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管晏列传 司马迁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伐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耶?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注释〕管仲夷吾:管仲(?—前645),字夷吾,春秋齐国颍上(今属安徽)人。初事公子纠,后相齐桓公,辅佐桓公成就霸业。鲍叔牙:即鲍叔,春秋齐国人。“已而”两句:公元前686年,齐襄公昏庸无道,齐将乱,管仲、召忽从公子纠奔鲁,鲍叔从公子小白奔莒。纠、小白均为齐襄公弟。“及小白”二句: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杀,纠与小白争先回国即位。鲁国发兵送纠回齐,并使管仲袭击小白归路,射中小白带钩。小白佯死,使鲁国延误纠的归期,得以先回国即位,即齐桓公。桓公大败鲁军,鲁国被迫杀死纠。召忽自杀,管仲被囚禁。鲍叔遂进管仲:桓公即位后,使鲍叔为宰,他力辞不就,推荐管仲执政。桓公借口解射钩之恨,要鲁国押送管仲回齐。管仲返齐后,桓公任为相。三:多次。不肖:不贤。多:赞美。称:称述。指管仲在《管子》一书中的论述。上:在上者,君主。服度:遵礼守法。四维:指礼、义、廉、耻。“桓公实怒”二句:实:实际上,真实动机。少姬,齐桓公夫人,蔡国人。桓公曾与少姬在苑囿乘舟,少姬故意荡舟,桓公惊惧,怒而遣少姬回母家,但未断绝关系,蔡人却让少姬改嫁,桓公发兵袭蔡。蔡国,建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后迁新蔡(今属河南)一带。“管仲”二句:《左传·僖公四年》载,齐桓公伐楚,使管仲责之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包茅,束成捆的菁茅草,古代祭祀时用以滤酒去渣。“桓公”二句:山戎,又称北戎,古代北方民族,居于今河北省东部,春秋时代常威胁齐、郑、燕等邻国安全。山戎攻燕时,齐桓公曾出兵伐山戎救燕。召公,一作邵公、召康公。西周初人,姬姓,名奭。因封地在召,故称召公。武王灭纣,被封于北燕。官为太保,曾与周公分陕而治,陕以西由他治理。“于柯之会”四句:鲁庄公十二年(前682),齐桓公攻鲁,约鲁庄公会于柯(今山东阳谷县东),庄公的侍从曹沫(亦作曹刿)以匕首劫桓公,逼他订立盟约,退还侵占的鲁国土地。桓公后欲背约,因管仲进言,终退还鲁国失地,以示信用。“知与之”二句:见《管子·牧民》。与之为取:给予正是为了取得。拟:类似。三归:台名。汉刘向《说苑·善说》:“管仲故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反坫(diàn):反爵之坫。坫为放置酒杯的土台,在两楹之间。互敬酒后,将空杯反置坫上,为周代诸侯宴会之礼。“晏平仲婴”二句:晏婴(?—前500),字平仲,春秋时夷维(今山东高密)人。父死,继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莱,古国名,在今山东黄县东南,公元前567年为齐所灭。重:二种。及之:问到他。危言:不惧危险而直言。危行:正直的行为。顺命:服从君主之命令。衡命:对命令斟酌以后去实行。越石父:春秋时晋国人,有贤名。时因冻饿,为人奴。缧绁(léixiè):捆绑人的绳索。左骖(cān):拉车的三匹马中左侧之马。谢:这里表示告辞。闺:内室。戄(jué)然:震惊的样子。摄:整理。伸:伸张(意气)。去:离婚。《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皆《管子》篇名。《管子》为战国时齐稷下学者托名管仲所作。其中《牧民》、《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说。《轻重》等篇对经济问题阐述较多。《晏子春秋》:旧题春秋齐晏婴撰,实系后人依托并采缀晏子言行而作。次:编写。孔子小之:《论语·八佾》有“管仲之器小哉”语。“将顺其美”三句:见《孝经·事君》。“方晏子”二句:齐大夫崔杼因齐庄公与其妻私通而杀之,晏婴至崔家伏庄公尸哭之,尽君臣之礼而去。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见义”句:《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进思”二句:见《孝经·事君》。
(施忠连)
〔鉴赏〕这篇文章把齐国两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和晏婴放在一起作传,前者生活于春秋的前期,后者则是春秋晚期人,两人相距一百四十年左右,之所以放在一起写,大概是因为司马迁认为他们是春秋时代齐国最杰出的两位政治家,都富有智慧,而且行事方式都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两人有相似之处。由于司马迁在《史记》其他部分多次写到这两人的事迹,也考虑到《管子》、《晏子春秋》的广泛流传,为了避免重复,所以这篇传记写得十分简短,并没有展示这两人事迹的细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史记》各篇体例灵活多变,并不死守一种格式。
这篇传记抓住两人品格的主要特征加以描绘,因此,虽然所用笔墨不多,两人的形象却栩栩如生。
管仲的最大特点是做事从实际出发,重视实际利益和功效。不拘守固定不变的规矩准绳,甚至不遵守某些世俗道德观念。如他出仕之前与鲍叔牙一起经商,赚了钱给自己分得多,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私,但是他得之无愧,因为他认为自己穷;他曾数次上战场,但每次都临阵退却,这似乎是贪生怕死的胆怯表现,但是他不怕人家这样看他,因为他老母尚在,靠他抚养;他的主人公子纠在与小白争夺君位的斗争中死去,按照当时的道德观念,他应当为之死节,但是他不仅不这样做,反而投奔了公子纠的政敌小白,他也不管别人怎样看他,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有为天下建功立业。
管仲在任相治齐之后仍然遵循其从实际出发、以实利为重的一贯作风,不过这时他关注的是人民、国家和华夏民族的实际利益。他凭借齐国三面环海的有利条件,发展渔业、盐业和农业,促进商业繁荣,大力积聚和流通货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在齐国同其他诸侯国发生外交、军事冲突的时候,管仲往往根据当时具体的条件,利用齐桓公出于一时之意气而作出的决策,以实行尊王攘夷的国策,从而既抵御了外族的入侵,维护了和平的国家间秩序,又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管仲创造了中国古代政治重实情、实利、实效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对之非常欣赏。
在记述晏婴的轶事时,司马迁比较详细地描绘了晏子的谦虚谨慎的政治品质。文章主要写了两个故事,一是他解救了身为奴隶的越石父,后一时礼貌不够周全遭到越石父的批评,晏子不仅不恼羞成怒,反而接受越石父的意见,把他敬为上宾。另外一个故事是用晏子的车夫趾高气扬的样子来衬托他的谦逊。相府的一个车夫尚且如此志得意满,而身为一个大国之相、名显诸侯的晏子却是处处自谦于人,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突出地表现了晏婴品质的高贵难得。这里“志念深矣”四字颇值得细细体味。“志念”有志向、思虑等意,可见,晏子平日的谦虚不是刻意为之的矫揉造作,更不是一种虚伪,而是思想深沉的自然流露:可以理解为他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因而为政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或是充满忧患意识,时刻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担忧,不敢稍有懈怠;或是由于意识到自己地位的重要,出于对他人的敬爱之心,惟恐稍有不慎,自己的什么言行伤害了别人,因此平时待人接物总是谨慎小心。当然,当事关国家的荣誉和自己的人格尊严的时候,婴子是毫不含糊,决不退让的。我们知道在晏子使楚的故事中,晏婴以自己敏捷巧对的智慧给予楚国君臣以有力的回击。晏子个子不高,楚人就在大门旁开了一扇小门,让他出入,晏子拒绝走那扇门,说:“出使狗国的人,才从狗门进入,我出使楚国,不应当从这扇门进去。”言辞极其尖锐有力,表明他的思想和人格中本来就有犀利的锋芒,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他才露出这种锋芒。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充分表现了对晏子的由衷钦佩之情,他说:“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这篇文章从头至尾还贯穿了一个主题,即对知人善任的品质的赞扬。这篇不长的传记是写管仲与晏婴,但是却用了不少笔墨歌颂鲍叔牙对于管仲的理解和推荐。管仲多分财利给自己,他不以为贪;管仲为他谋划事情,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让他陷入更困难的境地,他不认为管仲愚蠢,而是知道时机不利;管仲多次被君主免职,他不以为管仲不贤,而是认为这是由于管仲没有遇到好的时代条件;他原谅管仲曾经多次临阵退却;他不认为管仲不为公子纠死节为无耻,深知管仲有宏图大志尚未实现。管仲遇到这么多倒霉的事情,作出这么多让人不齿的行为,但是鲍叔牙不嫌弃他,而是理解他,一再向桓公推荐他,甚至自愿居于管仲地位之下,难怪管仲对他无比感激,吐出他的肺腑之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完全可以说,没有鲍叔牙知人善任,也就没有管仲的伟大事业。从古代到当今社会,像鲍叔牙这样善于发现能人、又能大公无私地让贤,确实是不多的。
晏婴同样知人善任,他赎出奴隶越石父,待为上宾;把知错即改的车夫荐为大夫,这些做法在当时遵循传统观念的统治阶级中是难以想象的。在春秋时代,等级森严,下层人中的贤人、能人很难得到任用,大多老死于贫贱之中,即使到了司马迁时代,情况也基本如此,因此司马迁深感鲍叔牙和晏婴的知人善任的品质特别难能可贵,这就是他在这篇传记中对他们大力赞颂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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