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贤良对策一 董仲舒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迺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迺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迺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筦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徕，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本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圣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教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
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注释〕 迺(nǎi)：乃。 强勉：努力、勉励。 还：迅速。 解：通“懈”，懈怠。 茂：通“懋”，勉力。 繇：通“由”，从、自。 著：显著。 臧：通“藏”。 筦(guǎn)：乐器名。 仆灭：败亡。 悖：违背。 复：报答。 畔：通“叛”。 缪戾：错乱、违背。 粹：纯粹。 偃：倒下。 甄者：推行教化的人。 徕：归顺。 阴阳：古代哲学概念，《易》“一阴一阳谓之道”。 任：主张。 岁功：一年的收成。 被：遍布。 一元：事物开始泛称一元。 大始：原始。 殖：繁殖。 孰：通“熟”。 致：达到。 谊主：指知礼仪的君主。 堤防：管束。 太学：古学校名，即国学。 庠序：地方学校。 渐：浸染。 颛：通“专”。 嚚顽：轻狂顽固。 调：协调。 更：重新。 羡：贪图、想慕。 修饬：整治。
(饶玲一)
〔鉴赏〕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在崇尚黄老、菲薄《五经》的太皇太后窦氏死后一年，汉武帝着手推行儒术，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把各地推举出的贤良——深通古今治国之道的儒家学者召集到京师，开展极其隆重的策问。
西汉初年经济凋敝，自高祖至景帝，以黄老清静无为思想治国，扫除烦苛，与民休息，半个世纪后大见成效，府库充盈，国力日强，汉帝国已是今非昔比了。但与此同时，历史积累的问题也突显出来，如礼乐未兴尊卑不显，诸侯王分裂倾向依然存在，和亲退让政策不能阻止匈奴的屡屡入侵，等等。面对这些问题，以武帝为首的中央政权迫切需要重新确立治国理念，以儒术代替黄老，有为取代无为，以便大展宏图，大建功业。
汉武帝需要的当然不是《五经》、《论语》、《孟子》等古老词句的照搬照抄，而是结合汉代实际，经过重新解释，具有时代特点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学说门派繁多，究竟哪家的理论最适合时代的要求？需要考查。因而，策问除了要达到宣传的目的，还要完成比较与甄别的任务。在这场策问中董仲舒脱颖而出。
董仲舒是这次接受策问的贤良之首。他是一位《春秋》公羊学者，将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以及当时的崇天神学结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董氏理论。在回答武帝提出的三道策问中，精彩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武帝接受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和整个中国政治史学术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第一道策问中，天人关系是一个重点问题。董仲舒认为，天关怀人君，时时观察他们的作为，如果积善累德，就会降下祥瑞，加以鼓励；如有失道之处，便以灾害来谴告，以怪异来警惧，以促其改正。只要不是大无道之君，上天总要“扶持而全安之”，只有不知改悔的，才会让他垮台。武帝问，天降下惩罚之后，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无论人主改与不改？董氏认为不是这样，一切都在人的努力，衰败的周朝经宣王的努力得以中兴，这就证明“治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总之，“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天虽然有极大权能与威力，但它决不随意祸福人君，人的命运实际上是由自己决定的。
治国之道是另一重点。董仲舒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以仁义礼乐为道，既与道家划清了界限，也与法家显出不同。在道家看来，天下事无可为，无为自然优于仁义礼乐，后者特别是其中的礼乐，乃是危害天下的东西，它在人们中间分出贫富贵贱，必然引发争夺与阴谋、暴力，是天下祸乱的根源。但是董仲舒坚持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乃是天定的秩序，礼乐使人遵守这个秩序，如能加强教化使人心安于此，即使王道小有缺失，也可保江山无虞。在法家看来，天下必须用法、术、势加以控制，赏罚则是最有力的工具，要治国决不能依靠儒家的仁爱、教化。董仲舒把与儒法分歧概括为作任德与任刑的对立，以为天是任阳不任阴的，所以人君就应该依照这个法则，在政治活动中任德不任刑。实施德政，重视教化，就可以争取到人心，这是长治久安的关键。
董仲舒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他极力维护君主专制，但也知道无限的君权是危险的，只好抬出天来对君权加以控制。这是董氏体系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神道设教是儒家公开的秘密，皇帝当然知道天是怎么回事。上天的控制仅在他认为有利，或在能够容忍的限度之内才是允许的，否则他就会将它一脚踢开。董仲舒在受到重用之后常谈灾异，没有犯过忌讳。但他有一篇谈灾异的旧稿，一直收藏在家。有一同僚为了害他，将此稿偷出，呈给汉武帝。这次大概是犯了忌讳，汉武帝读罢大怒，召集儒者前来评说，董仲舒的一位弟子不知是本师所写，说是“大愚”。于是把董仲舒下了诏狱，问成死罪。后来，汉武帝念他尊儒有功，饶他不死。但是，从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了。历代儒者都想用天来限制君权，但效果总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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