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腐鼠成滋味　猜意鹓雏竟未休

闲来无事翻古书，徜徉在先秦诸子百家书堆里的时间愈多，对庄子的认识便愈深刻。如果开列出一份先秦诸子代表人物的履历表，恐怕更容易发现庄子的特立独行、卓然不群。

庄子不同流俗表现于多个方面，而最典型的表现则是毕生甘守清贫拒绝做官。战国时期千方百计投机钻营想要做官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甘守清贫而不肯做官的隐士却寥寥可数。如果说有人没做成官是因为没有机会的话，庄子则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这种机会；如果说有人做官是为稻粱谋的话，庄子则经常生活在贫穷潦倒艰难拮据之中，亟须要解决温饱问题。庄子之甘守清贫拒绝做官，委实是其高尚的人生价值观使然，委实是其洞察官场的风云诡谲使然，委实是其从心眼里看不起那些争名夺利且乐此不疲的名利客使然。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庄子·秋水篇》）

这则寓言故事锋芒毕露而流传甚广，令惯常以己度人的名利客如惠施者流无地自容。而庄子所讲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战国时魏国大将军庞涓因猜忌同窗孙膑而痛下毒手，秦相国、应侯范睢为了提防大将白起取代自己而暗中下绊子阻挠其建功立业，秦国廷尉李斯因害怕老同学韩非为秦王重用而设计将其置于死地，都是活生生的教案。故而，唐代诗人李商隐将之写庄子所讲述的故事写进了《安定城楼》一诗中：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如果说，庄子讲述这个寓言故事意在批驳心怀鬼胎之人的鼠肚鸡肠，那么，下面两则故事则是庄子意志力的自然流淌：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篇》）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庄子·列御寇篇》）

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如是转引《庄子·列御寇篇》并阐述庄子的高洁志向：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不论是“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还是“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都是在用形象的文学语言表明庄子无比坚决的心志。视功名富贵如同粪土，庄子未必是第一人，但毫无疑义，庄子是这类人群中意志力最为坚定的那一个。庄子以超乎常人的坚定拒绝做官，使得君主手中动辄拿来诱惑人的官帽子变得毫无用处，面对庄子的坚定而无所施其技。于是乎哲人庄子当时便被认为是“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人人都在努力趋利避害，庄子也不例外，那么，他为何会做出与名利客们截然不同的抉择来呢？首先，庄子看到了表面上令人痴迷沉醉的官场实际上是个大陷阱。投身官场，不异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的牺牛，进入太庙供人宰割的日子已然不远，等到死期来临之时，再后悔为时已晚。由此庄子宁可选择不要外在的光鲜，而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其次，庄子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宁可一无所有也不肯舍弃自由。宁愿做“曳尾于涂中”的有生命的乌龟，也不愿做死后被人供着的神龟，宁愿做自由自在的“孤犊”，也不愿做被“牵而入于大庙”的牺牛，就是庄子自由观的文学表述。试想，胸怀如此价值观念的庄子，怎么可能会轻易成为名缰利锁的俘虏，怎么可能会效仿苏秦“悬梁刺股”奔走游说博取功名，怎么可能会效仿李斯者流削尖脑袋争做仓中鼠呢？

在古代，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不肯做官就意味着必须面对和忍受清贫。《庄子·外物篇》记载有庄子因家贫而借贷、而受戏弄、而忿然作色的一桩轶事：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

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透过庄子对为富不仁的监河侯的激愤言辞，不难想见庄子的贫困程度。因为贫穷而受人戏弄，在庄子而言也许是常事。在《庄子·列御寇篇》中，可以看到一段庄子对不怀好意戏弄他的宋人曹商反唇相讥的记载：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

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篇》）

品味这些记载，除开钦佩庄子的智慧而外，更多的则是认识到了庄子是在何种环境下拒绝做官的。而庄子关于选择处于才与不才之间的宏论，同样有助于人们理解他何以选择甘心“曳尾于涂中”：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篇》）”

“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目标定位，不仅是庄子拒绝做官的又一种表述方式，而且是庄子将保全生命看得无比珍贵的人生选择。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庄子哲学的许多观点便能豁然而悟，领会贯通。

对于孔子讳莫如深的生死问题，庄子不仅不避讳，而且看得非常透彻，讲得非常透彻：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列御寇篇》）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篇》）

始终不肯降格以求的庄子一直生活在贫困当中，临死前夕弟子们同情心大起，表示要在庄子死后厚葬他，于是引发了庄子的思绪，而道出了他的生死观。贫穷惯了的庄子反对厚葬，且不认为薄葬有什么不妥，“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面对弟子们担忧薄葬会让死者成为乌鸢们口中食物，庄子以其特有的语言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鼓盆而歌则对他的生死观做了更为生动的诠释。在如此超凡脱俗如此了无滞碍的大智大慧之人面前，我们除开钦佩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