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宋辽金元兵法·何博士备论》原文鉴赏
[原文] (节选)
六 国 论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灭下遂至于必可并，六国有可以拒秦之势，而秦遂至于不可拒者，岂秦为工于毙六国耶?其祸在乎六国之君，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
秦之为国，一而已矣，而关东之国六焉。计秦之地，居六国五之一;校秦之兵，当六国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强，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据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于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国之君，知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相与致诚缔交，戮力以摈秦，即秦诚巧于攻斗，则亦何能鞭笞六国，估之骈首西向而事秦哉?又况得以一一而夷灭之也?盖其不知虑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罢者，皆其自相屠毙之谋。此秦所以得收其敞，而终为所擒也。
盖六国之势，莫利于为纵，莫害于为横。纵合则安，横成则危，必然之势也。方其为纵于苏秦也，秦人不敢窥兵函谷关者十五年。已而为横于张仪，而山东诸侯岁被秦祸，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欢，卒至于地尽，而国为墟。六国固尝收合纵之利矣，然而终败于为横之害者，其祸在乎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所谓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者，秦人稍蚕食六国而并夷之，则关东诸侯皆与国也，宜情亲势合，以谋抗秦。然而齐、楚自恃其强，有并吞燕、赵、韩、魏之志，而缓秦之祸;燕、赵、韩、魏自惩其弱，有疑恶齐、楚之心，而胁秦之威。是以横人得而因之，散败从约。秦以气恐而势喝之，故人人震迫，争入购秦，唯恐其独后之也。曾不知齐、楚虽强，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独在乎韩、魏也。韩、魏者，实诸侯之西蔽也，势能限秦，而使之无东。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后，此秦之所忌。使齐、楚、燕、赵审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知韩、魏之为蔽于我，委国重而收亲之。固守纵约，并力一志，以仇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于六国，则六国之师悉合而从之，则秦甲不敢轻越函谷，而山东安矣!
或曰：韩、魏者，秦之错壤也。奏兵之加韩、魏也，战于百里之内;其加于四国也，战于千里之外。韩、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间。而其待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韩、魏，既归而休兵，则四国之乘徼者尚未及知也。今徒执虚契以役韩、魏，则秦人固将疾攻而力蹶之，是使二国速被实祸，而齐、楚、燕、赵反居齿寒之忧，非至计也。噫! 齐、楚、燕、赵之民，裹粮荷戟以应秦敌者，无虚岁也，然终不能纾秦患于一日。四国诚能岁更各国之一军，命一偏将提之以合戍韩、魏，而佐其势，则是六国之师，日萃于韩、魏之郊，仰关而伺秦。秦诚勇者，虽日辱而招之，固不轻出而以腹背支敌矣。
夫苏秦、张仪，虽其为术生于揣摩辨说之巧，人皆贱之，然其策画之所出，皆足以为诸侯之利害，而成败之。盖苏秦不获终见信于六国，而张仪之志独行于秦，此六国之所以见并于秦也。
嗟乎! 使关东之国裂而为六者，岂天所以终相秦乎?向使关东之地合而为一，以与秦人决机于韩、魏之郊，则胜负之势盖未可知。使齐能因其资而遂并燕、赵，楚能因其资而遂并韩、魏，则鼎足之势可成。以其为国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间其欢而离其交，终于一一而夷灭之。悲夫!
秦 论
兵有攻有守，善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当攻而守，当守而攻，均败之道也。
方天下交臂相与而事秦之强也，秦人出甲以攻诸侯，盖将取之也。图攻以取人之国者，所谓兼敌之师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乱也，秦人合卒以拒诸侯，盖将却之也。图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谓救败之师也。兼敌之师利于转战，救败之师利于固守，兵之常势也。
秦人据崤函之阻以临山东，自缪公以来常雄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岂其君世贤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乱，天下相与起而亡秦，不三岁而为墟。以二世之不道，顾秦亦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东，严兵拒关为自救之计，虽以无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区，犹可岁月保也。不知虑此，乃空国之师以属章邯、李由之徒，越关千里以搏寇，而为向日堂堂兼敌之师，亦已悖矣!
方陈胜之首事，而天下豪杰争西向而诛秦也，盖振臂一呼而带甲者百万，举麾一号而下城者数十。又类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胜败之机，败决于一战，其锋至锐也! 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师，乃提孤军，弃大险，渡漳逾洛，左驰右鹜，以婴其四合之锋，卒至于败。而沛公之众，扬袖而下控函关。虽二世之乱足以覆宗，天下之势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
夫秦役其民以从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斗、乐于卫上之风声气俗犹在也。而章邯之为兵也，以攻则不足，以守则有余。周文常率百万之师附于城下矣、章邯三击而三走之，卒杀周文。使其不遂纵以搏敌，而坐关固守为救败之师，关东之士虽已分裂，而全秦未溃也。
或曰： 七国之反汉也，议者归罪于吴楚，以为不知杜成皋之口。而汉将一日过成皋者数十辈，遂至于败亡。今豪杰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关转战何也?嗟夫! 务论兵者，不论其逆顺之情与夫利害之势，则为兵亦疏矣!
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众亦锐于亡秦，是以豪杰之起者因民志也，关东非为秦役矣。汉无可叛之衅，而天下之民无志于负汉。则七国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为汉役者也。以不为秦役之关东，则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战其民?以方为汉役之天下，则汉安得不趋其地而疾诛其君?此战守之所以异术也。
昔者，贾谊、司马迁皆谓：“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则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讥于后世。彼二子者，固非愚于事机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势耳。虽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势，而不知至于子婴而秦之事去矣，虽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楚 汉 论
王天下者，其资有三： 有以德得之; 有以力并之; 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刘汉是也。盖以力则不若智之胜，以智则不若德之全。
至于项羽之争天下也，其所执者为何资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于智、力之资又皆两亡焉。而后世之议乃曰：“项羽其亦不幸遇敌于汉，而遂失之。”嗟夫! 虽微汉高帝，而羽之于天下固将失之也。汉王之于智盖疏矣! 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项羽之力尝强矣! 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
彼项羽以百战百胜之气，盖于一时，手裂天下以王豪杰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观其所赖以为资，盖有类乎力者矣。虽然彼之所谓力者，内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众之劲，搏卒决战，足以吞敌人而已。至于阻河山、据形便，俯首东瞰，临制天下，保王业之固，遗后世之强，所谓真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轻指关中天险之势，燔烧屠戮，以逞其暴。卒举而遗之二三降虏，反怀区区之故楚，而甚荣其归。乃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能知者?”此特浅丈夫之量，安足为志天下者道哉?
后之数羽之罪者皆曰：“夺汉王之关中，负信义于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项氐无意于王，而徒夺汉王之关中，则谓其得罪于区区之信义，可也。如其有意于王而夺之，是得计也!惟其知夺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 古者创业造邦之君而为是之为者可胜罪哉!
韩信未释垓下之甲，而高祖夺其兵，不旋踵而又夺其齐。然而智者不非而义者不罪者，以其为天下者重，而负人者轻故也。是以不顾意气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计也。汉高祖挟其在己之智术，固无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归之者，盖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者也! 又其所负者帝王之度，故于其西迁也，则曰：“吾亦欲东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与项羽异矣。
虽然，使无智术之士，以主其谋，则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关，乃封秦府藏还军霸上，其画婉矣。乃怵于妄议，一旦拒关无纳东兵，以逆其众集之锋，几不免于项氏之暴。使遂卑而骄之，当能舒徐拱揖，以得项王之欢心，莫枕而王关中，抚循其众，徐为后图，则天下不足定矣。幸而复获汉中之迁，因思归之士并三秦、定齐赵、收信越，以与项王亲角者数岁，仅乃得之。
向使项羽据关而王，驱以东出，使与韩、彭、田、黥之徒，分疆错壤以弱其势，则关东之土尚可得兼哉?信乎!王者之兴，固有所谓驱除者也!
晁 错 论
古者持国任事有四臣焉：杜患于未兆，弭灾于未形者，贤臣也;祸结而排之使安，难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 国安矣，挈而错之危世，治矣，汩而属之乱者，非愚臣即奸臣也。盖奸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国任事，祸之府也。
昔者晁错尝忠于汉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权也。是以轻发七国之难，而其身先戮，于一人之言可不谓愚乎?彼错者为申、韩之学，锐气而寡恩，好谋而喜功之臣也。自孝景之居东宫，而错说之以人主之术数也，固以知宠之矣! 及其即位，而以天下听之。彼挟其君之以天下听之也，欲就其所谓术数之效，是以轻为而不疑，决发而不顾，卒以忧君危国几成刘氏之大变。而后世之士犹或知之，独子云乃谓之愚。
子云之愚错也，非以其知不足以卫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国未发之祸，而故趋之于乱也。东诸侯之势诚强矣。强而骄，骄而反，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无骄，御之而使无反者，岂固无术耶?而错之策曰; 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是错之术无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错之所谓祸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
安有数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为之役也?吴王所发五十万之众者，皆其削郡之民也。连七国百万之师，西向而图危关中，乃曰祸小者，真愚也! 夫七国之王，独吴少尝军旅，为宿奸、故恶。其六王皆骄夫孱稚，非有高材绝器、挟智任术，足以就大计者。其谋又非前缔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倘徉相视而起，皆吴实迫之，欲并以为东帝之资耳!
当孝文之世，濞之不朝，发于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贾谊固尝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穷其奸，而以恩礼羁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余年而濞无他变也。濞之反于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吴者四十三稔矣。齿发固已就衰，而向之勇决之气与夫骄悍之情、窥觊之奸皆已沮释矣!今一旦奋然空国西向，计不反顾者，濞岂得已哉?有错之鞭趣其后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抚其国者四十余年。错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赵诸齐皆以暗隐徽慝夺其封国之半，彼固知其地尽而要领随之。是以出于计之无聊，为一决耳!
向使景帝袭孝文之宽杀而恩礼有加焉，而错出于主父偃之策，使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势。则濞亦何事乎?白首称兵冀所非望，而楚、赵诸齐不安南面之乐，而甘为濞役也?
吴王，反虏也，固天人之所共弃，未有不至于败灭者。然亦幸其未为晓兵者也! 使其诚晓兵，则关东非汉有而错之罪可胜戮哉! 方濞之起也，其谋于宿将，则曰：必先取梁。其谋于新将，则曰：必先据洛。二策皆胜策也。而吴王昧于所用，故败亡随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亲母弟，国大而强。北距泰山，西界高阳。今释梁不下，而兵遂西。则汉冲其膺，梁寿其吭，不战而成擒矣。此宿将以先取梁为功者，图全之策也。所谓以正合者也。洛阳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冲;积武库之械，丰敖仓之粟。今不疾据而徐行留攻，则汉骑腾入梁楚之郊以蹙之，败可立待也。此新将以先据洛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谓以奇胜者也。二策者皆胜策也。虽反国之虏无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数也。幸其当时无以双举而并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吴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据洛，此所以亟败也。
所谓双举而并施者，锐师卷甲以趣洛阳，重兵疾攻以覆梁都。虽无能入关，而山东举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取汉兵得以东下。知据洛而不知取梁，则渠兵得以蹑后。使锐师据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据则汉兵不能即东。汉兵不东，则必举梁，梁举而山东定矣。幸其不出于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压梁壁。梁未及下，而亚夫之辈驰入荥阳而壁昌邑矣。求战不得，欲去不可，傍徨无所之，而坐成擒。故曰： 幸其未为晓兵者也!
向使吴王两用其策，而又假田禄伯以偏师，提之以趋武关; 周丘长驱，遂历阳城之北，反虽不迟而祸实大矣! 呜呼! 孰谓晁错非真愚者哉?
汉武帝论
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常举之。有所不必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战之。古之人君有忘战而恶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势蹙于弱而不能振; 有乐战而穷兵，其敞，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势蹶于强而不知屈。然则兵于人之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
西汉之兴，历五君而至于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诛强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乱，征不服，迄终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余年。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于兵也，固惮言而厌用之也，可谓知天下之势矣! 孝景之于汉也，盖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时也。然而即位未几，卒然警于七国之变，故其志气创艾，亦姑安天下之无事，未暇为天下之势虑也。然其为汉之势，亦浸以趋弱矣!
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泽，知夫天下之势将就弱而不振，所当济之以威强，而抗武节之时也。方是时也，内无奸变之臣，外无强逼之国，而世为汉患者独匈奴耳。
夫匈奴自楚汉之起，乘秦之乱，复践河南之地而其势始强。高帝曾以三十万之众困于白登之围，盖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归，不思有以复之而和亲始议矣。高后被其媪书之辱，临朝而震怒矣。终之以婉辞顺礼，慰适其桀骜之情。凡此者皆欲与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
孝文之立，其所以顺悦输遗者，甚至饰遣宗女以固其欢。盖送车未返，而彼已大举深入，侯骑达于甘泉、雍梁矣。其后乍亲乍绝，盖为寇患，至于近严霸上、棘门、细柳之屯，以卫京都。以孝文之宽仁、镇静，摄衣发愤，亲驾而驱之者再。乃至乎辍饭搏髀，而思颇、牧之良能也! 孝景之世，其所以悦奉之情与夫遗给之数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纷然其不止也。
由是观之： 汉之于匈奴，非深惩而大治之，则其为后患也，可胜备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气，选徒习骑，择命将帅，先发而昌诛之。盖师行十年，斩刈殆尽，名王贵人，俘获百数。单于捧首，穷遁漠北。遂收两河之地而郡属之。刷四世之侵辱，遗后嗣之安强。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单于顿颡臣顺，谒期听令以朝，位次比内诸侯。虽曰劳师匮财，而功烈之被远矣。
使微孝武，则汉之所以世被边患，其戍役转饷以忧累县官者，可得而预计哉?甚矣! 昧者之议，不知求夫天下之势强弱之任所当然者， 而猥曰， 文、景为是慈俭爱民， 而武帝黩于兵师，祈至与秦皇同日，而非诋之，岂不痛哉?
使孝武不溺于文成、五利之奸，以重耗天下;攘敌之役止于卫、霍之既死，而不穷贰师之兵，则其功烈与周宣比隆矣。
李 陵 论
善将将者不以其将予敌，善为将者不以其身予敌。主以其将予故，而将不辞，是制将也;将以其身予敌，而主不禁，是听主也。故听主无断，而制将无权，二者之失均焉。
汉武召陵欲为贰师将辎重也。而陵恶于属人，自以所将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愿得自当一队，以步卒五千涉单于庭，而无所事骑也。夫所谓骑者，匈奴之胜兵长技也。广泽平野，奔突驰践，出没千里，非中国步兵所能敌也。以匈奴之强，兵骑之众，居安待佚为致敌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负粮，徒步深入，策劳麾惫为赴敌之客，是陵轻委其身以予敌矣! 而汉武不之禁也，乃甚壮之而听其行。上无统帅而旁无援师，使之穷数十日之力，涉数千里之地，以与敌角而冀其成功。陵诚勇矣! 虽其所以摧败，足以暴于天下，卒以众寡不敌，身为降虏，辱国败家，为天下笑者，是汉武以陵与敌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
法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军独出当单于十万之师，转斗万里，安得不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战者无幸胜，而有常功。计必胜而后战，是胜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后动，是功可以常期也。
秦将取荆，问其将李信曰：“度兵几何而足?”信曰：“二十万足矣!”以问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不可!”秦君甚壮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万众，信将而行，大丧其师而还。秦君大怒，自驾以请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顾非六十万人不可也!”秦君曰：“谨受命。”翦遂将之，卒破荆而灭之焉。
冒顿单于媪辱吕后，汉之君臣廷议欲斩其使，遂举兵击之。樊哙请曰：“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 昔高祖以四十万众。困于平城。哙奈何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也!”吕后大悟，遂罢其议。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将予敌而不辞;吕后听樊哙，以身予敌而不禁，则二将之祸可胜悔哉!
夫李广、李陵，皆山西之英将也。材武善战，能得士死力，然轻暴易敌，可以属人，难以专将。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奋励气节，霆击鸷搏，则前无坚敌，而功烈可期矣! 汉武皆乘其所任，二人者终偾蹶而不济，身辱名败，可不惜哉!
大将军卫青之大击匈奴也，以广为前将军。青徒广出东道，少回远，乏水草。广请于上曰：“臣部为前将军，令臣出东道。臣结发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而青阴受上旨，以广数奇，无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广遂出东道。卒以失期自杀。夫以厂之材勇，得从大将军，全师之出，其胜气已倍矣。又获居前以当单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效，无复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独摧摈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于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
至若陵也，又听其以身予敌，而弃之匈奴，侥幸于或胜。及其以败闻，徒延首倾耳，望其死敌而已，无他悔惜也!嗟夫! 汉武之于李反，不得为无负也!盖用广者失于难， 而用陵者失于易，其所以丧之者一也。
贾复，中兴之名将也。世祖以其壮勇，轻敌而敢深入，不令别将远征，当自从之。故复卒以勋名自终。
盖壮勇轻敌者可以自从，而别将远征之所深忌也。观贾复之所以为将，无以异于陵、广也，而世祖不令别将远征，常以自从者，是明于知复，而得所以驭之之术也。故卒收其效，而全其躯。不然则复也亦殒于敌矣!呜呼!任人若世祖者几希矣。
蜀 论
或曰： 刘备之争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入巴蜀，此所以据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欤! 曰： 有之也。备非特委中原而趋巴蜀也，亦争之不可得，然后委之而西入耳! 备之西者，由智穷力惫，盖晚而后，出于其势之不得已也。
方其豪杰并起，而备已与之周旋于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吕布夺之; 中得豫州，而曹公夺之; 晚得荆州，而孙权夺之。备将兴复刘氏之大业，其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无以暂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
曹操、孙权之兵轧之也。备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刘表也，始得孔明于羁穷困蹙之际。而孔明始导之以取荆取益，而自为资。孔明岂以中州为不足起，而以区区荆益之一隅足以有为耶?亦以魏制中原，吴擅江左，天下之未为吴魏者，荆益而已。顾备不取此，则无所归者故也。是以一败曹公，而遂收荆州，继逐刘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虽然，孔明之于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荆州，而劳用蜀民，功业亦以不就，良有以也!
夫荆州之壤，界于吴蜀之间，而二国之所必争者也。自其势而言之： 以吴而取荆则近而顺，以蜀而争荆则远而艰。蜀之不能有荆，犹魏之不能有汉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孙权暮求荆州。权之求之也，非以备之得蜀而无事乎荆也。亦以其自蜀而争之不若乎吴之顺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盖备一不听而权已夺其三郡。备无以争，而中分畀之。以分裂不全之荆州，而有孙权之窥听其后，为之镇抚则安，动复则危。亮不察此，而恃关侯之勇，使举其众以北侵魏之襄阳。故孙权起蹑其后，杀关侯而尽争其荆州。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荆也。然后备之所有独岷益耳! 虽然，地僻人固，魏人不敢轻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备之不西，而唯徘徊于中州，则亦不知所以税驾矣。
备之既死，举国而属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故尝数动其众而亟于立功。功每不就，而众已疲。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蜀也。夫蜀之为国，岩僻而固，非图天下者所必争，然亦未尝不忌其动。以其有以窥天下之变，出而乘之也。虽然，蜀之与魏，其为大小强弱之势，盖可见也。曹公虽死而魏未有变，又有司马仲达以制其兵。孔明于此，不能因备之亡深自抑弱，以盈怠其心，使共无意于我，励兵储粟，伺其一旦之变，因河渭之上流，裹粮卷甲，起而乘之，则莫不得志。乃以区区新造之蜀，倡为仁义之师，强天下以思汉，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复刘氏。故常千里负粮， 以邀一日之战。不以败还， 即以饥退， 此其亟于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
善为兵者，攻其所必应，击其所不备而取胜也，皆出于奇。孔明连岁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应，以老其师，遂至于徒归。而又以吾小弱而向强大，未尝出于可胜之奇。蜀师每出，魏延常请万兵趋他道以为奇。亮每拒之，而延深以愤惋。孔明之出者六，盖尝一用其奇矣。声言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关辅大震。卒以失律自丧其师，奇之不可废于兵也如此! 而孔明之不务此也，此锐于动众而无其智以用之也。呜呼! 非汤武之师，而恶夫出奇卒以丧败其众者，可屡为哉?虽然，孔明不可谓其非贤者也。要之黠数无方以当司马仲达，则非敌故也。
范蠡之谓勾践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范蠡自知其所长，而亦不强于其所短，是以能济。孔明之于蜀，大夫种之任也。今以种、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获两济者也!
[鉴赏]
《何博士备论》，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所著，何去非，字正通。生卒年不详。浦城人(今福建浦城县)。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被任命为右班殿值武学教授博士。《何博士备论》是他评论从秦汉到五代兴废成败、22个军事人物用兵得失和战略策略的书。纪晓岚在《四库总目提要》中称它“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全书共28篇，现存26篇。而在《历代名贤确论》中，除现存26篇外，还有《论邓禹》1篇。
《何博士备论》从历史经验与教训中，总结战略和战术规律，研究一些重要人物业绩，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论断。本书选录了《六国论》、《秦论》、《楚汉论》、《晁错论》、《汉武帝论》、《李陵论》、《蜀论》7篇，兹择其要点，分述如下：
《六国论》中指出：从秦的实力与六国实力相比较看，秦的幅员为六国的六分之一，兵力为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而六国终于为秦所灭，那是因为六国分别为秦所各个击破的缘故。这是“连横”对“合纵”的胜利，是政治策略的胜利。因为有了这个政治策略的胜利，各个击破六国的战略方针，才得以顺利实现。从这个观点看来，何去非已明确地认识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政治策略决定战略的成败”的道理。从而全面地论述了秦灭六国与战略的关系。所以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苏洵作《六国论》咎(谴责)六国之赂秦(即侧重六国政治策略的错误);苏辙作《六国论》咎四国之不救(即谴责齐楚燕赵不救韩魏的战略错误)。去非所论，用盖二意(即是把政略与战略联系起来研究。)”
《秦论》中指出： 当“天下交臂事秦”之时，秦军东出而灭六国;“当天下相与起而亡秦”之时，章邯率秦军东出而覆灭。问题不在于秦军是否应该东出，也就是不在于战略上攻、守是否得宜，而在于民心之得失。并进一步用西汉周亚夫率军东出而平七国之乱来证明上述论点。他用这些历史事实阐明了“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和“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的真理性。
《楚汉论》中，项羽之败于刘邦，在于“汉高(刘邦)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为其资”;项羽只凭血气之勇，有人才而不能用，“知夺而不知有”，只知夺取地方，而不懂统治的方法，不会利用有利的形势。以致愚昧无知地“捐关中天险之势……反怀区区之故楚，而甚荣其归”。从而指出：智谋必然战胜愚勇。
《汉武帝论》中指出“兵有所用……有所不用。”以汉、匈和与战的经过为例，说：“高帝灭秦楚，征不服，天下流血二十年。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对匈奴不惜忍辱和亲而不肯用兵，是因为用兵条件尚不具备。到景帝时，虽有了用兵的条件，又逢七国之乱，也“姑持安天下之策”。至此，汉已经历五世，他们都既不用兵，也未忘战，并为此而积极准备。到武帝时，才“选徒习骑，择命将帽，先发而倡诛之。行师十年，斩刈殆尽……刷四世之侵辱，遗后世之安强”。这是由于此时条件已经成熟了。所以，“古之人君，有忘战而恶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势蹙于弱而不能振;有乐战而穷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势方于强而不知屈。然则兵之于入之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关键是要看用兵的主客观条件是否已经具备。这对北宋当时所处的情况，无疑有其可以借鉴的地方。
《李陵论》中指出：“李陵以步卒五千当敌骑十万之从”虽然是“英勇悲壮”，但其结果还是全军覆没。认识到：“古之善战者，计必胜而后战”的重要。也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的意思。
《蜀论》认为诸葛亮对荆、益二州“得所以取之，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荆州而劳用蜀民，功业亦已不就，良有以也”。其意思就是说，关羽攻襄阳，以至失荆州;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劳蜀之民”。总之，认为不应攻魏，对于孔明“联吴抗魏”的战略与策略，看来是不理解的。荆州之失，主要在于关羽，既不能联吴，又疏于防吴;“蜀民之劳”，在于刘备执意伐吴，才有虎亭之败，蜀国元气大丧。这两项都是刘、关破坏了孔明“联吴抗魏”的策略所招来的失败，文章作者却把这些都算在孔明的帐上，归咎于他，这是不公允的。至于“六出祁山”，已在荆州既失，夷陵惨败之后，是“以攻代守”的策略，也就是战略上的防御，战术上的进攻。所以孔明拒绝出奇制胜，拒绝魏延建议。这一点也是文章作者所未能理解的。他对孔明的评论，归根到底，就是说，不应攻魏，而应防守待机。须知防御也有积极防御(攻势防御)与消极防御之别，这一点，看来文章作者和北宋士大夫们一样，都卷入了消极防御的思潮中去了。这也可说是“时代烙印”吧!
此外，《晁错论》指出：晁错之愚，就在于既不能防“七国未发之祸”，反而促使七国加速叛乱，不知“上兵伐谋”的道理。继之，又指出吴王濞不懂“两面作战必须集中力量击破一方”的原则。《李广论》指出军纪的重要性。《霍去病论》提出：“善用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也就是说要灵活运用作战原则，而不能死搬教条墨守成规。《魏论》从曹操用兵中，阐述了“兵以诈立”的原则。《司马仲达(懿)论》和《陆机论》中，论述了封建时代君将矛盾。《邓艾论》论述了“偷渡阴平”作战中的创造性和冒险性。《吴论》从孙氏三世治吴，说明“因势利导”，“量力而行”的重要。《晋论》指出分封宗室导致了八王之乱。《符坚论》指出符坚淝水之败的原因是：战争既非正义的，战略、战术上，也违背了“以寡遇(敌)众，其势宣合(集中兵力);以众遇寡，其势宜分(分路前进)”的原则。把众多的兵力集中在一点上，兵力既展不开，前后也不相属，所以失败。《宋武帝论》指出战机之不可失。《唐论》指出方镇拥兵自重，是唐代的乱源。《五代论》着重指出：“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获暮失”，都是由于“强将骄兵”的迭相篡夺。
通观《何博士备论》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明确地对战争性质作了区分。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要看是否合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事”。二是集中论述了战略方面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战略、战役、战术三种概念从来是不加分别的，统称为“谋”、“略”、“计”或“智”，反映在兵学著作上更是如此。《何博士备论》却不同，它除两三篇讲的是对战争的看法和治军问题外，其作都是关于战略方面的论述，近乎战略专著的古代兵书，不仅在它问世之前是没有的。三是寓事于理，论从史出。我国古代兵书，一般都是纯理论性的著作。而《何博士备论》则把对战略问题的观点见诸于“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的评论之上，融汇于重要军事历史人物用兵得失的探讨之中，这种史论结合的论兵方法，是很独特的。
《何博士备论》对研究我国古代战略形成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对后人从战略指导的实践中去评价军事历史人物也有着良好的影响，它丰富了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宝库。日本人曾据该书的《浦城遗书》本进行重刊。欧洲一位名叫佛郎塞尔的学者还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这部兵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