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大同在明男女人权始

大同书·行大同在明男女人权始

康有为

若虑农工商皆归之官，得无有司作弊，侵吞盗窃，为害更甚者，此其所虑为乱世言之也。太平世人无私家，无私室，无私产，无私店。无家而禄厚，性美而教深，必无侵盗之心，自无侵盗之事。即使有欲侵盗而别无私店，虽侵之盗之而从何售鬻之·万一泄漏，则终身不齿。且其时，凡人之金皆寄金行，其得金之多寡，视其工价及创新之赏，人人得而知之，若司商务而骤得多金，侵盗之迹即露。夫大无耻之事，苟非家累贫病，迫不得已，孰肯为之而令终身见弃乎·太平之人，无家累，无贫病，荣途悬在前面清议迫于后，风化既美，种教更良，孔子所谓“虽赏之不窃”也，而何虑焉!凡诸农田、商货、工厂之业，全地至大，从何而归之公·即欲举公债以承之，亦万不能行也。然欲急至大同，最难则在去国;若去民私业，此事甚易，即自去人之家始也，即欲急去国界者，亦自去家始。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只许订岁月交好之和约而已;行之六十年，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无有夫妇父子之私矣，其有遗产无人可传，其金银什器皆听赠人。若其农田、工厂、商货皆归之公，即可至大同之世矣。全世界之人既无家，则去国而至大同易易矣。于是时也，最难去种界之别，当少需岁月而已。夫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天之生人也，使形体魂知各完成也，各各自立也，此天之生是使独也。夫使天之生人使男女以两人偶合也，则不能独立也;天之生男女使如人兽之异形也，则不能独立也;今男女之魂知形体各自完成，各能自立，不相待也，不相下也，不相异也，极相爱也，徒以形中微有阴阳凹凸之小异。而男子挟其强力以凌弱质，收为私属，不齿平人，习久成常，视为义理，遂大背天予人权之义而永为小康忧苦之世。虽彼男子得拥一日之私尊，然以视大同太平之极乐，不犹乞丐之视帝王，凡夫之比神仙哉!人有弃帝王而为乞丐，弃神仙而为凡夫者乎·故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私产之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种界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致极乐之世、长生之道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炼魂养神、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欲神气遨游、行出诸天、不穷、不尽、无量、无极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吾采得大同、太平、极乐、长生、不生、不灭、行游诸天、无量、无极之术，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吾之道早行早乐，迟行迟乐，不行则有苦而无乐。哀哉，全世界人生之苦也，其宁甘之而不求乐欤!

选自《大同书》

〔鉴赏〕　本篇出自《大同书》庚部第十章。1901—1902年，康有为在避居印度北部时完成了《大同书》全书的写作。《礼记·礼运》构筑了尽善尽美的大同之世，因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志士仁人的心灵深处均有着挥之不去的大同情结。洪秀全、谭嗣同、康有为、刘师培、孙中山等人，都对大同之世作出了新的诠释，设想了美轮美奂的理想社会。其中最为系统与最具理论色彩的，当属康有为勾勒的理想社会蓝图了。他的大同之世，充满着云诡波谲般的奇特结构，内中有古代儒家对理想社会设计的胎记，而更多的是进化论与天赋人权论，还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东西。这部近代思想史上的奇葩，集哲学、政治、伦理、文化为一体，否定了封建制度与宗法制、等级制，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是大同之世的主心骨，又被康有为注入了公有制的原则。康有为说：“太平世人无私家，无私室，无私产，无私店。”“太平世”就是大同之世。要让“农田、商货、工厂”在全球范围内，“归之公”而实现大同，就得以无家与去国为前提。“去国界”是康有为提出的“破除九界”中的一个。九界指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人类要达到“太平大同，长生永觉”的境界，唯有遵循“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贯串《大同书》的宗旨，是免苦求乐的人道主义。康有为以为人的本性是免苦求乐的，但现实世界是个大苦海，内中有人生、天灾、人情等等38种苦难。即使做了帝王，也有它自身的苦楚。早年康有为钻研过佛教，佛教视人生为苦海的思想对他是有影响的。不过，他不为佛教所框限，提出“破九界”的设想，易出世为入世。如去国界，是指去掉邦国称号与疆界划分，无君主，无军队，无监狱，合全球为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公平政府。又如去级界，是要求取消贵贱、主奴间的等级隶属关系，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实际上，“去某界”，是对现存秩序的否定;“去某界”的归宿，为对未来世界的设计。全球大同是去国界的归宿，而这必须从无家开始：“欲急去国界者，亦自去家始。”“去家”的前提，则为天赋人权的确立，实现男女平等独立。他说“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接着这段文字，康有为反复使用了同一类型的句式，认为“去家界之累”、“去私产之害”、“去种界之争”、“致大同之世”、“致极乐之世”，都在于“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破除“九界”，步入太平之境、大同之世，是以知晓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独立为基础的。康有为从19世纪80年代末倡导不裹足运动，到20世纪初从天赋人权立论，视男女平等为趋向理想社会的前提，贯串其间的是妇女解放的思想，这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如康有为目睹了家乡有一赌徒，拿妻子首饰作赌资，输了以后又卖妻以供一搏;他的堂姐嫁出后，因其夫生病死亡遂终身守寡;有一富家女依父母之命，嫁给家道中落的男子，日日操理家务，苦不堪言，其夫却日日泡在赌场与妓院中，不够花费向岳母家索取千金，千金花完后，又因偷盗而下狱，富家女因恚愤而死，命运非常悲惨。他对历史上阻碍妇女解放的清规戒律作了批驳。他把妇女不能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能从政，不能入学堂从事学术研究等，看成是天下最不公不平之事。提出不能因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异，让男子凭借强力以欺凌弱质的女性，“遂大背天予人权之义而永为小康忧苦之世”。他为此发愿：“吾今有一大愿为同时八万万女子拯沉溺之苦，吾今有一大欲为未来无量数不可思议女子致之平等大同自立之乐焉。”他把妇女解放，放在走向大同之世的首要地位，不由令人想起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著名命题：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马克思认为，没有妇女解放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衡量。康有为的主张，同傅立叶、马克思所说相当接近。康有为大同之世的设想是为将来社会而设计的，认为马上施行的话必会造成社会大乱。对其师了如指掌的梁启超说：“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清代学术概论》)康有为的“秉性”就是视事物的发展是渐进量变、决不可有飞跃质变。康有为强调男女平等，主张一夫一妻制，但实际行动则相反。为他作传的学生不无尖锐地批评：“他每天戒杀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谈一夫一妇，而自己却因无子而娶妾;每天讲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尝独立;每天说人类平等，而自己却用男仆女奴。”(陆乃翔：《新镌南海康先生传》上编)康有为因元配夫人张妙华无法生育后代，便先后娶了五个小妾。他论“杀生”时说道，“吾好仁者也，主戒杀者也，尝戒杀一月矣，以今世必未能行也”。按照他渐进的学说，他觉得沿用传统的习俗更适合于目前境遇。创造力十分丰富的康有为，给大同之世涂上了浓浓的乌托邦色彩。他把理想的内容设计得愈具体、愈细致，就愈发陷于空想。为“去乱界”，他设想全球成立一个“公议政府”，把地球分成南北、东西各一百度，令各自治政府以度为单位，置历史上各民族国家实际情况于不顾，以整齐划一的主观冥想替代客观形成的事实。空想不是任何时代都能萌生的，空想的产生也有它真实的历史条件与政治背景，康有为想用免苦求乐的善良愿望，来消除现实中的苦难，正好证实了灾害、压迫、差别等等现实矛盾太剧烈了。他想用想象来消除实际中的种种矛盾，必然会陷于空想而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