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人事剧变的时代，若将人类的行动加以观察，便可感到一种苦闷无能的情操。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群众却是大家都参加着的，且大家都想阻止，指引这谬误，而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谬误的行动的影响。普遍的失业呀，灾荒呀，人权剥夺呀，公开的杀人呀，生长在前几代的人，倒似乎已经从这些古代灾祸中解放出来了。在五十年中，西方民族曾避免掉这种最可悲的灾祸。为何我们这时代又要看到混乱与强暴重新抬头呢？这悲剧的原因之一，我以为是由于近代国家把组成纤维的基本细胞破坏了之故。
在原始的共产时代以后，一切文明社会的母细胞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体系中，这母细胞是耕田的人借以糊口度日的小农庄，如果没有了这亲自喂猪养牛饲鸡割麦的农人，一个国家便不能生存。美洲正是一个悲惨的例子。它有最完美的工厂，最新式的机器，结果呢？一千三百万的失业者。为什么？因为这些太复杂的机器变得几乎不可思议了。人的精神追随不上它们的动作了。
并非美国没有人，但它的巨大无比的农庄不受主人支配。堆积如山的麦和棉，教人怎能猜得到这些山会一下子变得太高了呢？在小农家，是有数千年的经验和眼前的需要安排好的，每一群自给自食的农人都确知他们的需要，遇着丰年，出产卖得掉，那么很好，可以买一件新衣，一件外套，一辆自由车。遇着歉收，那么，身外的购买减少些，但至少有得吃，可以活命。这一切由简单的本能统治着的初级社会，联合起来便形成稳重的机轴，调节着一个国家的行动。经济本体如此，社会本体亦是如此。
一般改革家，往往想建造一种社会，使别种情操来代替家庭情操，例如国家主义，革命情操，行伍或劳工的友谊等。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中，家庭必改组一次。从柏拉图到奚特（André Gide，今译作纪德），作家尽可诅咒家庭，可不能销毁它。短时期内，主义的攻击把它压倒了，精神上却接着起了恐慌，和经济恐慌一样不可避免，而人类重复向自然的结合乞取感情，有如向土地乞取粮食一般。
凡是想统治人类的人，无论是谁，必得把简单本能这大概念时时放在心上，它是社会的有力的调节器。最新的世界，必须建筑于饥饿、愿欲、母爱等等上面，方能期以稳固。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合最难确立。无思想的行动是非人的。不担承现实的重量的思想，则常易不顾困难。它在超越一切疆域之外，建立起美妙的但是虚幻的王国。它可以使钱币解体，可以分散财富，可以改造风化，可以解放爱情。但现实没有死灭得那么快。不论是政治家或道德家，都不能把国家全部改造，正如外科医生不能重造人身组织一样。他们的责任，在于澄清现局，创造有利于回复健康的条件；他们都应得顾及自然律，让耐性的、确实的、强有力的生命，把已死的细胞神秘地重行构造。
在此，我们想把几千年来，好歹使人类不至堕入疯狂与混乱状态的几种制度加以研究。我们首先从夫妇说起。
拜仑有言：“可怕的是，既不能和女人一起过生活，也不能过没有女人的生活。”从这一句话里他已适当地提出了夫妇问题。男子既不能没有女人而生活，那么什么制度才使他和女人一起生活得很好呢？是一夫一妻制么？有史以来三千年中，人类对于结婚问题不断地提出或拥护或反对的论据。拉勃莱（Rabelais，1493？—1553，今译作拉伯雷）曾把这些意见汇集起来，在巴奴越（Panurge）向邦太葛吕哀（Pantagruel）征询关于结婚的意见的一章中，邦太葛吕哀答道：
“既然你掷了骰子，你已经下了命令，下了坚固的决心，那么，再也不要多说，只去实行便是。”
“是啊，”巴奴越说，“但没有获得你的忠告和同意之前，我不愿实行。”
“我表示同意，”邦太葛吕哀答道，“而且我劝你这样做。”
“可是，”巴奴越说，“如果你知道最好还是保留我的现状，不要翻什么新花样，我更爱不要结婚。”
“那么，你便不要结婚。”邦太葛吕哀答道。
“是啊，但是，”巴奴越说，“这样你要我终生孤独没有伴侣么？你知道苏罗门（Solomon，今译作所罗门）经典上说：孤独的人是不幸的。单身的男子永远没有像结婚的人所享到的那种幸福。”
“那么天啊！你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答道。
“但，”巴奴越说，“如果病了，不能履行婚姻的义务时，我的妻，不耐烦我的憔悴，看上了别人，不但不来救我的急难，反而嘲笑我遭遇灾祸，（那不是更糟！）窃盗我的东西，好似我常常看到的那样，岂不使我完了么？”
“那么你不要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回答。
“是啊，”巴奴越说，“但我将永没有嫡亲的儿女，为我希望要永远承继我的姓氏和爵位的，为我希望要传给他们遗产和利益的。”
“那么天啊，你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回答。
在雪莱的时代，有如拉勃莱的时代一样，男子极难把愿欲、自由不羁的情操，和那永久的结合——婚姻——融和一起。雪莱曾写过：“法律自命能统御情欲的不规则的动作：它以为能令我们的意志抑制我们天性中不由自主的感情。然而，爱情必然跟踪着魅惑与美貌的感觉；它受着阻抑时便死灭了；爱情真正的原素只是自由。它与服从、嫉妒、恐惧，都是不两立的。它是最精纯的最完满的。沉浸在爱情中的人，是在互相信赖的而且毫无保留的平等中生活着的。”
一百年后，萧伯讷重新提起这问题时说，如果结婚是女子所愿欲的，男子却是勉强忍受的。他的《邓·璜》（Don Juan，今译作《唐·璜》）说：“我对女人们倾诉的话，虽然受人一致指责，但却造成了我的妇孺皆知的声名。只是她们永远回答说，如果我进行恋爱的方式是体面的，她们可以接受。我推敲为何要有这种限制，结果我懂得：如果她有财产，我应当接受，如果她没有，应当把我的贡献给她，也应当欢喜她交往的人及其谈吐，直到我老死，而且对于一切别的女人都不得正眼觑视。我始终爽直地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希望如此，如果女人的智慧并不和我的相等或不比我的更高，那么她的谈吐会使我厌烦，她交往的人或竟令我不堪忍受，我亦不能预先担保我一星期后的情操，更不必说终生了，我的提议和这些问题毫无关系，只凭着我趋向女性的天然冲动而已。”
由此可见反对结婚的人的中心论据，是因为此种制度之目的，在于把本性易于消灭的情绪加以固定。固然，肉体的爱是和饥渴同样的天然本能，但爱之恒久性并非本能啊。如果，对于某一般人，肉欲必需要变化，那么，为何要有约束终生的誓言呢？
也有些人说结婚足以减少男子的勇气与道德的力量。吉伯林（Kipling）在《凯芝巴族的历史》（l’Histoiredes Gadsby）中叙述凯芝巴大尉，因为做了好丈夫而变成坏军官。拿破仑曾言：“多少男子的犯罪，只为他们对于女人示弱之故！”白里安（Briand）坚谓政治家永远不应当结婚：“看事实罢，”他说，“为何我能在艰难的历程中，长久保持我清明的意志？因为晚上，在奋斗了一天之后，我能忘记；因为在我身旁没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嫉妒的妻子，老是和我提起我的同僚们的成功，或告诉我人家说我的坏话……这是孤独者的力量。”婚姻把社会的痫狂加厚了一重障蔽，使男子变得更懦怯。
即是教会，虽然一方面赞成结婚比蓄妾好，不亦确言独身之伟大而限令它的传教士们遵守么？伦理家们不是屡言再没有比一个哲学家结婚更可笑的事么？即令他能摆脱情欲，可不能摆脱他的配偶。人家更谓，即令一对配偶间女子占有较高的灵智价值，上面那种推理亦还是对的，反对结婚的人说：“一对夫妇总依着两人中较为庸碌的一人的水准而生活的。”
这是对于婚姻的攻击，而且并非无力的；但事实上，数千年来，经过了多少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骚乱剧变，婚姻依旧存在，它演化了，可没有消灭。我们且试了解它所以能久存的缘故。
生存本能，使一切人类利用他人来保障自己的舒适与安全，故要驯服这天然的自私性格，必得要一种和它相等而相反的力量。在部落或氏族相聚而成的简单社会中，集团生活的色彩还很强烈，游牧漂泊的本能，便是上述的那种力量。但疆土愈广，国家愈安全，个人的自私性即愈发展。在如此悠久的历史中，人类之能建造如此广大如此复杂的社会，只靠了和生存本能同等强烈的两种本能，即性的本能与母性的本能。必须一个社会是由小集团组成的，利他主义方易见诸实现，因为在此，利他主义是在欲愿或母性的机会上流露出来的。“爱的主要优点，在于能把个人宇宙化。”
但在那么容易更换对象的性本能上面，如何能建立一种持久的社会细胞呢？爱，令我们在几天内容受和一个使我们欢喜的男人或女子共同生活，但这共同生活，不将随着它所由产生的愿欲同时消灭么？可是解决方案的新原素便在于此。“婚姻是系着于一种本能的制度。”人类的游牧生活，在固定的夫妇生活之前，已具有神妙的直觉，迫使人类在为了愿欲之故而容易发誓的时候发了誓，而且受此誓言的拘束。我们亦知道在文明之初，所谓婚姻并非我们今日的婚姻，那时有母权中心社会，多妻制及一妻多夫制社会等。但时间的推移，永远使这些原始的形式，倾向于担保其持久性的契约，倾向于保护女子之受别的男人欺凌；保幼、养老，终于形成这参差的社会组织，而这组织的第一个细胞即是夫妇。
萧伯讷的邓·璜说：“社会组织与我何干？我所经意的只是我自身的幸福盖于我个人人生之价值，即在永远有‘传奇式的未来’之可能性；这是欲愿和快乐的不息的更新；故毫无束缚可言。”那么，自由的变换是否为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凡是享有此种生活的人，比他人更幸福更自由么？“造成迦撒诺伐（Casanova，1725—1798，今译作卡萨诺瓦）与拜仑的，并非本能。而是一种恼怒了的想象，故意去刺激本能。如果邓·璜之辈只依着愿欲行事，他们亦不会有多少结合的了。”
邓·璜并非一个不知廉耻的人，而是失望的感伤主义者。“邓·璜自幼受着诗人画家音乐家的教养，故他心目中的女子亦是艺术家们所感应他的那一种，他在世界上访寻他们所描写的女人，轻盈美妙的身体，晶莹纯洁的皮肤，温柔绮丽，任何举止都是魅人的，任何言辞都是可爱的，任何思想都是细腻入微的。”换一种说法，则假若邓·璜（或说是太爱女人的男子）对于女子不忠实，那也并非他不希望忠实，而是因为他在此间找不到一个和他心目中的女子相等的女子之故。拜仑亦在世界上寻访一个理想的典型：温柔的女人，有羚羊般的眼睛，又解人又羞怯，天真的，贤淑的，肉感的而又贞洁的；是他说的“聪明到能够钦佩我，但不致聪明到希望自己受人钦佩”的女子。当一个女人使他欢喜时，他诚心想她将成为他的爱人，成为小说中的女主人、女神。等他认识较深时，他发现她和其他的人类一样，受着兽性的支配，她的性情亦随着健康而转移，她也饮食（他最憎厌看一个女人饮食），她的羚羊般的眼睛，有时会因了嫉妒而变得十分犷野，于是如邓·璜一般，拜仑逃避了。
但逃避并不曾把问题解决。使婚姻变得难于忍受的许多难题（争执、嫉妒、趣味的歧异），在每个结合中老是存在。自由的婚姻并不自由。你们记得李兹（Liszt，今译作李斯特）和亚果夫人（Mme d’Agoult，今译作达高特夫人）的故事么？你们也可重读一次《安娜小史》中，安娜偕龙斯基私逃的记述。龙斯基觉得比在蜜月中的丈夫更受束缚，因为他的情人怕要失去他。多少的言语行动举止，在一对结了婚的夫妇中间是毫无关系的，在此却使他们骚乱不堪。因为这对配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两个人都想着这可怕的念头：“是不是完了？”龙斯基或拜仑，唯有极端忍心方得解脱。他应当逃走。但邓·璜并非忍心的人。他为逃避他的情人而不使她伤心起见，不得不勉强去出征土耳其。拜仑因为感受婚姻的痛苦，甚至希望恢复他的结合，与社会讲和。当然，且尤其在一个不能离婚的国家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很可能因了种种原因不得不和社会断绝关系，他们没有因此而不感痛苦的。
往往因了这个缘故，邓·璜（他的情人亦如此）发现还是在婚姻中男子和女子有最好的机会，可以达到相当完满的结合。在一切爱的结合之初，愿欲使男女更能互相赏识，互相了解。但若没有任何制度去支撑这种结合，在第一次失和时便有解散的危险。“婚姻是历时愈久缔结愈久的唯一的结合”。一个结了婚的男子（指幸福的婚姻而言），因为对于一个女子有了相当的认识，因为这个女子更帮助他了解一切别的女子，故他对于人生的观念，较之邓·璜更深切更正确。邓·璜所认识的女子只有两种：一是敌人，二是理想的典型。蒙丹朗（Montherlant，今译作蒙泰朗）在《独身者》（Célibataires）一书中，极力描写过孤独生活的人的无拘束，对于现实世界的愚昧，他的狭隘的宇宙，“有如一个系着宽紧带的球，永远弹回到自身”。凡是艺术家，如伟大的独身者巴尔扎克、史当达（Stendhal，今译作司汤达）、洛弗贝（Flaubert，今译作福楼拜）、普罗斯德（Proust，今译作普鲁斯特）辈所能避免的缺点——如天真可笑的自私主义与怪僻等，一个凡庸之士便避免不了。艺术家原是一个特殊例外的人，他的一生，大半消磨于想象世界中而不受现实律令的拘束，且因为有自己创造的需要而使本能走向别的路上去，姑且丢开他们不论，只是对于普通人，除了婚姻以外，试问究竟如何才是解决问题的正办？
漫无节制的放纵么？一小部分的男女试着在其中寻求幸福。现代若干文人也曾描绘过这群人物，可怪的是把他们那些模型加以研究之后，发觉这种生活亦是那么可怕，那么悲惨。恣意放纵的人不承认愿欲是强烈而稳固的情操。机械地重复的快乐一时能帮助他忘掉他的绝望，有如鸦片或威士忌，但情操绝非从抽象中产生出来的，亦非自然繁殖的，恣意放纵的人自以为没有丝毫强烈的情操，即或有之，亦唯厌生求死之心，这是往往与放浪淫逸相附而来的。“在纵欲方面的精炼并不产生情操上的精炼……幻想尽可发明正常性接触以外的一切不可能的变化，但一切变化所能产生的感情上的效果总是一样：便是屈辱下贱的悲感。”
更新换旧式的结合么？那我们已看到这种方式如何使问题益增纠纷；它使男人或女人在暮年将临的时光孤独无伴，使儿童丧失幸福。一夫多妻制么？则基于此种制度的文明常被一夫一妻制的文明所征服。现代的土耳其亦放弃了多妻制，它的人民在体格上、在精神上都因之复兴了。自由的婚姻么？合法的乱交么？则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俄国近几年来的风化演变。革命之初，许多男女想取消婚姻，或把婚姻弄得那么脆弱，使它只留一个制度上的名词。至今日，尤其在女子的影响之下，持久的婚姻重复诞生了。在曼奈（Mehnert）比论俄罗斯青年界一书中，我们读到一般想避免婚姻的两性青年们所营的共同生活的故事。其中一个女子写信给她的丈夫说：“我要一种个人的幸福，小小的，简单的，正当的幸福。我希望在安静的一隅和你一起度日。我们的集团难道不懂得这是人类的一种需要么？”吾人所有关于叙述现代俄罗斯的感情生活的记载，都证明这“人类的需要”已被公认了。
还有什么别的解决法么？探求合法结合的一种新公式么？在美洲有一位叫做林特赛（Lindsay）的推事，曾发明一种所谓“伴侣式”结合。他提议容许青年男女作暂时的结合，等到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才转变为永久的连系。但这亦犯了同样的错误，相信可以智慧地运用创造出种种制度。法律只能把风化予以登录，却不能创造风化。实际上，似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在有些国家中加以离婚的救济，在有些国家中由于不贞的调济，在我们西方社会中，成为对于大多数人不幸事件发生最少的解决法。
可是人们怎样选择他终生偕老的对手呢？先要问人们选择不选择呢？在原始社会中，婚姻往往由俘虏或购买以定。强有力的或富有财的男人选择，女子被选择。在十九世纪时的法国，大多数的婚姻是安排就的，安排的人有时是教士们，有时是职业的媒人，有时是书吏，最多是双方的家庭。这些婚姻，其中许多是幸福的。桑太耶那（Santayana，今译作桑塔亚那）说：“爱情并不如它本身所想象的那么苛求，十分之九的爱情是由爱人自己造成的，十分之一才靠那被爱的对象。”如果因了种种偶然之故，一个求爱者所认为独一无二的对象从未出现，那么，差不多近似的爱情也会在别一个对象身上感到。热烈的爱情常会改变人物的真面目。过于狂热的爱人对于婚姻期望太奢，以致往往失望。美国是恋爱婚姻最多的国家，可亦是重复不已的离婚最盛的国家。
巴尔扎克在《两个少妇的回忆录》（Mémoires de deuxJeunes Mariées）中描写两种婚姻的典型，这描写只要把它所用的字汇与风格改换一下，那么在今日还是真确的。两个女主人中的一个，勒南（Renée de l’Estorade）代表理智，她在给女友的信中写道：“婚姻产生人生，爱情只产生快乐。快乐消灭了，婚姻依旧存在，且更诞生了比男女结合更可宝贵的价值。故欲获得美满的婚姻，只须具有那种对于人类的缺点加以宽恕的友谊便够。”勒南，虽然嫁了一个年纪比她大而她并不爱的丈夫，终于变得极端幸福。反之，她的女友鲁意丝（Louise de Chaulieu）虽然是由恋爱而结婚的，却因过度的嫉妒，把她的婚姻生活弄得十分不幸，并以嫉妒而致丈夫于死地，随后自己亦不得善果。巴尔扎克的论见是：如果你联合健康、聪明、类似的家世、趣味、环境，那么只要一对夫妇是年轻康健的，爱情自会诞生。“这样，”曼斐都番尔（Méphistophelès）说，“你可在每个女人身上看到海仑（Hélène）。”
事实上，大战以来，如巴尔扎克辈及其以后的二代所熟知的“安排就的”婚姻，在法国有渐趋消灭以让自由婚姻之势。这是和别国相同的。可是为何要有这种演化呢？因为挣得财富保守财富的思想，变成最虚妄最幼稚的念头了。我们看到多少迅速的变化，多少出人意料的破产，中产者之谨慎小心，在此是毫无用处了。预先周张的原素既已消失，预先的周张便无异痴想。加之青年人的生活比以前自由得多，男女相遇的机会也更容易。奁资与身家让位了，取而代之的是美貌、柔和的性情、运动家式的亲狎等。
是传奇式的婚姻么？不完全是。传奇式的结晶特别对着不在目前的女子而发泄的。流浪的骑士是传奇式的人物，因为他远离他的美人；但今日裸露的少女，则很难指为非现实的造物。我们的生活方式倾向于鼓励欲愿的婚姻，欲愿的婚姻并不必然是恋爱的婚姻。这是可惋惜的么？不一定。血性有时比思想更会选择。固然，要婚姻美满，必须具备欲愿以外的许多原素，但一对青年如果互相感到一种肉体的吸引，确更多构造共同生活的机会。
“吸引”这含义浮泛的名词，能使大家怀有多少希望。“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存在于每个赏识‘美’的人的心目中。”某个男人，某个女子，认为某个对手是美的，别人却认为丑陋不堪。灵智的与道德的魅力可以加增一个线条并不如何匀正的女子的妩媚。性的协和并不附带于美，而往往是预感到的。末了，还有真实的爱情，常突然把主动者与被动者同时变得极美。一个热恋的人，本能地会在他天然的优点之外，增加许多后天的魅力。鸟儿歌唱，有如恋人写情诗。孔雀开屏，有如男子在身上装饰奇妙的形与色。一个网球名手，一个游泳家，自有他的迷力。只是，体力之于我们，远不及往昔那么重要，因为它已不复是对于女子的一种安全保障。住院医生或外交官的会试，代替了以前的竞武角力。女子亦采用新的吸引方法了。如果我看到一个素来不喜科学的少女，突然对于生物学感到特别兴趣时，我一定想她受着生物学者的鼓动。我们亦看到一个少女的读物往往随着她的倾向而转变，这是很好的。再没有比精神与感觉的同时觉醒更自然更健全的了。
但一种吸引力，即使兼有肉体的与灵智的两方面，还是不足造成美满的婚姻。是理智的婚姻呢抑爱情的婚姻？这倒无关重要。一件婚姻的成功，其主要条件是：在订婚期内，必须有真诚的意志，以缔结永恒的夫妇。我们的前辈以金钱结合的婚姻所以难得是真正的婚姻的缘故，因为男子订婚时想着他所娶的是奁资，不是永久的妻子，“如果她使我厌烦，我可以爱别的。”以欲愿缔结的婚姻，若在未婚夫妇心中当作是一种尝试的经验，那么亦会发生同样的危险。
“每个人应当自己默誓，应当把起伏不定的吸引力永远固定。”“我和她或他终生缔结了；我已选定了；今后我的目的不复是寻访使我欢喜的人，而是要使我选定的人欢喜”，想到这种木已成舟的念头，固然觉得可怕，但唯有这木已成舟的定案才能造成婚姻啊。如果誓约不是绝对的，夫妇即极少幸福的机会，因为他们在第一次遇到的阻碍上和共同生活的无可避免的困难上，即有决裂的危险。
共同生活的困难常使配偶感到极度的惊异。主要原因是两性之间在思想上在生活方式上天然是冲突的。在我们这时代，大家太容易漠视这些根本的异点。女子差不多和男子作同样的研究；她们执行男人的职业，往往成绩很好；在许多国家中，她们也有选举权，这是很公道的。这种男女间的平等，虽然发生极好的效果，可是男人们不应当因之忘记女人终究是女人。孔德对于女性所下的定义，说她是感情的动物，男子则是行动的动物。在此我们当明白，对于女子，“思想与肉体的关联比较密切得多”。女人的思想远不及男人的抽象。
男人爱构造种种制度，想象实际所没有的世界，在思想上改造世界，有机会时还想于行动上实行。女子在行动方面的天赋便远逊了，因为她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潜心于她的主要任务，先是爱情，继而是母性。女人是更保守，更受种族天性的感应。男子有如寄生虫，有如黄蜂，因为他没有多大的任务，却有相当的余力，故发明了文明、艺术，与战争。男人心绪的转变，是随着他对外事业之成败而定的。女人心绪的转变，却是和生理的动作关联着的。浑浑噩噩的青年男子，则其心绪的变化，常有荒诞、怪异、支离、执拗的神气；巴尔扎克尝言，年轻的丈夫令人想到沐猴而冠的样子。
女人亦不懂得行动对于男子的需要。男子真正的机能是动，是狩猎，是建造，做工程师，泥水匠，战士。在婚后最初几星期中，因为他动了爱情，故很愿相信爱情将充塞他整个的生命。他不愿承认他自己固有的烦闷。烦闷来时，他寻求原因。他怨自己娶了一个病人般的妻子，整天躺着，不知自己究竟愿望什么。可是女人也在为了这个新伴侣的骚动而感到痛苦。年轻的男子，烦躁地走进一家旅馆：这便是蜜月旅行的定型了。我很知道，在大半情形中，这些冲突是并不严重的，加以少许情感的调剂，很快便会平复。但这还得心目中时常存着挽救这结合的意志，不断地互相更新盟誓才行。
因为什么也消灭不了性格上的深切的歧异，即是最长久最美满的婚姻也不可能。这些异点可被接受，甚至可被爱，但始终存在。男子只要没有什么外界的阻难可以征服时便烦闷。女人只要不爱了或不被爱了时便烦闷。男人是发明家，他倘能用一架机器把宇宙改变了便幸福。女人是保守者，她倘能在家里安安静静做些古老的简单的工作便幸福。即是现在，在数千万的农家，在把机器一会儿拆一会儿装的男人旁边，还有女人织着绒线，摇着婴孩睡觉。阿仑很正确地注意到，男子所造的一切都带着外界需要的标识，他造的屋顶，其形式是与雨雪有关的；阳台是与太阳有关的；舟车的弧线是由风与浪促成的。女子的一切作业则带着与人体有关的唯一的标识。靠枕预备人身凭倚，镜子反映人形。这些都是两种思想性质的简单明了的标记。
男人发明主义与理论，他是数学家、哲学家、玄学家。女子则完全沉浸于现实中，她若对于抽象的主义感到兴趣，亦只是为了爱情（如果那主义即是她所喜欢的男人的主义），或是为了绝望之故（如果她被所爱的男子冷淡）。即以史太埃夫人（Mme de Sta.l，今译作斯塔尔夫人）而论，一个女哲学家，简直是绝了女人的爱情之路。最纯粹的女性的会话，全由种种故事、性格的分析，对于旁人的议论，以及一切实际的枝节组成的。最纯粹的男性的会话却逃避事实，追求思想。
一个纯粹的男子，最需要一个纯粹的女子去补充他，不论这女子是他的妻，是他的情妇，或是他的女友。因了她，他才能和种族这深切的观念保持恒久的接触。男人的思想是飞腾的。它会发现无垠的天际，但是空无实质的。它把“词句的草秆当作事实的谷子”。女人的思想老是脚踏实地的：它每天早上都是走的同样的路，即使女人有时答应和丈夫一起到空中去绕个圈子，她也要带一本小说，以便在高处也可找到人类、情操，和多少温情。
女子的不爱抽象观念，即是使她不涉政治的理由么？我以为若果女人参与政治而把其中的抽象思想加以驱除时，倒是为男子尽了大力呢。实用的政治，与治家之道相去不远：至于有主义的政治却是那么空洞、模糊、危险。为何要把这两种政治混为一谈呢？女人之于政治，完全看作乐观的问题与卫生问题。男人们即是对于卫生问题也要把它弄成系统问题，自尊自傲问题。这是胜过女人之处么？最优秀的男子忠于思想；最优秀的女子忠于家庭。如果为了政党的过失以致生活程度高涨，发生战争的危险时，男人将护卫他的党派；女人将保障和平与家庭，即使因此而改易党派亦所不惜。
但在这个时代，在女子毫不费力地和男子作同样的研究，且在会考中很易战败男子的时代，为何还要讲什么男性精神女性精神呢？我们已不是写下面这些句子的世纪了：“人家把一个博学的女子看作一件美丽的古董，是书房里的陈设，可毫无用处。”当一个住院女医生和她的丈夫——亦是医生——谈话时，还有什么精神上的不同？只在于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啊！一个少女，充其量，能够分任一个青年男子的灵智生活。处女们是爱研究斗争的。恋爱之前的华尔姬丽（Walkyrie）是百屈不挠的。然而和西葛弗烈特（Siegfried）相爱以后的华尔姬丽呢？她是无抵抗的了，变过了。一个现代的华尔姬丽，医科大学的一个女生，和我说：“我的男同学们，即在心中怀着爱情方面的悲苦时，仍能去诊治病人，和平常一样。但是我，如果我太不幸了的时候，我只能躺在床上哭。”女人只有生活于感情世界中才会幸福。故科学教她们懂得纪律亦是有益的。阿仑有言：“人类的问题，在于使神秘与科学得以调和，婚姻亦是如此。”
女子能够主持大企业，其中颇有些主持得很好。但这并不是使女子感到幸福的任务。有一个在这种事业上获得极大的成功的女子对人说：“你知道我老是寻访的是什么？是一个能承担我全部事业的男人，而我，我将帮助他。啊！对于一个我所爱的领袖，我将是一个何等样的助手！……”的确，我们应当承认她们是助手而不是开辟天地的创造者。人家可以举出乔治桑（George Sand，今译作乔治·桑），勃龙德（Bront.，今译作勃朗特）姊妹，哀里奥（Eliot，今译作艾略特），诺阿叶夫人（Mme de Noailes），曼殊斐儿（Mans.eld，今译作曼斯菲尔德）……以及生存在世的若干天才女作家。固然不错，但你得想想女子的总数，不要以为我是想减低她们的价值。我只是把她们安放在应该安放的位置上。她们和现实的接触，比男人更直接，但要和顽强的素材对抗、奋斗——除了少数例外——却并非她们的胜长。艺术与技巧，是男性过剩的精力的自然发泄。女人的真正的创造却是孩子。
那些没有孩子的女子呢？但在一切伟大的恋爱中间都有母性存在。轻佻的女人固然不知道母性这一回事，可是她们亦从未恋爱过。真正的女性爱慕男性的“力”，因为她们稔知强有力的男子的弱点。她们爱护男人的程度，和她受到爱护的程度相等。我们都知道，有些女人，对于她所选择的所改造的男子，用一种带着妒意的温柔制服他们。那些不得不充作男人角色的女子，其实还是保持着女性的立场。英后维多利亚（Quen Victoria）并非一个伟大的君王，而是一个化装了的伟大的王后。狄斯拉哀利（Disra.li，今译作迪斯累利）和洛斯贝利（Rosbery）固然是她的大臣，但一部分是她的崇拜者，一部分是她的孩子。她想着国事有如想着家事，想着欧洲的冲突有如想着家庭的口角。“你知道么？她和洛斯贝利说，因为是一个军人的女儿，我对于军队永远怀有某种情操？”又向德皇说：“一个孙儿写给祖母的信，应当用这种口气么？”
我是说两性之中一性较优么？绝对不是。我相信若是一个社会缺少了女人的影响，定会堕入抽象，堕入组织的疯狂，随后是需要专制的现象。因为既没有一种组织是真的，势必至以武力行专制了，至少在一时期内要如此。这种例子，多至不胜枚举。纯粹男性的文明，如希腊文明，终于在政治、玄学、虚荣方面崩溃了。唯有女子才能把爱谈主义的黄蜂——男子，引回到蜂房里，那是简单而实在的世界。没有两性的合作，绝没有真正的文明。但两性之间没有对于异点的互相接受，对于不同的天性的互相尊重，也便没有真正的两性合作。
现代小说家和心理分析家最常犯的错误之一，是过分重视性生活及此种生活所产生的情操。在法国如在英国一样，近三十年来的文学，除了少数的例外，是大都市文学，是轻易获得的繁荣的文学，是更适合于女人的文学。在这种文学中，男人忘记了他的两大任务之一，即和别的男子共同奋斗，创造世界，“不是为你们的世界，亲爱的女人，”而是一个本身便美妙非凡的世界，男人会感到可以为这世界而牺牲一切，牺牲他的爱情，甚至他的生命。
女子的天性，倾向着性爱与母爱；男子的天性，专注于外界。两者之间固存着无可避免的冲突，但解决之道亦殊不少。第一，是创造者的男子的自私的统治。洛朗斯（Lawrence，今译作劳伦斯）曾言：“唤醒男子的最高感应的，绝不是女子。而是男子的孤寂如宗教家般的灵魂，使他超脱了女人，把他引向崇高的活动。……耶稣说：‘女人，你我之间有何共同之处？’凡男子觉得他的灵魂启示他何种使命何种事业的时候，便应和他的妻子或母亲说着同样的话。”
凡一切反抗家庭专制的男子，行动者或艺术家，便可以上述的情操加以解释或原恕。托尔斯泰甚至逃出家庭，他的逃避只是可怜的举动，因为在这番勇敢的行为之后，不久便老病以死。但在精神上，托尔斯泰早已逃出了他的家庭；在他的主义和生活方式所强制他的日常习惯之间，冲突是无法解救的。画家高更（Paul Gauguin）抛弃了妻儿财产，独个子到泰伊蒂岛（Tahiti，今译作塔希提岛）上过活，终于回复了他的本来。但托尔斯泰或高更的逃避是一种弱点的表现。真正坚强的创造者会强制他的爱人或家庭尊重他的创造。在歌德家中，没有一个女人曾统治过。每逢一个女子似乎有转变他真正任务的倾向时，歌德便把她变成固定的造像。他把她或是写成小说或是咏为诗歌，此后，便离开她了。
当环境使一个男子必须在爱情与事业（或义务）之间选择其一的时候，女人即感到痛苦，有时她亦不免抗拒。我们都稔悉那些当水手或士兵的夫妇，他们往往为了情操而把前程牺牲了。白纳德（Arnold Benett）以前曾写过一出可异的剧本，描写一个飞行家经过了不少艰难，终于取得了他所爱的女子。这女子确是一个杰出的人才，赋有美貌、智慧、魅力、思想，她在初婚时下决心要享受美满的幸福。他们在山中的一家旅店中住下，度着蜜月，的确幸福了。但丈夫忽然得悉他的一个劲敌已快要打破他所造成的最得意的航空纪录。立刻，他被竞争心鼓动了，妻子和他谈着爱情，他一面听一面想着校准他的引擎。末了，当她猜到他希望动身时，她悲哀地喁喁地说：“你不看到在我女人的生涯中，这几天的光阴，至少和你在男子生活中的飞行家的冒险同样重要么？”但他不懂得，无疑的，他也应该不懂得。
因为如果情欲胜过了他的任务，男子也就不成其为男子了。这便是萨松（Samson，今译作参孙）的神话，便是哀克尔（Hercule，今译作赫拉克勒斯）跪在翁华尔（Omphale，今译作吕底亚女王翁法勒）脚下的故事。一切古代的诗人都曾歌咏为爱情奴隶的男子。美丽的巴丽斯（Paris）是一个恶劣的兵士；嘉尔曼（Carmen）诱使她的爱人堕落，玛侬（Manon）使她的情人屡次犯罪。即是合法的妻子，当她们想在种种方面支配丈夫的生活时，亦会变成同样可怕的女人。“当男子丧失了对于创造活动的深切意识时，他感到一切都完了，的确，他一切都完了。当他把女人或女人与孩子作为自己的生命中心时，他便堕入绝望的深渊。”一个行动者的男子而只有在女人群中才感到幸福，绝不是一种好现象。这往往证明他惧怕真正的斗争。威尔逊，那个十分骄傲的男子，不能容受人家的抵触与反抗，故他不得不遁入崇拜他的女性群中。和男子冲突时，他便容易发怒，这永远是弱的标识啊，真正强壮的男子爱受精神上的打击，有如古代英雄爱有刀剑的击触一样。
然而在一对幸福的配偶中，女子也自有她的地位和时间，“因为英雄并非二十四小时都是英雄的啊……拿破仑或其他任何英雄可以在茶点时间回家，穿起软底鞋，体味他夫人的爱娇，绝不因此而丧失他的英雄本色。因为女人自有她自己的天地；这是爱情的天地，是情绪与同情的天地。每个男子也应得在一定的时间脱下皮靴，在女性宇宙中宽弛一下，纵情一下”。而且一个男子在白天离家处于男子群中，晚上再回到全然不同的另一思想境界中去，亦是有益的事。真正的女子绝不妒忌行动、事务、政治生活或灵智生活；她有时会难受，但她会掩饰痛苦而鼓励男子。安特洛玛克（Andromaque）在哀克多（Hector，今译作赫克托耳）动身时忍着泪。她有她为妻的任务。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当注意的是：不论一件婚姻是为双方如何愿望，爱情如何浓厚，夫妇都如何聪明，他俩至少在最初数天将遇到一个使他们十分惊异的人物。
可是初婚的时期，久已被称为“蜜月”。那时候，如果两人之间获得性生活方面的和谐，一切困难最初是在沉迷陶醉中遗忘的。这是男子牺牲他的朋友，女子牺牲她的嗜好的时期，在《约翰·克里司朵夫》（Jean-Christophe）中，有一段关于婚期的女子的很真实的描写，说这女子“毫不费力地对付抽象的读物，为她在一生任何别的时期中所难于做到的。仿佛一个梦游病者，在屋顶上散步而丝毫不觉得这是可怕的梦。随后她看见屋顶，可也并未使她不安，她只自问在屋顶上做些什么，于是她回到屋子里去了”。
不少女人在几个月或几年之后回到自己屋子里去了。她们努力使自己不要成为自己，可是这努力使她支持不住。她们想着：
“我想跟随他，但我错误了。我原是不能这样做的。”
男子方面，觉得充满着幸福，幻想着危险的行动。
拜仑所说在蜜月之后的“不幸之月”，便是如此造成的；这是狂热过度后的颓丧。怨偶形成了。有时夫妇间并不完全失和，虽然相互间已并不了解，但大家在相当距离内还有感情。有一次，一个美国女子和我解释这等情境，说：
“我很爱我的丈夫，但他住在一个岛上，我又住在另一个岛上，我们都不会游泳，于是两个人永远不相会了。”
奚特曾言：“两个人尽可过着同样的生活，而且相爱，但大家竟可互相觉得谜样的不可测！”
有时候这情形更严重，从相互间的不了解中产生了敌意。你们当能看到，有时在饭店里，一个男人，一个女子，坐在一张桌子前面，静悄悄的，含着敌意，互相用批评的目光瞩视着。试想这种幽密的仇恨，因为没有一种共同的言语而不能倾诉，晚上亦是同床异梦，一声不响地，男子只听着女子呻吟。
这是不必要的悲剧么？此外不是有许多幸福的配偶么？当然。但若除了若干先天构成的奇迹般的和谐之外，幸福的夫妇，只因为他们不愿任凭性情支配自己而立意要求幸福之故。我们时常遇到青年或老年，在将要缔婚的时候，因怀疑踌躇而来咨询我们。这些会话，老是可异地和巴奴越与邦太葛吕哀的相似。
“我应当结婚么？”访问者问。
“你对于你所选择的他（或她）爱不爱呢？”
“爱的，我极欢喜见到他（或她）；我少不了他（或她）。”
“那么，你结婚便是。”
“无疑的，但我对于缔结终生这事有些踌躇……因此而要放弃多少可能的幸福真是可怕。”
“那么你不要结婚。”
“是啊，可是这老年的孤寂……”
“天啊，那么你结婚就是！”
这种讨论是没有结果的。为什么？因为婚姻本身（除了少数幸或不幸的例外）是无所谓好坏的。成败全在于你。只有你自己才能答复你的问句，因为你在何种精神状态中预备结婚，只有你自己知道。“婚姻不是一件定局的事，而是待你去做的事。”
如果你对于结婚抱着像买什么奖券的念头：“谁知道？我也许会赢得头彩，独得幸运……”那是白费的。实在倒应该取着艺术家创作一件作品时那样的思想才对。丈夫与妻子都当对自己说：“这是一部并非要写作而是要生活其中的小说。我知道我将接受两种性格的异点，但我要成功，我也定会成功。”
假如在结婚之初没有这种意志，便不成为真正的婚姻。基督旧教的教训说，结婚的誓约在于当事人双方的约束，而并非在于教士的祝福。这是很好的思想。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和你说：“我要结婚了……什么？才得试一试……如果失败，也就算了，总可有安慰的办法或者是离婚。”那你切勿迟疑，应得劝他不必结婚。因为这不是一件婚姻啊。即是具有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情绪，小心翼翼的谨慎，还是谁也不敢确有成功的把握，尤其因为这件事业的成功不只关系一人之故。但如果开始的时候没有信心，则必失败无疑。
婚姻不但是待你去做，且应继续不断把它重造的一件事。无论何时，一对夫妇不能懒散地说：“这一局是赢得了，且休息罢。”人生的偶然，常有掀动波澜的可能。且看大战曾破坏掉多少太平无事的夫妇，且看两性在成年期间所能遭遇的危险。所以要每天重造才能成就最美满的婚姻。
当然，这里所谓每天的重造，并不是指无穷的解释、互相的分析与忏悔。关于这种危险，曼尔蒂（Meredith）与夏杜纳（Chardone）说得很对：“过分深刻的互相分析，会引致无穷尽的争论。”故“重造”当是更简单更幽密的事。一个真正的女子不一定能懂得但能猜透这些区别，这些危险，这种烦闷。她本能地加以补救。男子也知道，在某些情形中，一瞥，一笑，比冗长的说明更为有益。但不论用什么方法，总得永远重造。人间没有一样东西能在遗忘弃置中久存的，房屋被弃置时会坍毁，布帛被弃置时会腐朽，友谊被弃置时会淡薄，快乐被弃置时会消散，爱情被弃置时亦会溶解。应当随时葺理屋顶，解释误会才好。否则仇恨会慢慢积聚起来，蕴藏在心魂深处的情操，会变成毒害夫妇生活的恶薮。一旦因了细微的口角，脓肠便会溃发，使夫妇中每个分子发现他自己在另一个人心中的形象而感到害怕。
因此，应当真诚，但也得有礼。在幸福的婚姻中，每个人应尊重对方的趣味与爱好。以为两个人可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判断，同样的欲愿，是最荒唐的念头。这是不可能的，也是要不得的。我们说过，在蜜月时期，爱人们往往因了幻想的热情的幸福，要相信两个人一切都相似，终于各人的天性无可避免地显露出来。故阿仑曾言：“如果要婚姻成为夫妇的安乐窝，必得要使友谊慢慢代替爱情。”代替么？不，比这更复杂。在真正幸福的婚姻中，友谊必得与爱情融和一起。友谊的坦白在此会发生一种宽恕和温柔的区别。两个人得承认他们在精神上、灵智上是不相似的，但他们愉快地接受这一点，而且两人都觉得这倒是使心灵上互相得益的良机。对于努力解决人间纠纷的男子，有一个细腻、聪明、幽密、温柔的女性在他身旁，帮助他了解他所不大明白的女性思想，实在是一支最大的助力。
所谓愿欲，虽然是爱情的根源，在此却不能成为问题。在这等结合中，低级的需要升华了。肉体的快乐，因了精神而变成超过肉体快乐远甚的某种境界的维持者。对于真正结合一致的夫妇，青春的消逝不复是不幸。白首偕老的甜蜜的情绪令人忘记了年华老去的痛苦。
拉·洛希夫谷（La Rochefaucauld，今译作拉罗什富科）曾有一句名言，说：“尽有完满的婚姻，绝无美妙的婚姻。”我却希望本文能指出人们尽可想象有美妙的。但最美妙的绝不是最容易的。两个人既然都受意气、错误、疾病等等的支配，足以改变甚至弄坏他们的性情，共同生活又怎么会永远没有困难呢？没有冲突的婚姻，几与没有政潮的政府同样不可想象。只是当爱情排解了最初几次的争执之后，当感情把初期的愤怒化为温柔的、嬉戏似的宽容之后，也许夫妇间的风波将易于平复。
归结起来是：婚姻绝非如浪漫底克（今译作罗曼蒂克）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建筑于一种本能之上的制度，且其成功的条件不独要有肉体的吸引力，且也得要有意志、耐心、相互的接受及容忍。由此才能形成美妙的坚固的情感，爱情、友谊、性感、尊敬等等的融和，唯有这方为真正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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