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审言的《渡湘江》与宋之问的《渡汉江》对比赏析

杜审言的《渡湘江》与宋之问的《渡汉江》

胡应麟在《诗薮·内编》中指出，初唐七言绝句“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在胡所举的这两首诗中，以《渡湘江》更为可取。诗如下：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

在初唐诗人中，杜审言（字必简，约645—708）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他在中宗神龙元年（705）曾被流放到南方极为偏远的峰州（治所在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上面这首诗当是他在这次流放途中所写。这是一首即景抒情之作。诗人在渡湘江南下时，正值春临大地，花鸟迎人，看到江水滔滔，朝着与他行进的相反方向流去，不禁对照自己的遭遇，追思昔游，怀念京国，悲思愁绪，涌集心头，写成了这首诗。

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游赏注入了今天的悲伤情绪。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为眼前的美好春光涂上了心中的愁苦色彩。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衬托“边愁”。王夫之在《诗绎》中曾举《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两句为“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的例子。杜审言的这句诗，也正是“以乐景写哀”从而使所要表达的“边愁”显得更强烈、更突出。与杜审言的这句诗相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其以花鸟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绾合全篇的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悲，见花鸟而愁，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对比“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这首诗，通篇运用反衬、对比的手法。诗的前两句是今与昔的衬比，哀与乐的衬比，以昔日对照今春，以园游对照边愁；诗的后两句是人与物的衬比，南与北的衬比，以京国逐客对照湘江逝水，以斯人南窜对照江水北流。这是一首很有艺术特色的诗，而出现在七言绝句刚刚定型、开始成熟的初唐，尤其难能可贵。

可与这首诗参读的有宋之问（字延清，约656—712）的一首《渡汉江》：

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在初唐诗坛上，宋之问与杜审言齐名。两人都在中宗神龙元年因交结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兄弟而获罪。宋之问被贬到了南方的泷州（今广东罗定）；这首诗应是他从泷州返回家乡时写的。对照之下，杜、宋两作在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上各有其独到之处。《渡湘江》诗，如前面所分析，是通篇以景物与悲思两相衬映，赖情景交织而成篇。《渡汉江》诗，则通篇只抒写情事，丝毫不借助于景物的烘托。诗的前两句“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只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远在岭外、乡书久绝的事实。诗的后两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也不事渲染地表达了渡过汉江、行近乡里时的心情，而这一心情正来自前两句所叙说的那样一个事实。从内容看，这后两句所表的情与前两句所叙的事有其因果关系，是紧相承接的，但不是顺承，而是反接。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指出，这首诗“即老杜‘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意”。他又在《说诗晬语》中说：“少陵……有反接法。《述怀》篇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从沈德潜的这两则评语来看《渡汉江》诗，可以窥见其机杼，它也是以反接来显示波澜的。

这首诗的承转关捩也在第三句。如果读到这句诗开头的“近乡”两字时掩卷试猜下文，读者会以为下面要写的可能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描画的那种“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情景，决想不到下面写的竟是“情更怯”，竟是见了从家乡来的人，连家乡的情况也“不敢问”。这乍看似乎出乎情理之外，细想又确在情理之中。在通常情况下，旅人长期在外，远道归来，想到家乡已近，自应满怀喜悦，见了家乡来人，自会问长问短，只有这样，才是合情合理的。至于陶渊明的见征夫而问路，望故宇而奔驰，是因他不愿心为形役，弃官归来，在还乡的喜悦中更加上了得遂初服、“无官一身轻”的快慰。但宋之问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不幸谄附权贵，为清议所不齿，终于因此获罪，远贬偏州，又与家乡长期不通音问，他的精神上的重负是可以推知的。这次纵然从贬所归来，也不可能得到解脱。这两句诗中所表达的这种愈近家乡、愈觉胆怯的心理，应当包括无颜见家乡父老的羞愧感，包括家中情况不明、家人吉凶难卜的疑惧不安感，也包括身败名裂、前途渺茫的迷惘空虚感。其“情更怯”的心理因素是很复杂的；而对作者来说，在即将抵达乡里时产生这样的心理，又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也像一般还乡者那样一味欢欣，也像陶渊明那样轻松愉快，反而是不近情理的。据《新唐书·宋之问传》记载，他从泷州是“逃归”的；那么，这种“不敢问来人”的畏怯心情就更为复杂了。可以说，这首诗既直又曲，似浅实深。它是直书心事的，又是曲尽人情的；它的语言是浅出的，而笔触却是深入到内心的。

前面杜审言的《渡湘江》与这首宋之问的《渡汉江》，都是初唐绝句中的名篇。两作，诗题相似，都是渡江有感而作；但一写南去，一写北来，一写于前去贬所的道中，一写于贬所归来的路上。远去固可悲，归来也堪哀。从两诗，可见在封建时代，仕途风波之险，诗人愁思之多。当然，就杜审言与宋之问的获罪原因而言，特别就宋之问的品格而言，是不值得同情的。但作品不必因人而废，在文学欣赏领域里是不妨就诗论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