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诗歌

丹麦诗歌

从历史文物上的北欧古文字——“罗纳”的铭文可以看出，古代丹麦人对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诗歌形式十分熟悉，但丹麦英雄诗歌的原有形式却没有保留下来。萨克索·格拉玛蒂库斯曾用拉丁文的散文和六音步诗体，把在民间口头流传的传统诗歌记录下来，并进一步把这些材料和非丹麦的成分融合在一起。这些经过改写的诗歌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精神气质，其主题一般是战争、爱情、忠诚等。《巴尔卡莫尔》是一部对话体的诗歌，对战争进行了气势磅礴的描写，其中的英雄人物在盎格鲁—撒克逊诗歌《威德西斯》和《贝奥武甫》中也曾出现。另一部叙事诗《印盖尔德》(约950)是一位年迈的武士的独白，他斥责在位的国王过于怯懦，未能给被谋杀的先父复仇。丹麦流行的是一种英雄体的短叙事诗，其内容比较简单，往往叙述单个情节，有限的几个人物出现后便立即进入高潮而收场。最常使用的诗节是吟唱诗格式，由8行组成，每行有两个重音节拍，每两行采取头韵法押韵。

在中世纪(1100—1500)，丹麦诗歌吸收了欧洲宫廷诗歌的精神和形式。12世纪初，法国民谣传入丹麦，这是当时主要的不朽之作。而另一方面，丹麦民谣则呈现叙述明快的格式，它也保存了本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特点。它像古代丹麦诗歌一样反映了贵族阶级的生活。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诗歌名篇是《丹麦韵文编年史》(约1495)，它很可能出自教会修士尼尔斯之手。16世纪时，用丹麦语创作的诗歌仍然保持了中世纪的精神和形式，但是民歌和韵文编年史是主要文体形式，并显然受到日益增长的日耳曼影响。丹麦的戏剧作品发展较迟，第一位卓有贡献的诗剧作者是希伦尼玛斯·于斯提森·兰克(1537—1607)，他的滑稽剧《吝啬的异教徒》是霍尔堡以前的丹麦戏剧杰作。该剧所采用的形式是双行四音节韵诗，即一种押韵的双行体，其间夹杂一些抒情诗的音律单元。

17世纪时，文艺复兴波及丹麦，诗人们致力于按照古典模式创作丹麦民族诗歌。当时最杰出的诗人是安诺斯·阿勒博(1587—1637)，他根据杜·巴尔塔斯的《那个星期》写了一首《六音步诗》(约1622)，其中一部分使用六音步双韵体，另一部分使用亚历山大格。这种文体使用古典作品和神话中的意象，显得过分矫揉造作，除了一些描写自然景色的章节外，其他部分大多内容晦涩，令人费解。当时最著名的语法学家汉斯·米克尔森·拉夫恩(1610—1613)发展了一种丹麦的音律理论，为当时两位著名诗人伯尔丁和金果的诗歌写作提供了必要的诗律理论工具。

安诺斯·伯尔丁(1619—1677)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他吟唱美酒、女人和诗歌，也创作歌颂大自然的优美抒情诗。偶尔他的古典主义倾向也会有损于诗歌的意境，他的《敞篷马车歌谣》一诗就有些瑕疵。他虽然能得心应手地运用新的音律格式，使之成为诗意表达的精妙手段，但托马斯·金果(1634—1703)才是充分利用新音律各种格式的第一个伟大诗人。其主要作品是《圣歌集》第1、第2册(1674，1678)，至今仍被传诵。金果的赞美诗主要受到《旧约》中希伯来先知们的启发，带有明显的巴罗克风格，主题对比强烈，比喻生动具体;但是有时不免有牵强附会、不合情理之处，在关于耶稣受难以及关于死亡的诗歌中尤其如此。金果最成功的作品是讴歌黎明和黄昏的歌曲，而在这些诗歌中占主导地位的则不是巴罗克风格。这些作品以质朴淳厚而又庄严有力的风格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崇敬与热爱。

17世纪，丹麦诗歌主要受德国诗歌影响;18世纪，则主要受法国布洛瓦所倡导的新古典主义的影响。这一转变是挪威人路兹维·霍尔堡积极推动的结果。他在挪威及丹麦文学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霍尔堡以写作讽刺资产阶级的喜剧蜚声文坛，但是他的讽刺诗《彼德·鲍斯》(1719—1720)是他的成名之作。这首诗歌的风格酷似布瓦洛的《讽刺诗》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一首具有明显社会意义的讽刺诗作。霍尔堡在文学上的古今之争中，坚决拥护现代派的主张，而把荷马、维吉尔等的英雄体诗行用作表达普通人的感情的工具。他既抨击达官显贵的自命博学和狭隘心胸，也反对一般人的愚昧无知和盲目迷信。这首诗的发表，确立了霍尔堡作为丹麦文学史上第一位中产阶级代言人的地位。

18世纪前半叶，丹麦抒情诗歌的代表人物是安布罗修斯·斯蒂布和汉斯·阿道夫·布罗松。斯蒂布(1705—1758)创作了包括从宗教抒情诗到饮酒歌的各类作品。其诗歌在形式上受意大利歌剧咏叹调的影响，语言简练优雅，描写生动细腻，具有罗珂珂式的风格。霍尔堡代表了理性主义思潮，而布罗松则表达了宗教虔诚。这种情感在克里斯蒂安四世统治时期(1730—1746)的丹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18世纪后半叶，在哥本哈根定居的挪威作家于1772年成立了“挪威协会”，继承了法国新古典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丹麦文学协会于1774年成立，约翰内斯—埃瓦尔任荣誉会员。这一流派注重情感与想象的表达。这样，丹麦文学中强调理性与注重情感的两种潮流，分别采取了更加系统的新形式。埃瓦尔(1743—1781)是丹麦浪漫主义前期的抒情诗人。德国诗人克洛卜施托克对他的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克洛卜施托克是德国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根据北欧日耳曼传说创作的戏剧等作品，预示了德国文艺复兴的到来。他曾把埃瓦尔介绍给萨克索·格拉马提卡斯。与此同时，埃瓦尔也阅读了麦克菲森的《莪相作品集》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的第一部重要诗剧是《鲍尔德之死》(1773)。这部剧作融合了法国古典主义与克洛卜施托克北欧悲剧的表达手法，采用阴性结尾的自由体格式。埃瓦尔首次把这种形式运用于丹麦诗歌创作。他最成熟的剧作是歌剧《渔民》(1780)，这部作品以辉煌的文体表达了普通人民的生活，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丹麦国歌就选自这部歌剧。18世纪后20年中惟一的重要诗人是延斯·巴格森(1764—1826)。他的创作没有固定形式，按照个人经历的趋向进行写作，不断在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之间游移不定。

丹麦最卓越的诗人是阿达姆·欧伦施莱厄，他的诗作《黄金号角》(1802)宣告了丹麦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开始。欧伦施莱厄的诗歌创作深受挪威作家亨里克·斯特芬斯的启迪和影响。斯特芬斯曾于1802年在哥本哈根阐述了谢林和施莱格尔两兄弟的美学理论，唤醒了欧伦施莱厄胸中沉睡的诗才。欧伦施莱厄的《黄金号角》一诗斥责了理性主义，赞美了天才，认为只有天才能够洞察自然与历史的奥秘，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这首诗歌采用的形式是经过改进的古代冰岛吟唱诗格式，是一首既有北欧地方特色，又具丹麦民族风格的新型诗歌，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精神。欧伦施莱厄的作品包括叙事诗、抒情诗和诗剧等。他的传奇诗也很著名，取材于当地民谣，但其格式却采用八行体或意大利三韵句。他还仿照莎士比亚风格创作了抒情喜剧诗《仲夏夜之剧》(1803)，该剧采用双行四重音诗体，以反语讥讽当时流行的诗学观点。欧伦施莱厄用无韵诗创作的神话剧《阿拉丁》(1805)，表现了他的浪漫主义哲学思想。这部诗剧富于莎士比亚式的对比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从崇高壮烈到平庸凡俗的各种情调。1806年以后，欧伦施莱厄转而崇拜歌德和席勒，在他们客观主义表现手法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主观主义风格。以后，他又赞同德国海德尔堡浪漫派振兴民族传统的主张，他的作品也从表现普遍性的感情转为表达民族感情。1807年，他发表了《北方诗集》，其中包括《善良的鲍尔德》《托尔出游记》和仿照席勒《华伦斯坦》创作的无韵体悲剧《哈肯·雅尔》。这些诗作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因为它们保存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古老的神话遗产;同时这些诗歌也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德国的一些名篇。另一位启迪民族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格伦特维(1783—1872)。虽然他主要是一位文化领袖而不是诗人，但是他所创作的赞歌却为丹麦文学竖立了一座丰碑。这些赞歌描绘了丹麦山河的美景，记叙了北欧奇妙的神话，显示了他的独特诗才。

1830年左右，纯朴的浪漫主义诗潮变得更具有社会意识，更注重理智思考，结构上也更趋成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是约翰·卢兹维·海贝亚(1791—1860)。他擅长写作浪漫主义戏剧，这些轻松喜剧文笔优美，时而运用散文，时而运用诗歌，时而描写社会，时而进入梦幻，十分吸引读者，致使人们对欧伦施莱厄的作品失却了兴趣。他笔下的《七个懒人的一天》等作品虽然充满了对社会问题的嘲讽，但是他所讽刺的主要对象却是他在《死后的灵魂》(1841)中所描绘的愚昧荒诞的资产阶级。有钱人的灵魂已经习惯了“饫甘餍肥、麻木不仁的尘世生活”，自然毫无痛苦地适应了地狱的环境，因为在地狱中，从来不存在任何的思想意识。

早在19世纪20年代，斯泰恩·斯滕森·布利克(1782—1848)、保罗·M·默勒(1794—1838)已经发表过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诗篇。布利克最优秀的作品是《编织室》(1842)。这是一部夹杂着诗歌及民谣的故事集，它不仅是丹麦地域诗歌的先河，也是丹麦现代诗歌中应用方言的首篇。弗雷泽里克·帕卢丹—缪勒(1809—1876)在诗坛上的地位仅次于欧伦施莱厄，他开创了丹麦的批判现实主义诗歌。他的创作具有严格的伦理哲学性。他早期受到拜伦《唐·璜》的启示而创作了抒情叙事诗《舞女》(1833)。这首诗仍然流露着唯美主义情调;它以意大利八行体写成，既十分凄楚动人，又不乏反语讽刺。在写出三部神话诗剧后，他又仿效拜伦的风格，完成了长达三卷的著名叙事诗《始祖亚当》，展现了一幅幅讽刺画面，批评了当时的丹麦文化。像海贝亚在《死后的灵魂》中所表述的一样，他发现丹麦文化缺乏理想主义，而由一种潜隐的折衷主义支配着一切。

在现实主义与讽刺作品流行的同时，浪漫主义仍然开放出绚丽的花朵，代表性的诗人有卢兹维·伯特克、埃米尔·奥勒斯楚普、克里斯蒂安·温特等。他们的诗歌主要表现了唯美主义的特色及丹麦民族在爱美、审美方面的天性。伯特克(1793—1874)和奥勒斯楚普(1806—1856)均以创作爱情诗歌著称，前者情调委婉、伤感、低沉，后者感情激越、轻快、欢畅。温特(1796—1876)是最优秀的丹麦抒情诗人之一。他往往将自然之美与爱情之美融为一体，表现更加曲折细密，如在《采樵》(1828)一诗中，他通过十个传奇故事描绘了乡村的风土人情。温特的成功之作是爱情诗《致某人》(1843，1849)以及传奇诗《飞奔的鹿群》(1855)。这些中世纪式的田园诗歌采用了《尼贝龙根之歌》的诗节格式，但并不拘泥于其形式而有所变化;语言属于略带古丹麦语色彩的口语体。同挪威语及瑞典语相比，丹麦语的响度较低，起伏较小，谐音较少，声门塞音往往导致节奏的间歇。因此，丹麦语一般适宜于创作精巧亲昵的抒情诗、描述诗、沉思诗和讽刺诗。这正是霍尔堡直到现代丹麦文学的写作传统。温特的抒情诗歌，尤其是他所擅长的田园抒情诗，是丹麦抒情诗歌的楷模。

19世纪70年代，在批评家格奥尔格·布兰代斯的引导下，丹麦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布兰代斯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学创作要“把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受到这一理论影响的主要作家有延斯·彼得·雅各布森(1847—1885)、霍尔格·德拉克曼(1840—1908)、卡尔·吉勒鲁普(1857—1919)等。雅各布森从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中得到启发，采用自由诗体，写作萦回曲折的独白诗，他称之为“蔓藤花纹体”。这些诗歌色彩强烈，音调朦胧，显示出其来源于潜意识的特色。德拉克曼1872年在《诗歌》以及《英国社会主义者》等刊物上发表作品，表明自己是布兰代斯派的诗人。但是后来他在政治和爱情上都抛弃了激进派的观点，转而采取新浪漫主义派的立场。他的戏剧作品，如《往昔》(1885)，多取材于中世纪的神话故事，也反映了他这种浪漫主义立场。他的诗剧《韦兰·史密斯》(1894)在风格上受到莎士比亚和瓦格纳的影响，再次表明他是一位激情洋溢的抒情诗人。在德拉克曼的最佳诗集《大海之歌》(1877)中，他心驰神往，表现了大海澎湃咆哮、倏忽万变的景象，也发现了他自己在心智上像海神般变幻不定。他创造了一种灵活流畅的诗体，诗句长短参差多变，节奏自由不拘一格，既有流畅的诗意，又有优美的格律。德拉克曼的诗歌风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无疑是丹麦诗坛上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19世纪90年代，新浪漫主义运动兴起，自然主义逐渐隐没。约翰内斯·约恩森(1866—1956)、维戈·斯图肯贝尔(1863—1905)和索弗斯·克劳森(1865—1931)共同创办了《塔楼》月刊(1893—1894)，为这一运动发表了纲领。约恩森任月刊主编。他的《情怀》(1892)一诗，将法国象征主义的梦想与远见引入丹麦文学。他后来的作品多为反思诗作，反映了其1896年皈依罗马天主教的思想变化。斯图肯贝尔的抒情诗主要是爱情诗歌，色彩淡雅，音调沉郁，犹如娓娓倾诉个人的衷情。克劳森的诗歌富有独创性。他不仅在美学理论上，而且在玄学观点上都是一位坚定不移的象征主义者。这一点在他的爱情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些诗歌表现的主题下，可以看出一种本体的格式，矛盾的两者互相对立，不可弥合。在他杰出的六音步诗《原子的反抗》(1925)中也充满了二元论观点。这篇作品预示了原子时代的到来。其他两位新浪漫主义诗人是黑尔厄·罗泽(1870—1937)和卢兹维·赫尔斯泰因(1864—1943)。罗泽的抒情诗歌轻盈飘逸。他的佳作《阿丽埃尔》(1914)既表现出优雅的风格，又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使人联想起雪莱的诗歌。赫尔斯泰因没有受到象征主义的影响，他坚持认为人与自然本为一体，并从这一观点出发，创作了优美纯朴的抒情诗歌。

由于国际潮流和社会政治的影响，20世纪的丹麦诗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思潮与风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丹麦诗人摒弃了19世纪90年代那种以探索灵魂为特色的象征主义抒情诗歌。这是日德兰半岛地区诗歌占据主导地位的十年，主要诗人有耶伯·奥凯(1860—1930)和约翰内斯·威廉·延森(1873—1950)。奥凯是布利克和罗伯特·彭斯的追随者。他是一位第四阶层的诗人，曾用雄健有力的诗篇，嘹亮地抒发过本阶层的感受，但是他的后期作品却包容了全民的感情，表现了他们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延森诗歌的内容广泛，涉及了文化和种族方面的各种问题。他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启迪，创作了一篇关于“从朱特人到英国人再到美国人”这样一个种族进步的奇异神话，并在探险家哥伦布身上看到了这个种族的缩影。因此，他的诗歌主要是以生命力和愿望为主题，与这些主题交替出现的是一种忧患意识。延森的用语显示了一种富于奇想的现实主义与华丽的美感的不协调的结合，诗人力求在无穷的变化中，表现出生气勃勃的现实世界。这种用语对现代丹麦诗歌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位多产的诗人是瓦尔德马·勒达姆(1872—1946)。他的诗歌在刚健雄浑方面，可以与德拉克曼的作品媲美。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年代末，丹麦诗歌再度复兴。在延森的作品及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下，埃米尔·邦内里克(1893—1953)和汤姆·克里斯藤森(生于1893)发展了一种革命性的美学理论，旨在创造新的美感形式和社会风尚。克里斯藤森的《海盗之梦》(1920)，突出刻画了爵士乐时代的狂躁精神，表达了人类本能的粗野爆发;这部作品声情并茂，极富刺激性。与此形成奇妙对照的是奥托·盖尔斯台德(生于1888)的诗歌风格，他的《演艺船》(1922)使人联想起T·S·艾略特的《荒原》。他是延森的崇拜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仍然坚持丹麦诗歌激进的人文主义传统。受到人文主义影响的还有驰骋于20世纪30年代诗坛的尼斯·彼得森(1897—1943)和保罗·拉·库尔(1902—1956)。彼得森在《欧洲在燃烧》(1933)一诗中，以阴郁的笔调表达了他对西方文化的担忧。拉·库尔受克劳森及现代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等人的影响，在强调文化价值的基础上，用诗歌探索个人新生之路。还有两位重要的个性诗人：佩尔·朗厄(生于1901)和延斯·奥古斯特·沙德(生于1903)。朗厄的碑铭体诗歌表现了极高的艺术技巧。沙德是一位富于哲理的幽默诗人，擅长以超现实主义观点剖析世事人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德国的占领，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激发了丹麦诗歌的创作活力。这一时期最动人的诗篇是古斯塔夫·芒克·彼得森(1912—1938)的作品。他是一位现代派的叛逆作家，在西班牙参加了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诗人战士的典范。另一位富有创造力的诗人是莫登·尼尔森(1922—1944)，他以沉重坚忍、不加修饰的形式表达了对生活及自由的酷爱与向往。他参加了地下抗德运动，1944年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和以上两位诗人关系密切的有哈尔弗丹·拉斯穆森(生于1915)与埃里克·克努德森(生于1922)。丹麦年轻诗人的第二个群体最初是以期刊《赫雷提卡》为论坛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作品具有宗教性的倾向。奥勒·萨维(生于1921)和欧勒·韦沃尔(生于1921)，采取基督教象征主义手法，在诗歌中刻画出世界经历大灾难、大荒芜之后，人类获得重生的景象。但是在写作风格上，萨维更接近于抽象派绘画的表现手法;韦沃尔则更接近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受里尔克影响的还有托基尔·布约恩维(生于1918)，他是新一代诗人中最重要的人物。应当提及的诗人还有：约恩·纳什(生于1920)，他师承芒克·彼得森的风格;托弗·迪特勒夫森(生于1918)，她是一位著名的女诗人;欧弗·阿比尔高(生于1916)，他的诗歌带有前浪漫主义的巴罗克风格;弗朗克·耶耀(生于1926)，他师承沙德的幽默笔法;罗伯特·科里登(生于1924)，他的客观主义自然诗意象别具一格。虽然20世纪50年代，散文重新在丹麦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上述诗人和略早于他们的同时代诗人，却为丹麦诗歌开辟了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