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正好，开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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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24日的午后，一支凶神恶煞的“义勇队”押着二十多个衣着朴素的人在路上走着，其中一个人面有病容，走一步歇两下。一个“义勇队员”用枪托劈头盖脸地打着那个病人，嘴里还大骂：“快走，不走就地枪毙!”
那人并不理睬，仍然慢吞吞地走着。原来，他就是中共党员瞿秋白同志。由于身体不好，瞿秋白得了肺病，正准备转到上海就医。但在路上，不小心撞上了地主武装“义勇队”。
在路上，瞿秋白就编好了供词。他的名字是林琪祥，在红军总部当过医生，这次携款潜逃。但是狡猾的国民党军官得知他们一行人携带巨款，又有驳壳枪，经过反复推断，认为林琪祥很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在监狱里，瞿秋白经受了严刑拷打，但他仍然一口咬定自己是林琪祥。国民党拿他没办法，只能变本加厉地折磨他。
4月的某一天，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周建人收到一封信。周建人是鲁迅的弟弟，他收到这封背后盖着监狱检查印章的信，觉得很奇怪。到底是谁来的这封信呢?
拆开信后，只见粗糙的信纸上写着清秀的字迹。信里说：“狱中到夜间很冷，食物极少，衣服单薄，天天挨饿受冻。听监狱的人说，如果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是可以释放的。”落款正是林琪祥三个字。
原来，国民党见林琪祥已经熬了一个月，仍然不改供词。就对他说：“如果找得到上海的人保证你不是共产党的话，就可以释放。”所以瞿秋白就以林琪祥的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写了信。
但是情形不容乐观。虽说瞿秋白的信已经交到了组织手上，组织正在设法营救。可是，没有找到现成的铺保。目前考虑开设一家新铺，把人保出后再关闭。但新铺登记，势必招致敌特机关的注意，怕狱中的瞿秋白还未保出，外面的同志反而遭到不测……
正当他们找到铺保和人证，准备营救瞿秋白出来的时候，报纸上却刊登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敌人已经知道了林琪祥就是他们自1931年9月以来长期以两万元重金悬赏缉拿的“共产党首领”瞿秋白。
原来，有人经受不住敌人的诱惑，暴露出瞿秋白的真实身份。一切希望就这样化为泡影。长汀中学简陋的教室里，瞿秋白面无表情地坐着，他的脸色愈发的苍白。长期的病痛不仅没有得到调养，还经受了严刑，使得他的身体越来越糟糕。
在他面前坐着国民党军法处长吴淞涛。此刻吴淞涛正满脸狡黠地问：“你的年龄，籍贯?”瞿秋白答：“三十六岁，上海。”吴淞涛微微一笑，又问：“你是什么时候被俘的?”瞿秋白平静地答道：“被俘有一个多月了。”
这时，吴淞涛霍地站了起来，狡黠地诈问道：“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我在1927年时曾在武汉见过你讲演，你不要冒混了!”瞿秋白镇定地答道：“我确实不是瞿秋白!”
此刻，法警带了一个缩头缩脑的人进了审讯室，那人抬头一看，就指着瞿秋白说：“他就是瞿秋白，我在苏区的时候经常看到他。”原来，那个人以前是共产党，被俘后当了叛徒。恰好他认识瞿秋白，就被吴淞涛带过来指认了。
好个瞿秋白，不慌不忙，坦然一笑说：“既然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写了一篇小说吧。”
一丈见方的小房间里，中国式的木床上整齐地叠着被子。书桌之前，瞿秋白正埋头刻着印章。由于伙食好了不少，他的脸色看起来也好了一些。身份暴露后的瞿秋白，出乎意料地在监狱里过上了悠闲的生活。原来，审问他的人换成了国民党第36师的师长宋希濂。
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宋希濂一直很仰慕瞿秋白，在生活上对他颇多照顾。一来是因为瞿秋白身体不好，如果生活上照顾不周，恐怕会病倒;其次是为了软化瞿秋白，达到劝降的目的。
有一天，借放风的时间，宋希濂来到囚房前面的小小天井里陪瞿秋白散步，他先是与瞿秋白谈些文学艺术上的事情，然后话锋一转，说道：“如今农村土地荒芜，苦不堪言哪，这都是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孙中山先生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有道理的。你说呢!瞿先生。”
瞿秋白直率地回答道：“我不只一次地和你谈及这个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他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尤其是农村的情况。农村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不是因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而是由于国内战争和你们对苏区的严密封锁……”
“瞿先生，你现在的处境……何必要说假话呢?苏区也未必是地上的天堂吧!”瞿秋白冷冷地盯了对方一下，拂袖进了囚房。
3个月的优待软禁，并没有从瞿秋白嘴里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国民党坐不住了，又派了几个人来审讯瞿秋白，但瞿秋白仍然正义凛然。蒋介石见劝降未成，便下了立即杀害瞿秋白的命令。
1935年6月16日，宋希濂接到顶头上司蒋鼎文转发来的密电，命令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第二天中午，宋希濂派参谋长向贤矩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这时，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参谋长不寻常的到来，使瞿秋白警觉到要发生什么重大事情。
“瞿先生，你在这有一个多月了吧?”参谋长问道。他预想瞿秋白在死神面前会吓得软瘫如泥，所以先暗示地问了这一句。
“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坦然地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打算活下去。现在，最高当局来电报，可以成全你了。师部遵照委员长的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要办什么后事，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为之。”
瞿秋白沉住气听完参谋长的话，他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说：“我早等着这一天!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
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的日子。这天是个大晴天，而师部却是兵卫严密，一派肃杀之气。清早，瞿秋白起身换上了新洗的裤褂和鞋袜，认真地洗漱之后，泡上一杯浓茶，点了一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着，吟读着，思索着，提笔书写起来——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正写到这儿，军法处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方欲提笔录出，而毙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向站在堂屋里的宋希濂及大小军官们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大门，进了戒备森严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按照特务的安排，瞿秋白在亭前拍照。只见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风采。
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痛饮数杯后，又放歌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辞，为真快乐也!”
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匪兵刀枪密布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二华里外的刑场。他手挟香烟，顾盼自如，沿途用纯熟的俄语高唱《国际歌》并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
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入选理由：
死是件很容易的事，慷慨赴死却很困难。阿离之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瞿秋白从投入中国革命的那一刻起，就用自己的激情和生命谱写着一曲救国救民的慷慨之歌。
瞿秋白的青春是用热血和激情铸就的。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一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瞿秋白立即投身其中，领导和参加了这一场运动。5月4日那天，他带领他所在的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斗争。因为疲劳过度，回校后立即肺病发作、吐血，但他仍奋不顾身，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积极领导学生的罢课斗争，成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像诸多革命先驱一样，五四运动成为瞿秋白革命生涯和政治生涯的开始，改变中国的命运成为瞿秋白投身革命的原动力。五四运动既使瞿秋白受到震惊、鼓舞，又使他进一步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促使他去思考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去探索中国的出路。瞿秋白最终决定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俄国，去探寻社会主义道路。1920年10月，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特约通讯员，体弱多病的瞿秋白毅然前往当时战乱未息，缺衣少食的俄国，踏出了人生的关键一步。
俄国革命实践的考察，大量经典著作的阅读，使瞿秋白迅速建立了共产主义革命观。1921年9月，瞿秋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后，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报国心切的瞿秋白决定回国，直接参加国内的革命实践。
他因此成为最早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的先行者，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并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勇敢的尝试。
瞿秋白以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水平和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从思想路线上指导了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成为中国革命文学事业和宣传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五四运动之后，瞿秋白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一道组织筹办《新社会》旬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许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涉及哲学问题、思想问题和人生问题。在俄国留学期间，先后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章上发表了50篇通讯报道和专论，计20余万字。此外，还撰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等4本专著。在1923年1月回国到1927年7月这段时间里，瞿秋白负责主编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又负责编辑《向导》《前锋》两个刊物，还承担了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又创办并编辑《热血日报》。他一共撰写了200多篇文章，100多万字。瞿秋白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杂文，与鲁迅的杂文合称“双璧”。
瞿秋白死得坦然，遗憾的是，他没有见到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诞生;然而，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他永远是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位革命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