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逼近与人性光辉的叙写——读张学东中篇小说《阿基米德定律》

现实的逼近与人性光辉的叙写——读张学东中篇小说《阿基米德定律》

◎黄昭霞 许峰

近年来，张学东开始对历史变得越发怀疑，他不再像过去那样笃信历史叙事的合理性，也无法消除历史主义所带给他的写作困惑，尽管在过去的小说创作中，他创作了许多充满悲伤历史记忆的作品（如《送一个人上路》《喷雾器》《妙音鸟》等），尽管他可以凭借引以为傲的强大的虚构能力去逼近历史的真相，但是随着他阅历的丰富和对公共生活尊严自觉维护意识的增强，他再也无法缓解作为一个写作者与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再也无法忽视每天面对日常生活所传递出来的每一个切肤之痛的细节，因此，在悲伤的历史记忆和坚硬的社会现实面前，张学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同时，张学东对社会现实的执着书写也无疑冲击着宁夏文学由“西海固文学”所衍生出来的话语秩序和创作规范，张学东清醒地意识到，那些热衷于“大乡土”写作的反现代化书写和那种所谓超越苦难后的精神狂欢的叙事模式最终会让文学写作进入了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从而失去了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对话的机会。正因如此，他的创作在宁夏统一的审美规范中凸显出一番异质性的创作经验，而这种经验正是现代性探索中所亟须的一种拷问现实的审美经验。美国学者玛莎·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一书中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提供一种诗性正义和诗性裁判，而这种判断比经济学功利主义标准具有更多的人性关怀。要实践这种诗性正义，小说就要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的产物去勘探现实世界的存在。因此，作家就应该有一种敢于讲述社会真相的责任。近期张学东创作了一系列如《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尾》《蛇吻》《死水未澜》《父亲的婚事》等积极介入现实世界的小说。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小说，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通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来揭示和回应现代化过程中所滋生出来的社会问题。教育、婚姻、养老、情感等诸多问题已是人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问题编织成了一个个无形的网，困扰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即便无法把握社会的整体，但张学东依然可以寻找到一个社会的小切口，去重新关照被遮蔽的现实，通过有效的细节来激发出对世界全新的感受力，增强干预现实的能力，这也是近几年张学东坚持不变的创作立场。

2018年《当代》杂志第5期发表张学东的中篇小说《阿基米德定律》，这篇小说延续着作者本人对生硬的社会现实进行拷问的创作立场，但这部小说独特之处在于，小说既对社会分化造成的严峻现实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时又在对生存困境的精神逼问中彰显出人性的力量，而独特的解剖刀式的叙事策略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一、断裂社会底层群体生存困境的揭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化在加快前进步伐的同时，也导致社会发展出现了诸多问题，社会变革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社会阶层的分化日益明显，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贫富悬殊也日益加剧，作为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要正视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这种阶层差距，对于作家而言，对底层人和陷入悲惨境地的不幸者的同情是一个作家写作的基本操守。张学东是社会底层群体的代言人，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多都是妇女、儿童、老人、农民工等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于这个群体，他的眼光里充满着温柔的怜悯和无边的同情，尤其是对于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与怜悯。通过积极叙写他们的生存困境和不幸遭遇，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忠实反映，应对时代的艰难问题，批判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

《阿基米德定律》塑造了马娜与朱安身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失足妇女”，一个是城市的漂泊者。两人都生活在城市的底层，都是生活的失意者。马娜来自农村，原本也想做一个良家妇女，不用忍受道德的谴责和社会的鄙视，“清清白白，过正经日子”，可是婚姻的不幸（家暴）让她无法过上幸福的生活，逃跑后又遇人不淑，跌入“污泥浊水”中，成为了一名“性工作者”。朱安身也来自农村，通过上大学留在城市的畜牧站工作，虽人在城市，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土不土，洋不洋……像一只空瓶子，悬浮在城市的河面上”。又因长相丑陋，备受歧视，没有哪个女人会喜欢他，三十好几依然是孤家寡人。长此以往，他的性格变得孤僻，在城市中看不到前途。两个人发生人生的交集，源于朱安身要满足父亲的夙愿，父亲卧病在床多年，一直希望朱安身能够成家立业，抱上孙子。朱安身为了让家里人高兴，花钱雇了马娜假装自己的女朋友，用一种“善意的谎言”来满足亲人们的期待。尽管两人在“欺骗”家人的过程有诸多的不适，但事情的发展还算顺利，可是朱安身的中学同学方寅虎的出现，让这场“善意的谎言”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悲剧。小说中，方寅虎的出现对于马娜和朱安身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方寅虎与马娜之间，方寅虎与朱安身之间，这两组人物关系构成了一种巨大的人生落差和强烈的反讽，同时也是社会阶层分化的隐喻。张学东正是通过对这两组人物关系的细致书写，来实现对底层人物生存困境的揭示。

方寅虎是马娜的客人，是一个十足的嫖客，仗着自己有钱，对马娜进行人格与肉体的双重侮辱，在方寅虎眼里，马娜就是一个卖淫女，她的身体就是用来交换资本的工具，他对朱安身这样评价马娜：“这种贱女人，都是认钱不认人的。”法国著名哲学家让·波德里亚认为消费时代“在‘色情化’的身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交换的社会功能”。所以，方寅虎根本不会去尊重马娜，甚至当马娜拒绝跟他回城时，方寅虎将马娜打得鼻青脸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娜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媒体评论员王传涛曾在《从“失足妇女”到“羊脂球”》写道：“‘卖淫女’从来都不应该成为社会的唾弃对象。相反，她们是我们这个社会最为弱势的群体之一，她们大多出身贫寒，没有正式工作，她们“恨爹不成刚”，即便她们中有部分人受到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因为社会阶层的断裂也难以让她们看到社会地位上升的希望，她们玩世不恭、游戏人生……但悲剧是，人老珠黄之后，她们仍然要为一口生计而忙忙碌碌。”通过马娜的人生经历，我们从中看到：从事皮肉生意，只不过是女性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策略，同时小说也呈现出了遭遇重重困境、生活在底层的女性选择的痛苦与无奈。

方寅虎是朱安身的中学同学，一个曾经靠抄朱安身作业混日子的无赖，一个曾被朱安身所不屑的人，如今靠在歌厅和酒楼应酬承包了城市里的绿化工程，“在城里混得人模狗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朱安身“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后来参加工作，一路可谓过关斩将，可到头来能怎样呢，不过是守在一个半死不活的破单位混口饭吃而已，三十大几的男人，要房无房，要车无车，就因为长得太丑，连个女人也讨不到。”“自己这辈子竟惨败至此”，以至于方寅虎可以“大言不惭地挑衅他侮辱他”，最后被激怒的朱安身举起菜刀用暴力的手段杀死了方寅虎，捍卫了自己作为男人的最后那份尊严。朱安身的命运遭际值得我们反思，由“乡”入“城”的大学生朱安身学习刻苦，业务精湛，可为什么“竟惨败至此”？农村出身的朱安身作为城市新底层的代表，在面临城市高房价、高消费、高压力凸显出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大学教育和知识阶层早已失去了其高高在上的精英地位，在商业化的逻辑中亦步亦趋。出身贫寒的朱安身，早已沦为现实的“庸常者”，丧失理想的翅膀，心平气和地一次又一次接受贫穷的窘境和教育、就业机会的不公（他的那些同班同学，但凡有门路和人脉关系的，多数都改弦更张另谋高就了，唯独像他这种没有任何背景的，又天生相貌比较雷人，只能听天由命了）。他不仅无法与他的那些大学同学相比，与中学时抄他作业的同学相比都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差距。在这样一个高度资本化、商品化、市场化、世俗化、物质化的时代，资本背后的运作逻辑导致了朱安身甚至在面对方寅虎这样的地痞无赖时都显得非常自卑。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在其社会学名作《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中指出：一个“断裂社会”已经正式形成——改革开放之初，一个人的努力终将得到回报，可是在“断裂社会”中，一个人越是努力，可能回报越少。“现代世界被资本和市场裹挟，甚至在‘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意识形态逻辑下，贫富分化也渐被合法化，生命也被关在权力和资本当中，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失衡———断裂’的结构形态，同时形成一种断裂社会的再生产机制。这个机制在不断维持和强化这个断裂社会。”所以，以朱安身为代表的城市新底层，面临着“回不去的乡村，待不下去的城市”这一沉重的时代命题而无所适从，这一主题也成为城市生存者无奈的喟叹和现实困境的写照。

新世纪以来，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等结构性问题的严重存在，像马娜与朱安身这样生活在城市底层的群体，最突出的生存困境是无法获得社会有效的尊重，小说以悲剧收场，充分昭示了两人卑微的生存境遇，在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里，像马娜与朱安身这样沉浮在城市底层的群体如何摆脱生存的焦虑和发展的危机，这是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认真的思考问题，对于作家而言，他们无力提供出详细的解决路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足够了。

二、人性的光辉与绝望的反抗

从《阿基米德定律》这篇小说叙事口吻来看，张学东以同情的目光扫描着弱者的生存背景和精神世界，以充满敬意的笔墨探触着社会边缘群体的人性光辉，以怜悯的文字叹息着沉浮在社会底层那些被欺凌被损害者的绝望的反抗。小说中最为动人的人物形象是马娜，她是一个类似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雨果笔下的芳汀、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玛格丽特、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老舍笔下的小福子的人物形象，作者把她放置于一个特殊的情境中，与丑陋的朱安身假扮男女朋友回家省亲，本来她也有做“良家妇女”的愿望，可是走出婚姻悲剧的她选择一条被人所唾弃的不归之路，“人就是这样，一旦跌入污泥浊水中，就算再多跌几跤，跌得再狠些，也都无所谓了。”与朱安身回老家初始只被马娜当作是一场买卖而已，但随着马娜与朱家人的接触，感受到朱家人的善良与家庭的温暖，而且找回了久违的做人的尊严。尤其是当她推着朱父出来晒太阳，为朱父擦汗和涎水，看到与自己老家一样的玉米地，想起与自己父母劳作的场景，这些宝贵的记忆让马娜流下了眼泪，尤其是自己像个女儿一样挨着朱父的轮椅坐在老人的旁边，此时的马娜身上散发着耀眼的人性光辉，连朱安身看到这一幕都为之动容，为马娜善良的本性感动得热泪盈眶。而马娜此时也忘记了自己现在讨厌的“野女人”的角色，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我今天还真觉得自己像个新娘子，这滋味可真好啊，我好久都没觉得自己像个好女人了。”张学东没有把马娜塑造成一个轻佻、只贪图金钱而道德沦丧的卖淫女，而是用同情的笔触给予她人性的光辉。当代著名评论家李建军曾指出：“对妓女这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不幸者，伟大作者的态度，都是同情和怜悯的。而且，这种同情和怜悯，不是那种向下俯视的施舍式的同情，而是怀着敬意的，写出她们的不幸、纯洁、善良、无辜和牺牲精神，写出她们身上被黑暗和罪恶遮蔽的洁白和伟大来……”。法国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的名作《羊脂球》告诉我们：世界上并不存在天然的失足妇女，在某种需要或某种压力，抑或是某种体制之下，失足妇女也都是社会与时代的牺牲品，一样需要去尊重。对于作家而言，更不能毫无怜悯之心地去做冷漠的书写，从这一点上，张学东可称是一位有着强烈道德感的作家。

对于朱安身而言，原本花点钱雇沦落风尘的马娜作女朋友与自己回家搪塞一下家人，并未奢望与马娜有进一步的发展，可是随着家人与马娜的接触发现，马娜并不像她的职业一样“只认钱不认人”，她不仅漂亮，而且本性善良，马娜唤起了朱安身作为男人早已淡忘甚至厌恶的那种男女之间的情感，当马娜被朱家人感动，并吻了朱安身的额头抱着他说出：“要是咱俩真的有缘，那就下辈子做回夫妻，我一定干干净净等着你……”。此时两人产生情感上的契合，朱安身紧紧地抱着马娜，仿佛马娜真正成为了自己的女朋友。这一切的美好，若继续下去，两人有可能走向幸福，而小说也会成为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然而，张学东的《阿基米德定律》讲述的是一部悲剧，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随着朱安身中学同学方寅虎的出现，美丽动人的故事开始滑向了悲剧，这个无赖了解马娜的过去，并驾驶着象征金钱和地位的小轿车不时出现在朱家门口，最后竟不顾朱安身的尊严殴打马娜并要强行带走马娜。而马娜与朱安身之间此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短暂的相处已经让两人的情感上产生了契合，作为弱者的朱安身已经无法再像过去一样一味地选择逃避，无法再用正常的言语和文明手段阻止心爱的人被眼前的这个流氓欺侮，被逼无奈的他只好举起手中的菜刀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马娜与朱安身作为沉浮在社会底层的被欺凌被侮辱者，他们的反抗是绝望的，也是血腥的，最终也只能是悲剧的。作者为我们展示了美好情感逐渐生成又遭遇残酷毁灭的过程，这个悲剧深深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也促使我们对这场悲剧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度的追问。

三、叙事艺术如何去逼近社会现实

《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崔道怡曾这样评价张学东：“他是一把解剖刀。”解剖刀般地逼近现实，正是小说最为根本的叙事策略。而作为一把解剖刀，张学东的叙事对于其解剖对象即社会底层群体现实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具有特别的意义。

正如前文所讲述的，近些年张学东执着于去面对坚硬的社会现实。但是在消费主义弥漫的时代，社会现实往往被一些所谓的娱乐头条、社会杂闻所覆盖，过滤后的有价值的东西其实所剩无几。所以梅洛·庞蒂才说：“任何社会新闻都不可能引发深刻的思想。”而张学东对现实的书写专注于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并在揭示问题的同时挖掘出人性的深刻内涵。在批判现实、揭露真相过程中，顽强地显示出文学的力量与尊严。陈思和先生曾经指出：“在当前新闻报道普及的情况下，短篇小说的艺术功能不在于用另一种笔墨重复《南方周末》上的新闻信息，它关心的是通过事件的叙述如何透视出人性的内涵以及人在面对事件时所显现的精神的向度。”张学东之前的《尾》《父亲的婚事》《蛇吻》《死水未澜》均没有停留在社会新闻报道的叙事层面，而是深入到故事的肌理去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悲悯的情怀，尤其是那种充满绝望的悲剧化的美学叙事策略，震撼着读者的心灵，《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如此，《阿基米德定律》亦是如此。

《阿基米德定律》设置了一个巧妙的故事开头，采用了一种“嵌套式”的叙事模式。小说故事的开头是朱安身因外貌丑陋而一直单身，为了安慰不久于人世的老父亲，与沦落风尘的马娜达成协议，假装男女朋友回家省亲。这样的故事开头是非常巧妙的，一是人物形象所具有的社会普遍性意义，让叙事不再是一种个体经验的表达，而是带有一种普遍性的叙事经验形成了对现实不断的逼视与追问。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类似朱安身这样的城市漂泊者租对象回家过年已不再是新闻了。像马娜这样经历婚姻家庭的悲剧成为失足妇女这一角色的女性更是具有普遍性（关于失足妇女的问题可参阅潘绥铭教授的相关研究）；二是小说的开头成为叙事的动力源，不断推动故事的进一步展开。小说开头设置朱安身在城市里一直是单身的角色。所以才有了要花钱雇佣一个沦落风尘的女子马娜假装自己的女友回家的故事情节。但是在这一细节里，暗含着两个要交代的故事疑点。其一朱安身为什么一直单身？其二马娜是如何沦落风尘的？尤其是前者，张学东用一种嵌套式的叙事方式，详细叙述了朱安身在求学与工作后的情感遭遇，用以辅证小说叙事的合理性。在这篇小说中，主要故事以现在式在不断发展与推进中，嵌套着人物过去的故事，而这些交代人物过去的故事与主要故事构成表里关系，过去的故事变成了主要故事所要“逼近”的“真相”（朱安身与马娜作为沉浮社会底层的命运遭际）。这样一来，嵌套其中的故事与主要人物被叙述者有机地统一在同一个叙事整体中。它们在故事的推进和发展中交叉混合形成一种叙事的张力，给整个叙事不断地补充意义与缘由，使小说呈现出的现实更为深厚而广阔。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细细揣摩这篇小说的开头，极具现实典型的两个人物，演绎着一个现实中看似荒诞实则无奈的故事。张学东用近乎于解剖刀式的叙事策略来逼近与解剖着现实，呈现给我们一定的现实结构。

《阿基米德定律》这篇小说也呈现出张学东独特的叙事语言。人们常说，在现实面前，所有的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语言自身的表达缺陷无法完美地去还原现实，这就要求作家在描人状物的过程中力求准确、形象。而张学东在此篇小说中，不断用鲜活生动的语言去还原现实生活的质感，将丰富的阅历与见识融入到对现实的深刻思考，以一种诚实的态度面对我们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这表现了作者在语言修辞方面的匠心独运。据笔者粗略统计，本篇小说共使用了50多处比喻句，这些比喻句使所表现的对象更加形象、具体、生动，让人易于接受，印象更加深刻。比如文中有一句“她一寸寸地挪移，犹如一条惊蛰过后，刚刚苏醒的肥白的虫子。”将身体挪移中的马娜比喻成一条肥白的虫子，既表现出马娜当时的动作形态，又展现出了马娜雪白性感的肤色。还有一句“老年人皮肤特有的那种薄脆感，使她摸着像一片颤颤巍巍的黄表纸。”形象地表现出老年人皮肤的那种干瘪脆弱的特点。类似这样形象巧妙的比喻句在小说中比比皆是。

再者就是这篇小说的语言除了形象、生动以外，还非常注重语言的象征意味（题目及人物的生存状态便具有一种象征性），有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效果。这一特点在小说每一小节的结尾处的那一段语言尤为显著。不仅能够很快地的完成故事的收尾，而且还营造出一种无奈、茫然的气氛，这与小说整体悲剧的氛围相一致。另外，这篇小说的语言也很好地做到情感的节制，文字冷静、客观，即便是表现高度紧张的冲突与人物的情感状态，都尽可能做到叙事上的收敛，毫无恣肆之感，虽然不像新写实小说那样追求零度情感写作，但张学东依然让这场震撼人心的悲剧被叙述得如此平静，甚至省略了暴力实施的具体细节，充分体现出了张学东叙事的老道。

我们在慨叹《阿基米德定律》对现实世界格外真实的再现以及这个世界中同样真实而复杂的人性经验的叙写的同时，也不得不叹服作家对现实社会及人性的深刻思考。张学东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关注着我们当下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滋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像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样：“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区域和经验。作家的职责是描绘各种现实：各种恶臭的现实、各种狂喜的现实。文学提供的智慧之本质（文学成就之多元性）乃是帮助我们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永远有一些别的事情在继续着。”很显然，正是依循着这样的小说理念，所以张学东才在《阿基米德定律》中给我们展示出了这么一种真实深刻的人性世界与现实世界。

本文是宁夏哲学社科青年项目《新时期宁夏文学批评话语研究》（课题号：18NXCZW01）阶段性成果。

黄昭霞，文学硕士，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许峰，宁夏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