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对陶渊明颇为羡慕：“吾见陶靖节，爱酒又爱闲。”然而闲居看似简单，却鲜有人能抛弃富贵，甘心贫穷。《咏贫士》告诉我们，陶渊明并不总是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静穆，他的内心也充满着矛盾，他最终能依“道”而行，主要依赖从古圣先贤的事迹中挖掘的固穷精神。
一、 孤云与飞鸟
《尚书·洪范》有所谓“六极”，其四为“贫”。“贫”，孔传：“困于财。”袁行霈认为：“陶渊明隐居之初，生活尚不致贫穷如是。此盖屡遭灾祸，七十岁以后所作。……兹系于宋文帝元嘉二年乙丑（四二五），渊明七十四岁。早于《有会而作》、《乞食》一年，一年后写此二诗时贫穷之状尤甚矣。”
《咏贫士》由七首诗组成。前两首分别吟咏作者当下的生活与情感，后五首则每首吟咏一到两位历史人物，重现当时的历史情境，展示古圣先贤的精神风貌，向他们致敬。
《咏贫士》其一首句以“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暗示了作者的处境。云本为聚散无根之物，更何况离群之孤云。“孤”“独”二字强调了寂寞苦闷之情。李善注：“孤云，喻贫士也。”“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随着时间的流逝，孤云的境遇非但没有好转，反倒越来越暗淡失色，不知不觉消失于天空之中，不曾留下一抹余晖。孤云的存在是被人所忽视的，其寂灭没有任何人关注，只是自生自灭而已。孤云意象本于《九章·悲回风》：“怜浮云之相佯。”王逸注：“相佯，无依据之貌。”《九章》是战国时期屈原的作品。屈原怀才不遇，被君王放逐，一副忠君热肠，无处可诉，“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他发现浮云如他一般无所归依，对其产生怜惜之情。陶渊明使用孤云这一意象，既是在对古代文化的唤醒与认同，其“有我之境”的表现手法，亦得益于以写哀景怨情见长的屈原。屈原被放逐是君王的昏庸造成的;而陶渊明主动选择归隐，成为贫士，则是由于世道的黑暗，出于避世存身与保存真性情的需要。二者在浊世之中努力保持自身的高洁情操则是一致的。“孤云”是贫士的象征，接下来，一只与众不同的飞鸟再次宣告隐居是陶渊明的必然选择。
陶诗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了飞鸟这一意象，如“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等。然而在此诗中，飞鸟这一意象群发生了分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当朦胧的雾气随着朝霞的升起而渐渐散开，众鸟纷纷飞出巢穴觅食，有只飞鸟却迟出早归。李善注：“众鸟，喻众人。”众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隐喻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对于仕途的选择，此鸟则隐喻陶渊明出处与世俗异趣。为何异趣？陶渊明解释是：“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故辙”隐喻回归田园。归隐是量力而行的举动，一如《归园田居》的“守拙归园田”。相比于众人之投机取巧以获得现实的好处，“守拙”需要勇气，也要付出饥寒的代价。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潇洒言论，多多少少遮蔽了饥寒带来的压迫感，给人以崇高的道德美感，但臻于道德至境的陶渊明并未在现实中找到能够忍受饥寒的知音，于是他在该诗结尾叹息：“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知音”一词让我们又回到屈原《离骚》结尾那浓重深厚的悲哀之中：“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形容枯槁而上下求索，历经劫难而对故国怀着浓重的悲哀与热恋的诗人，与萧然陋室之中的诗人面影相重叠。我们听到的仿佛不只是陶渊明的咏叹，还有屈原的叹息。
二、 现实中贫士的世界
陶渊明在辞去彭泽令时已经预见到辞官之后必然会陷入饥冻交迫的境地，而且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归去来兮辞》序曰：“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咏贫士》其二中，陶渊明真的陷入了他曾预想的境地：“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这首诗的前三句交代了时令、环境与诗人窘迫困顿的处境。寒凉的岁暮，诗人紧紧拥着粗布衣服，坐在门栏下晒太阳，从中汲取一点温暖。房子周围的花儿都已凋谢，树木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条。这萧条的冬日景象，与“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的景致形成鲜明对比。而诗人的处境，也与“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时较为充裕的物质条件相比，贫寒了许多。酒壶里倒不出一滴残余的剩酒，本应生出袅袅炊烟的柴火灶，也因无米可煮、无菜可吃而变得冷冷清清。“饥冻”真切地降临到诗人的生活中。《读〈山海经〉》中“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陶渊明一去不复返。诗书还在，但已经被他塞到了座外，太阳偏西了，他都没时间去研读。生存成为了第一位的需要，他需要依靠阳光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打起精神，勉强过活。此时，孔子走到了腹内空空的诗人面前。他的落魄形象与此刻的诗人何其相似。“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孔子在陈遭到围困，绝粮七日。子路愠怒地责问他：“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以“君子固穷”来回答。陶渊明虽未遭到围困，但在闲居中也遇到了与孔子极其相似的窘境，“窥灶不见烟”表明他已绝粮，“窃有愠见言”则表明家人对他不乏抱怨。《咏贫士》其七云：“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尽管陶渊明也曾说过“室无莱妇”（《与子俨等疏》），但他对妻子是理解的，也是充分爱护的，因此赋予了其“仁”的称号。不过陶渊明对自我的期许是修养真性，保持善名，这是他的夙愿，不能因生活困苦而轻易否定：“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孔子对君子固穷的肯定，为现实中如孤云、失群鸟般失落的陶渊明给予了宝贵的精神支持。他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收束这首诗，“此”即代指孔子和像他一样固穷的古代的君子、贤人，正因为有了他们，陶渊明孤寂、落寞的情绪才能得以缓解，才能欣然接受眼前萧瑟、冷清的一切，理解妻子的愠怒，怡然度过这笼罩着贫困与饥饿阴影的岁暮。
三、 古圣先贤的身影
从《饮酒》其三（荣叟老带索）开始，陶渊明带我们走进了一个生活着古圣先贤的纯洁世界。出场的贤人分别是：九十岁鹿皮带索、鼓琴而歌的荣启期;捉襟见肘、纳屦踵决而弦歌不辍的原宪;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黔娄;困于积雪之中不肯干人的袁安;见钱入即弃官的阮公;与世俗息交绝游、举世仅有一位知音的张仲蔚;辞官而归忍受清贫的黄子廉。这些先贤进入陶渊明的诗歌，是他经过精心挑选的结果。下面以荣启期和原宪为例加以说明。
这两位先贤与孔子的生活时代基本平行。《列子·天瑞》记载：“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士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荣启期认为，单是上天所赋予的基本属性，如性别、年龄、长寿，就足以让人快乐。贫，是士人的常态，死，是生命的必然归宿。生活的贫苦，生命的终结，都是士人一生中必然经历的经过和结果，如果认清了这是宿命、天命使然，固穷就会变成情感上能够轻易接受的事情，不需要付出意志的极大努力。南朝墓葬中，荣启期与竹林七贤一起成为墓砖所刻画的人物，与他对生死穷通的豁达态度密不可分。陶诗的两大主题：贫困与死亡，在荣启期的这段对话中都可以找到答案，而他对荣启期的描述“欣然方弹琴”，也着重突出了荣公之乐。
原宪和子贡都是孔子的及门弟子。《韩诗外传》载：“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蒿莱，蓬户瓮牖，揉桑以为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子贡乘肥马，衣轻裘，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而往见之。原宪楮冠黎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屦则踵绝。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宪仰而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匿，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之也。’子贡逡巡，面有惭色，不辞而去。原宪乃徐步曳杖，歌《商颂》而返。声满于天地，如出金石。”
原宪尽管贫穷，但在“仁义之匿”的前提下，纵然乘肥马，衣轻裘，他也不愿为之。他明确指出，无财谓之贫，无德（“学而不能行”）谓之病，暗示子贡之富并不值得钦慕。“仁义之匿”的前提，也让我们意识到固穷气节的高尚所在。在不违背仁义的情况下，君子是无需固穷的。孔子曾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不可求”的前提正是“不义”，即原宪所说的“仁义之匿”。陶渊明“岂望袭轻裘，苟得非所钦”，既是对孔子所说的“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的诗性演绎，也是对子贡“乘肥马，衣轻裘”的物质至上主义的轻蔑。原宪的回答再现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他“捉襟见肘、纳屦踵决”的生活困境，正是对孔子“君子固穷”训诫的完美实践。贫穷在这种历史语境下被赋予了“仁义”的道德内涵。陶渊明选择“清歌畅商音”来表达原宪的固穷情操，包含了对儒家“固穷”思想的肯定。而“清”“畅”二字，更赋予了人格和声音的双重美感。子贡作为世俗士人的形象，除在《韩诗外传》中被刻画成一个失败者，带着内心的不安和惭愧的脸色默默离开原宪所居住的陋巷外，在《咏贫士》中也遭到陶渊明的批评——“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辩”字让人想起孟子的“吾岂好辩也哉，吾不得已也”，但子贡此处并没有孟子的家国情怀，没有浩然之气，只有俗人固有的对贫富贵贱的成见。
《咏贫士》其三的情感是波澜起伏的。荣叟是道家人物，天生善于“自宽”，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固穷，并从中享受到真正的快乐;原宪对孔子的“固穷”精神确实做到了“学而能行”，但他需要为身体力行固穷而付出艰苦的努力;陶渊明则在儒道之间跳进跳出，他有适合隐居的天性（“偶爱闲静”），但也需要付出极大的意志力来使自己获得精神上的平静和满足（“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咏古圣先贤的贫士时，陶渊明经常不自觉地留下旁白，表达他的情感波动、思想变化。相比于出场的主角，他的旁白很突出，让人印象深刻。主角的演绎与旁白的穿插，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为我们演绎了关于贫士生活的生动话剧。
四、 回忆的作用
陶渊明在《咏贫士》中不断回忆那些隐居的古圣先贤，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寂寞潦倒的隐居生活找到精神支撑。而他之所以甘心隐居，其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
其一，向往自然的心性。陶渊明充分了解自己“性刚才拙”的天性，如果勉强出仕，只会让自己陷入痛苦。他的不少诗句都表明了这一点：“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等。苏轼“挂冠不待年，亦岂为五斗”的说法是正确的，陶渊明在官场之中，时时感到难以忍受的束缚，甚至在征程之中，先已抱了“心念山泽居”“暂与园田疏”的念头，做好了辞官归田的准备，不为五斗米而向乡里小儿折腰，只是个导火索而已，归田是他迟早的选择。
其二，惧祸的心理。世道黑暗，宦海沉浮，与其遭遇不测再后悔，不如及早抽身。所以《与子俨等疏》云：“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感士不遇赋》亦云：“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必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其三，悟道之举。人生短暂，祸福难测，不如与仁义为伴，顺性而行：“所以贵我身，其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咄咄俗中恶，且共从黄绮。”“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岂不知其极，非道固无忧……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陶渊明的隐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对自然的向往使得他在田园之中能寻找到真正的快乐，而性刚才拙的个性，使他不得不“量力守故辙”，于山野田园之中终老此生。贫士的共同之处在于气节。然而现实中的人聪明伶俐，八面玲珑，尽管有不少隐士或言谈高妙的玄学家，他们并非陶渊明的同道。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渊明与一般贪求荣利而在思想上求摆脱的隐士不同，他不慕荣利，遗世独立，是真正的隐士。他的闲居看起来简单却极难实践。陶渊明老年时饥寒交迫、箪瓢屡空，甚至不得不叩门乞食。现实生活中几乎无人可以理解他的行为，妻子对他也多有抱怨。他陷入极度的孤独之中。幸好浩瀚的中国文化孕育了众多品德高尚的贤人，他们志存高远，是现实中的贫士，精神上的贵族。在邈远的文化记忆中，陶渊明发现自己不再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独者，而有着众多的同路人。他积极主动融入了古贫士这个群体，发掘他们身上所蕴含的宝贵的精神品质，弥补现实生活中没有同道的遗憾。他终于为自己抛弃尘世宦途、栖迟衡门的抉择寻找到了固穷的意义，恢复了坚守贫寒生活的勇气。因此，尽管《咏贫士》的前两首对现世困苦生活的描绘笔调有些沉闷忧郁，但在这组诗的结尾，陶渊明摆脱了一切顾虑，用高亢、明亮的语调，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心声：“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
对现代的读者而言，《咏贫士》不仅叙述了老年陶渊明在极度困难的隐居生活中砥砺精神的过程，也为我们抵抗现世的浮华与诱惑提供了精神的力量。千载而下，陶渊明实际上已与孔子、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一道，成为了文化记忆中的另一座丰碑。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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