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鬼魅易写,犬马难形

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鬼魅易写，犬马难形

最早提出这个命题的是战国末期的政治家韩非。他在《外储说左上》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 ‘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 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 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意思是说，犬马之类，人们朝夕可见，最熟悉的往往也是最难的，因为观众要求严格。而鬼魅无法参之以形，画家可以凭想象随意为之，而观众也无法参验，故易。可以说，这是关于艺术创作中表现对象特点在理论上的最早透露。为情状物能够做到酷肖自然这是难的，文艺应该把表现对象的现实性做为自己的施力点。不应该竞奇求异，醉心文饰，那样即使形式是美的，但其情为恶，其质为衰，并不足取。韩非的这种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小说家甚至把他奉为“小说之祖”，崇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非对表现日常的耳目经见事物的提倡，以致后来竟演化成现实主义思潮的一种审美原则。晋代人物画大师顾恺之说： “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这显然是承袭了前者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不过顾恺之所说的“人最难”，并不单纯指熟悉与不熟悉的问题，画人难就难在对神韵的表现。因为形属外在，神重内里;形极有限，神韵无限。如果我们把韩非子与顾恺之的理论观点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它们内在发展的脉络。自从韩非子提出“犬马难工，鬼魅易写”的理论之后，人们多见其相对合理的一面，往往忽视其形而上学的失当之处，但一些有识之士却可以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破一般的成见，形成更加深入全面的美学观点。宋代欧阳修就曾经说过： “善言画者，多云： 鬼神易为工。以为画以形似为难。鬼神人不见也。然其阴威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则惊绝，及徐而定视，则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欧阳修的观点是从传神论的角度，说明不论哪种对象都是不好画的。鬼神实质是人的异化，鬼神画得好，也需要画得传神尽相。这一点欧阳修之后的董逌说得更为明白： “岂以人易知故难画，人难知故易画耶?狗马信易察，鬼神信难知。世有论理者，当知鬼神不异于人。”这是以人的尺度来要求鬼神，因此孰难孰易不应该以易见不易见为分野。绘画中的神鬼是人的变形，是社会现象和人的情感的一种物化形式，因此也决不能因为它无形难知而随意涂抹。从战国时的韩非子到宋代的董逌，其间经历了一千多年，人们一直接受韩非子的影响，从艺术表现对象方面，探讨着审美创造的规律，并且使之日臻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