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战国兵法·韩非子》原文鉴赏
[原文] (节选)
卷一
初见秦第一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 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 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仓空虚，悉其士民，强军数十百万，其顿首戴羽为将军，断死于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锧在后，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夫断死与断生者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也。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下矣。今秦地析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战未赏不克，攻未赏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仑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齐之清济蜀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元齐(为乐毅破齐于济西)，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且闻之曰： 削迹无遗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 东服于陈，当此时也。随荆以兵则荆可举，荆可举，则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荆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军华下，大王以诏破之，兵至梁郭下，围梁数旬则梁可拔，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绝，荆赵之意绝则赵危。赵危而荆孤疑。东以弱齐燕; 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魏氏为和，令魏氏反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成两国之功。是固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固亡国之形也。而不爱民萌，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上党，大王以诏破之，拔武安，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然则邯郸不守，拔邯郸，管山东可闻，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华、绛上党代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士民，此毕秦有也。以代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毕反为齐矣; 中山呼池以北不战而毕为燕矣，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蠹，东以弱齐强燕，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也，大王垂拱以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弃霸王之业，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掘也。且夫赵当亡而不亡;秦当霸而不霸; 天下固以量秦之谋臣一矣。乃复悉士卒以攻邯郸，不能拔也，弃甲兵弩，战竦而，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军乃引而复，并于孚下，大王又并军而至，与战不能克之也，又不能反运，罢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由是观之，臣以为天下之从，几不能矣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且闻之日，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纣为天子，将率天下甲兵百万，左钦于淇溪，右钦于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与周武王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伤，知伯率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决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钻黾筮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乃使其臣张孟谈于是乃潜于行而出。知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复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国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与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诚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为王谋不忠者也。
存韩第二
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井蔽，入则为蓆荐。秦特出锐师取韩地，而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今日臣窃闻贵臣之计，举兵将伐韩，夫赵氏聚士卒，养从，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计也。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夫韩，小国也，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守备，戒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拔一城而退，则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韩叛则魏应之，赵据齐以为原，如此，则以韩魏资赵假齐以固其从，而以与争强。赵之福而秦之祸也。夫进而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则陷锐之卒，勤于野战，负任之旅，罢于内攻，则合群苦弱以敌而其二万乘。非所以亡赵之心也，均如贵人之计，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矣。陛下虽以金石相弊，则天下之日未也。今贱臣之遇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以安其心。从韩而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转可以移书定也，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则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以秦与赵敌，衡加以齐，今又背韩，而未有以坚荆魏之心，夫一战而不胜，则祸构矣。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韩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赵与诸侯阴谋久矣，夫一动而弱于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伐之心，至始也。 见二疏， 非所以强于诸侯也， 臣愿陛下之幸熟图之， 攻伐而使从者闻焉，不可悔矣，诏以韩客之所以上书，书言韩子之未可举，下臣斯，甚以为不然，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虚处则骇然，若居湿地，著而不去，以极走则发矣。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信也。秦与赵为难，荆苏使齐，未知何如?以臣观之，则秦赵之交未必以刑苏绝也。若不绝，是悉赵而应二万乘也，夫韩不服秦之义，而服于强也。今专于齐赵，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韩与荆有谋，诸侯应之，则秦必复见崤塞之患，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钩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祥察事情。今以臣愚议，秦发兵而未名所伐，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臣斯请往见韩王，使来人见，大王见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下韩人为市，则韩可深割也。因令象武发东郡之卒，窥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则齐人惧而从苏之计，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从矣。闻于诸侯也，赵氏破胆，荆人狐疑，必有忠计。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秦遂遣斯使韩也，李斯往诏韩王，未得见，因上书曰，昔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数世矣。前时五诸侯尝相与其伐韩，秦发兵以救之。韩居中国，地不能满千里，而所以得与诸侯班位于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时五诸侯共伐秦，韩反与诸侯先为雁行以向秦军于阙下矣。诸侯兵困力极，无奈何，诸侯兵罢，杜仑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失攻荆，荆令尹患之日，夫韩以秦为不义，而与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以雁行以攻关，韩则居中国。展转不可知，天下共割韩上地十城以谢秦。解其兵，夫韩尝一背秦而国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听奸人之浮说，不权事实，故虽杀戮奸臣，不能使韩复强。今赵欲聚兵士卒，以秦为事。使人来借道，言欲伐韩，其势必先韩而后秦。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夫秦韩不得无同忧。其形可见。魏欲伐兵以攻韩，秦使人将使者于韩，今秦王使臣斯来而不得见，恐左右袭奸臣之计，使韩复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见，请归报，秦韩之交必绝矣。斯之来使，以奉秦王之欢心，愿效便计，岂陛下所以逆贱臣者耶，臣斯愿得一见，前进道愚计，退就菹戮。愿陛下有意焉。今杀臣于韩，则大王不足以强，若不听臣之计，则祸必构矣。秦发兵不留行，而韩之社稷忧矣。臣斯暴身于韩之市，则虽欲察贱臣愚忠之计，不可得已。边鄙残，国固守，鼓铎之声于耳，而乃用臣斯之计晚矣。且夫韩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弃城而败军，则反掖之寇必袭城矣。城尽则聚散，则无军矣，，城固守，则秦必兴兵而围王一都，道不通，则难必谋，其势不救，左右计之者不用，愿陛下熟图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应事实者，愿大王幸使得毕辞于前，乃就吏诛不晚也。秦王饮食不甘，游欢不乐，意专在图赵，使臣斯来言，愿得身，因急与陛下有计也。今使臣不通，则韩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释赵之患而移兵于韩，愿陛下幸复察图之，而赐臣报决。
卷四
说难第十二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 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 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已矣; 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藉资; 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 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 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昔日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 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 忘共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 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卷五
饰邪第十九
故曰： 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过子(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国。臣故曰： 是愿古之功，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以主是过子(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过子(予)则人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故曰： 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
卷十一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还报曰： 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齐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对曰：其君见好严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关隘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君曰： 以子言论，是贤君也，安可攻。疵曰： 不然，夫好显严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陈。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齐，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 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问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厄，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异涉成陈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陈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夫必恃人主之自躬亲，而后民听从是则将令，人主耕以为上，服战应行也。民乃肯耕战，则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秦安乎。
卷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菰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 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析，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啖以为民先，股无肱，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洁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馕;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 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 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 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 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 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政，乡人谯之弗为劝，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家、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 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 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 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 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 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 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怀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 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 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 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 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 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 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 富国以农，距敌悖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目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 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 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来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 赏其功，必禁无用; 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 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 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叠，超王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 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 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徼律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 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 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 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贷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私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信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 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鉴赏]
《韩非子》是一部集先秦法家学说大成的代表作。战国末年，由韩非及其后学所著。
韩非，生于公元前约280年，韩国贵族家庭，卒于公元前233年，与李斯同学于荀况。他吸收了道、儒、墨各家的思想，尤其有选择地接受前期法家的思想，主张“为治者……不务德而务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称法的制订应该“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在哲学上，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认为“道”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而“理”则是具体事物运动的特殊规律。提出“缘道理以从事”，反对“无缘而妄意度”。并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观。还认为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多寡是决定历史变动的原因，强调一切社会关系，如君臣父子、交换及剥削关系，均出于人们的“自为心”或“计算之心”。他还肯定趋利避害乃人之常情，也是国家执行赏罚、法令的依据。他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不见用。公元前234年，秦始皇看见了韩非所著《孤愤》、《五蠹》等文章，深感佩服，邀请其出使秦国，同学李斯深知韩非才识过人，必被秦王重用，超过自己，便于姚贾一起陷害韩非。韩非到秦不久就被迫服毒自杀于狱中。韩非死后，他的学说依然受到秦始皇的赞赏，直接促成了秦始皇的反儒意识与君主专制主义的策略。李斯尽管谋杀了他，但也不得不称他的学说为“圣人之论”、“圣人之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略，在秦国努力加以贯彻。可以说，秦始皇与李斯在政治上的成败得失都源自韩非的思想，韩非实是秦始皇与李斯的导师。韩非合乎时势的思想催化了秦始皇与李斯的政治策略，从而尽快地促成了秦王朝一个崭新时代的诞生。
现存《韩非子》全书共20卷，55篇。著名篇章有：初见秦、存韩、孤愤、说难、饰邪、内外储说、五蠹、显学、定法、难势、诡使、问辨、说林等等。它内容丰富，涉及到政法、哲学、社会、财经、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但就其主体来说，则是他的政治思想。其核心，也就是古人称道的“帝王之学”。这种“帝王之学”的要点，便是法、术、势兼治的专制论。我们在探求韩非军事观的同时，不得不首先对此予以认识。
韩非所说的法，是一种“编著之图籍”的法律条令。可见，它首先是一种成文法，而不是一种习惯法。既是成文的，就具有客观性，不会任意变动，这与随心所欲的人治是截然不同的。其次，它又是“布之于百姓”的公布法，而不是一种秘密法。“法莫如显”，要尽量让人们知道，以免不知法而触犯法律。所以，它是臣民的行为准则，并不是民众的陷井;它是一种积极的防范措施，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制裁手段。这些都是法制进步的表现。再次，它又是“著于官府”、行于臣民的“宪令”。可见，它是一种君主的统治工具，是一种专制法。君主有制定法律和依法治理臣民的权力，但决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比“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阶级法更加升级了。阶级法反映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专制法则进一步提高了君主的地位，使他凌驾于群臣万民之上了。韩非的法治，归根到底，是为了君主的利益。总之，韩非所说的法，具有这样的性质：它是成文的、公之于众的、用来治理臣民的。表面上，它是君臣万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实际上，它不过是君主治国的工具，这就是韩非之法的真正实质。
韩非没有系统地拟定具体的法律条文，他只论述了法律的原则与基本内容。《二柄》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定法》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可见，法作为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落到实处，不过是德赏和刑罚两大方面。德赏用来奖励守法有功的人，刑罚用来惩治犯法之人。赏罚两者既是法治的保证，又是法治的具体体现。它们是韩非之法的基本内容。
为什么要制定法令、运用赏罚呢?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当时社会的要求。韩非认为，在那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国际间的关系全靠实力来调节，要避免亡国，必须富国强兵。根据历史的经验，“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所以，只有“去私行行公法”，才能国治兵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至于在国内，则人臣狡诈险恶，他们往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所以，人主必须“以法治国”，才能达到“上尊而不侵”的境地，建立起巩固的统治力。而且，“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还有，韩非认为，象伯夷之类清廉的人只是少数，而君主治国则要以多数人为标准。大多数人都有趋利避害之心，所以，提供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设立赏罚制度，才能抑制人们无穷的欲望，使人臣的“私心”服从“公义。”“公私不可不明”，所以“法禁不可不审”，“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总之，为了国富兵强，为了君主独尊，为了“使人不得不爱我”，必须实行法治。当然，实行法治还在于官事民政繁多复杂，“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因此，必须“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才能“独制四海之内”，“治不足(促)而日有余”。可见，实行法治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总的来说，韩非大倡法制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君主们的省力，而是总结了历史经验、针对世道人心提出来的。原先的德治、礼治等“宽缓之政”已不足以“治急世之民”了，那么，治民就不能不靠法令赏罚了。法治是时代的要求，韩非顺应了这一历史要求，是应该肯定的。
韩非所说的术，是一种君主对臣下的统治手段。它不象法那样“编著之图籍”，则是“藏于胸中”的一种不成文的心计。其次，它又不象法那样“布之于百姓”，而是“不欲见”的权术。第三，它不象法那样是臣民们所遵行的准则，而是君主所独操的一种技术。可见，术与法的性质完全不同。法是成文的、公开的，所以比较具有客观性和固定性。术是不成文的、秘密的，所以比法要复杂得多，它往往变幻莫测、令人不可捉摸。因此，它表面上似乎是一种手段，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不择手段。韩非为了让君主们更好地掌握这种变化多方的统治办法，在术治上花的笔墨比法要多得多。
韩非既提倡法治，为什么还主张君主用术呢?这主要根源于韩非对当时君臣关系的认识。韩非认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妻子、儿子都靠不住，群臣都是大坏蛋，他们都在千方百计地窥测君主的动向，时时想纂夺君主的大权。因此，君主即使依靠法治而使国家富强了，但如果“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所以，要使“臣得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除了法治外，君主还得耍手腕，用术来“潜御群臣”。当然，这种用术治来算计臣下的做法，大不如儒家讲究仁义忠信，采取思想统治的办法，更为有效，因此，后代的封建统治者，在这一点上，远比秦始皇聪明，表面上大力提倡儒家的德治来笼络人心，暗地里利用法家的术治潜制群臣。正是这种阳儒阴法的做法，才得以使我国的封建专制时代延续那么长久。
韩非除法术之外，还十分重视“势”。“势”，《韩非子》中又称为“势位”、“权势”、“威势”、“势重”，都是指统治权而言，包括用人之权、赏罚之权等等。只有统治权掌握在手，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才能统驭民众。所以《八经》说：“势者，胜众之资也。”
《韩非子》一书中所体现的法、术、势兼治的专制思想渗透到各个方面。在军队建设上，他主张富国强兵，崇尚实力，对外以力服人，对内实行强权统治。在军队管理上，强调以法治军，赏罚分明。在战略战术上，主张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打歼灭战。他反对“以一国之民而欲成两国之功”。主张集中兵力作战。他的《初见秦》和《存韩》两篇，内容虽然相互矛盾，但却相反相成，不管灭韩还是存韩都为了一个目的，即是从政策上、战略上分裂六国而各个击破它们。他还提出“削株无遗根”。也就是斩草除根的歼灭战思想。在《外储篇》提出作战必须师出有名，必须乘敌之隙，必须取信于民。在《说难》中主张兵不厌诈。在《五蠹》中，反对墨守成规。
《韩非子》经历2千多年的筛选而终究流传不衰，足见他的影响之大。早在古代就有人把韩非的历史地位和孔子相提并论，汉代孔鲋《孔丛子·韩非非圣人辨》写到“韩子立法，其所以异夫子之论者纷如也。予每采其意而校其事，持久历远，遏奸劝善，韩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后乃知圣人无世不有，前圣后圣，法制固不一也。若韩非者，亦当世之圣人也。”从韩非的历史作用来看，他被称为“圣人”也并非过誉。因为不但统一六国、建立专制主义的帝国须用他的学说作思想武器，就是中国的整个封建君主制时代，也离不开他的学说支持。当然，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局限性一样。《韩非子》也存在许多错误之处，比如它所展示的种种阴谋权术，虽被历代独裁者与权奸们奉为至宝，受到他们公开的鼓吹或暗中的利用，但对我们来说，就只有认识价值而无借鉴意义了，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深刻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