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北方在战乱和天灾的双重破坏下凋敝零落，南方却保持了相对的安定富足。南方河网密布，“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水运便利，又因为有大运河与中原紧密联系，“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①。国家的经济命脉逐渐维系于东南一隅，《新唐书·权德舆传》所谓“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吕温《吕衡州集》卷六《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韦府君神道碑》亦云：“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五代十国时，北衰南荣、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更为显著。江南本以气候湿润、风光秀美、人情柔和见称，再加上经济的发达和相对的安定，遂成为文人士大夫向往的栖居之地。
当然，经济重心的南移，除主要受国家政治的影响外，还与当时我国南北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等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些自然条件的变化，则不但关乎农业经济的发展，还直接影响到人居环境的优劣。事实是，晚唐五代时期，中国南北两方在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等数方面，都呈现出北方恶化而南方优化的倾向。
先言气候。历史上我国的气候演变大致是冷暖交替，但总趋势是由暖变冷。唐宋之际，我国的气候经历了由暖转寒的变化，北方变得更为寒冷，相对温暖的南方遂成为北方人向往的地区。次言水文。唐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年度和季节上雨量分布都不均匀，而该地区黄土和褐色土的涵水性能又较差，无雨时干旱，雨大则水土流失，致使墒情不断恶化，旱化现象日渐加重，受此影响，北方的河流、湖泊流量缩小，数量减少，使人居环境恶化。相反，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稳定，雨量丰富，江河、湖泊众多，虽然红壤的保水性能也不佳，但因为有相对充足的降水，故该地区逐渐成为全国主要的产粮区。再言植被。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加上北方开发较早，又长期是中央政权的势力范围，再加上改朝换代、军阀割据等战乱，天然植被破坏严重，使人居环境严重恶化。相比之下，南方草木丰茂，物产富饶，统治者的征调又多折钱捐，便于农民在生产粮食的同时，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所以南方的植被反而因此具有了天然、人工的双重美或融合美。最后说一下土壤。唐宋时期，江南土壤呈优化态势，尤其是环太湖的苏南浙北地区，所在皆膏腴之地，地沃而物夥，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人间天堂。而红壤本身的色彩，与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等江南物象一样，也是上佳的背景色。以上四方面其实是一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有机构成，相违则俱损，相得则益彰，而唐宋时期的江南诚可谓四美兼济了。①
有这样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加上北方移民和南方统治者的开发，江南的物质经济遂空前繁荣，成为世人向往的人间胜境，两浙更是首善之区，而浙西都会杭州、浙东都会越州，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了。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五十五《卢元辅除杭州刺史制》称：“江南列郡，余杭为大。”他在做杭州刺史时，曾在《答微之夸越州州宅》诗中说：“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后来又到苏州为官，在《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䜩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诗中又夸赞苏州：“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回到北方后，对杭、苏二州念念不忘，每每苏、杭并称。他在《见殷尧藩侍御忆江南诗三十首，诗中多叙苏杭胜事，余尝典二郡，因继和之》诗中深情写道：“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君是旅人犹苦忆，我为刺史更难忘。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为念旧游终一去，扁舟直拟到沧浪。”杜牧就曾连续两年请求宰相让自己到杭州任职，以供养家庭。①自从钱氏割据两浙，建立吴越政权，杭州更一跃而成为两浙最繁华的都会。五代宋初的陶榖在其《清异录》卷上中即云：“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苏、杭从此并称“人间天堂”，相沿至今。
不过，若单是富庶，未必能真正赢得文人的欢心。当时以富庶名者，尚有常州、湖州、越州等多处，比如常州被李华推为“关外名邦”②，湖州甚至得到顾况“江表大郡，吴兴为一”、“物土所产，雄于楚越”③的评价，但他们并没有赢得人间天堂的桂冠式的美誉。苏、杭二地除了富贵之外，还有一点是士大夫文人所钟情的，那就是秀美的风光和绮丽的风情。白居易在《元微之除浙东观察使，喜得杭越邻州，先赠长句》诗就说：“稽山镜水欢游地，犀带金章荣贵身。官职比君虽校小，封疆与我且为邻。郡楼对玩千峰月，江界平分两岸春。杭越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与何人。”在《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诗中更明确表明自己眷念苏杭的原因：“杭土丽且康，苏民富而庶。”众所周知，这两句是互文。白居易不但富庶、美丽并举，且以“丽”当先。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著名的《忆江南》词中回忆杭州，最鲜明的感受就得自它的胜景：“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而紧接着回忆苏州的赏心乐事，则是：“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崔国辅《题预章馆》诗亦云：“杨柳映春江，江南转隹丽。吴门绿波里，越国青山际。”如此水土，如此物产，如此风情，当然是只有在天上才能领略得到的。顺便说一句，白居易等人的诗词创作，还有他们的“名人效应”，也都反过来提升了杭、苏的知名度，无数读者从这里获得对古城杭、苏的美好印象和心理认同，使它们成为文人心目中理想的栖居地。必须承认，杭州此后的发展，也与白居易这类文人的诗意赞美，有密切的关系。
唐宋时期，有三次大规模的避乱江南风潮，即中唐安史之乱时期、晚唐五代时期和南宋初期。安史之乱以后，江南就一直就是北方士人避乱的最佳去处。《旧唐书·权德舆传》即云：“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于江东。”《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一吕温《祭座主故兵部尚书顾公文》云：“天宝季年，羯胡内侵，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其中，浙江的杭州、湖州、越州、嘉兴、衢州等地都是吸引北方士人的主要地区。
事实上，唐朝中后期的国家赋入，主要即来自江南，尤其是浙江。《全唐文》卷七百四十八杜牧《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云：“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是言浙东地区。《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四李观《浙西观察判官厅壁记》云：“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带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国之盈虚于是乎在。”是言浙西地区。可见两浙地区，安史之乱后已成为唐王朝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①李肇撰《唐国史补》卷下。
①参阅郑学檬著《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岳麓书社2003年版。
①参阅景遐东著《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第二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②(唐)李华撰《李遐叔文集》卷四《常州刺史厅壁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唐)顾况撰《湖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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