及功能。前面说过，在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们把小说提到了空前重要的地位，这对于从前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有力的反叛。为给小说正名，当时的许多言论都是偏激的，如玉钟麟就说过：“自黄帝藏书小酉之山，是为小说之起然。”企图从历史渊源上为其找依附。而梁启超则直接下结论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个命题使小说在文学史上第一次获得了正宗的地位，这是梁启超对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梁启超还是最早注意到小说对国民的思想启蒙作用的人之一。他认为，古代的文字与语言是相通的，到了近代，言文分离，人们写文章都用古语，而中国识字的人又少，所以对于广大的国民来说，用四书五经那样高深的理论进行启蒙教育是行不通的，只有用通俗易懂的小说才能达到目的。接着他举了欧美用小说进行启蒙教育的例子，应该说，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

同时，他进一步强调了小说的教育功能：“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小说具有四种力，足以支配人道。他把这四种力归纳为熏、浸、提、刺。熏即熏陶作用，“如人云烟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飑，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境界，逐人之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浸即浸润，人在读完一部小说后，久久不能忘怀，“读《红楼》竞者，必有余恋有余悲，读《水浒》竞者，必有余快有余恕，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也就是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对读者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刺也就是讽刺，意思是小说描写用典型事例给读者以强烈的刺激，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冲动，以致转变人的思想，使其进入一个新的精神境界。提是提高，在梁启超看来，前三种作用是由外向内渐进，而这第四种作用则是由内向外的一种力量，简单说就是通过读小说，读者与作品中的人物融为一体，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就得到了提高。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文学的这四种作用是进行了细致研究的，他旁征博引，很有说服力。同时，他也谈到了不健康的小说对国民的负面影响，“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

通过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小说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些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然而，强调过分便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他认为小说足以支配人道，左右群治、政治、经济、教育、风俗，甚至把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归之于小说，得出了思想决定一切、文化决定一切、小说决定一切的结论，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这当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所以，1905年以后，作为革命派小说理论的重要人物，徐念慈和黄摩西对梁启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黄人的批评则更直截了当，他说：“昔之视小说也太轻，今之视小说又太重。”这种见解就比较客观公正了。

当然，梁启超的这种比较偏颇的理论并不是孤立的，在他之前的严复、夏曾佑和他之后的陶曾佑也有过类似的看法，用他们的观点看待小说，当然就会夸大小说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同他们政治上的改良主义思想是相联系的，这也正是他们这一代思想家的局限性所在。另外，梁启超对西方小说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理解也是片面的，比如他认为：日本欧美各国由弱而强都是得力于小说，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兴盛的真正原因没有认真分析，将文学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启蒙作用看成是决定作用，忽略了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这一历史规律。同时，在当时对文学作用过分夸大也是有时代原因的，1840年以后，接连不断发生了一系列使中国蒙受侮辱的事件，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洋务运动的道路又走不通，而戊戌变法也很快失败。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有志之士对挽救中国已束手无策，而正好是在此时，小说则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加之他们看到西方启蒙主义运动、文艺复兴对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于是便病急乱投医地把小说作为解救中国的一剂良药，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作用被盲目扩大也是必然的。

文以载道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经过近代梁启超们的推波助澜，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成为日后作家们的一种自觉意识。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每当出现政治的大变革、大动荡时，作家们总是能团结一致地从事非文学的活动，而对于在这种变革中从事纯文学的作家又是嗤之以鼻。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文艺理论、教科书总是把教育作用放在首位，而闭口不谈文学的娱乐作用。与此相对立的是，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中又总是拿文化、文学开刀，这真是文学的大不幸啊。

三

在近代文艺理论中，论述文学的艺术价值、内部规律的文字并不多，相比较之下，仍是梁启超有所建树，只是这些理论散见于他的各类文章中，并无系统性，总体来说，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文学的典型性和形象性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已初步涉及文学的典型化和形象问题，尽管当时未用这个词。他认为：一般人喜爱读小说甚于读其他书，并非是小说浅显易懂，有趣味，因为妇女的书涵信札也浅显却无人去读，人们喜读小说是因为小说本身有“易感人”的特点。接着他进一步提出了小说能吸引人的两个原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如，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恕，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等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灵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只要具备了以上两点，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能有感人的力量，实际上这已朦胧地认识到了文学创作的典型性问题和文学作品的形象性问题。所谓“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便是说小说所描写的生活要比实际生活广阔、理想化，能引导人们去追求、去向往。所谓小说能将人们“行之不知，习矣不察，欲摹写其情状……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已模糊地意识到了小说所描写的生活比实际生活更集中、典型的原理。只是在近一个世纪前，梁启超的认识不够明朗而已。

除典型性外，梁启超也部分地捕捉到了形象性这个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多次谈到读《红楼梦》等名着时读者的感受：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一厄，令人忽然发指，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读孔尚任《桃花扇》，令人忽然动情。这都是因为作品中人物的形象打动了读者所致，梁启超称之为“移情”，即文学作用于读者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很明显，这不仅涉及文学作品的形象性问题，还涉及这个形象作用于读者的途径，在没有系统的小说美学之前，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是开先河的。

（二）主张文学的通俗化与大众化

梁启超把文学由古语转变为俗语看成是文学进化的一大关键，他指出：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佐证。自宋以来，实为祖国文化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同时梁启超还主张言文要合一。以往说到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人们自然会把它归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然而，提倡白话文运动实际上发端于近代小说界革命，只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才获得成功而已。可以断定，没有近代知识分子的大胆开拓，没有近代文学的改良，新文学便不能在五四时期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先驱之一。

（三）构建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框架

在近代文艺理论的构建中，梁启超有一个高出他人的见解，便是把小说分为“理想派”和“写实派”两类，尽管在这个结论下他并未作进一步的阐述，却是我国小说理论上的一个创举，这自然是受西方文艺理论影响的结果。实际上，这“理想派”与“写实派”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综上，梁启超在小说理论方面的贡献是他人无法超越的，同时，他的许多见解对现代文学乃至今天的文学创作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