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集句

集句诗是汉文学中非常独特的一种诗歌类别，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取得较大成就，而且影响到越南、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的汉诗创作。

“集句”之名最早见于北宋陈师道的《后山诗话》，作为诗体名称在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被正式提了出来。明初宋绪在所编《元诗提要》中专门分出“集句体”，并加以界定云：

集句者，集古人之句以成篇也。前古未有，宋王介甫始盛行之，石曼卿以文为戏，近代见之尤多。虽未足以益后学，庶几有以见诗家组织之工也。

其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进一步解释道：

按集句诗者，杂集古句以成诗也。自晋以来有之，至宋王安石尤长于此。盖必博学强识，融会贯通，如出一手，然后为工。若牵合傅会，意不相贯，则不足以语此矣。

历代许多重要的诗人，如宋代的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文天祥，金代的元好问、李俊民、党怀英、赵秉文，元代的刘因、杨载，明代的刘基、李东阳、李梦阳、王世贞，清代的朱彝尊、厉鹗、查慎行、王士祯等人，都积极参与集句诗的创作。在宋、明、清等几个朝代，集句诗创作的数量众多，虽然散失非常严重，但仅保存到今天的集句诗集（或卷）总数超过280种。此外，日本、韩国和越南在历史上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集句诗作品，其中包括一些集句专集。

历代保存下来的集句诗作品虽然丰富，但目前的研究仍非常薄弱。国外的学者只研究其本国的集句作品，不甚关注中国的集句诗情况。如韩国李英姬《浅谷金堉的集杜诗研究》专门探讨浅谷金堉的集杜诗情况；金相洪《韩国集句诗研究》则对高丽、朝鲜时期的主要集句作家作品有较详细的介绍。又如日本山岸德平的《本歌取与集句诗》论述了集句诗对日本和歌“本歌取”的影响，其《论集句诗》则考察了日本江户时代流传的集句诗、集句文以及集句诗集。

与此同时，中国的学者不仅没有关注外国的集句诗，对本国集句诗的研究也很薄弱。就论文而言，海峡两岸自20世纪中期开始到现在，总共只有30多篇。台湾黄得时《谈集句诗（上、下）》（台湾《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64年12月10日、11日）可能是最早的相关介绍。大陆曹虹《什么是集句诗》（《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9期）、陈宗德《“集句”说》（2002年5月22日《教师报》）、俞樟华《论古代集句》（《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都属此类。其他如禇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祝尚书《论宋人杂体诗》（《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也对集句诗进行了介绍。专门的研究论文则有台湾陈建华的《文天祥〈胡笳曲〉集句诗探微》（《宋代文学研究丛刊》1977年12月），大陆王育红、吕斌《〈牡丹亭〉“集唐诗”探析》（《中国韵文学刊》第19卷第2期）、丘美琼《王安石〈离昇州作〉诗称名辨正》（《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王国巍《宋代集句与明清戏曲》（《殷都学刊》2007年第2期）、陈磊《博淹闳肆，兼蓄众家——浅论宋代集句诗词的成就》（《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7年第2期）、张福清《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对〈全唐诗〉校勘、辨重和辑佚的文献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6期）、宗廷虎《魅力四射的集句诗——当代“集句圣手”陈禅心〈抗倭集〉（集唐）例析》（《秘书》2007年第11期）、张小燕《试论集句诗与集曲》（《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张福清《再谈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对〈全唐诗〉校勘、辨重的文献价值》（《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3期）、李珊珊《谈谈明清传奇中的集句诗》（《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8年第12期）、《从集句诗看科举梦破灭后的明剧作家“复调式”创作》（《考试周刊》2009年第5期）、张晓丽《谈谈宋诗特点对集句诗勃兴的影响》（《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等。就专著而言，则数量更少，只有3本，即台湾裴普贤的《集句诗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75）、《集句诗研究续集》（台湾学生书局，1979），以及宗廷虎、李金苓的《中国集句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

研究集句诗，最基础的工作当然是摸清历代集句诗的文献情况，尤其是对古代集句诗的创作和保存情况进行尽可能完整的搜集和考察。在这方面，裴普贤先生用功甚巨，其《集句诗研究》和《集句诗研究续集》二书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收罗了许多历代集句诗作品，并将其按时代顺序加以排列。根据此二书统计，她所见到的元代以前的集句诗数量接近400首，其中集句诗集3种，即文天祥的《集杜诗》、李俊民的《集古七绝》和李龏的《剪绡集》。明、清以后集句诗创作逐步繁荣，裴先生所知的集句诗人和集句诗集也就更多。就诗人来说有（按在其书中出现的顺序）沈行、奕、程敏政、戚学标、陈荣杰、李东阳、梁同书、王思任、孙蕡、李祯、丘浚、周用、陆深、张缋、夏宏、王佩、朱朴、童琥、方鹏、安磐、黄佐、戴天锡、刘芳节、陈言、黎民表、南师仲、陈子壮、沈德符、姜埰、周篑、胡山、朱芾园、汪廷讷、赵士喆、李茹旻、王锡、赵知希、余兆芳、汤显祖、刘凤诰（以上见于《集句诗研究》）、李梦阳、王世贞、童轩、戴冠、费寀、苏祐、文翔凤、龚璁、柴才、徐基、黄周星、杨光溥、黄之隽、沈守廉（以上见于《集句诗研究续集》）等54人。就集句诗集而言，则有李东阳《集句录》《集句后录》，沈行《集古梅花诗》二卷，余兆芳《集唐宫词》，王思任《律陶》，孙蕡《集古律诗》一卷，梁同书《集杜》二卷，戚学标《鹤泉集唐》三卷、《初编》一卷、《鹤泉集杜》五卷、《集李三百首》，张吴曼《集唐梅花诗》，张山农《集唐梅花诗》，陈荣杰《集唐诗》四册，奕《萃锦吟》八卷，刘凤诰《北征集杜诗》一卷（以上见于《集句诗研究》），李祯《月下弹琴记集古》一卷，童琥《草窗梅花集句》三卷，夏宏《联锦集》三卷，汪廷讷《集句诗》一卷，柴才《百一山房［应为草堂］集唐诗》一卷，黄周星《千春一恨集唐诗》一卷，杨光溥《梅花集咏》，黄之隽《香屑集》十八卷（以上见于《集句诗研究续集》）等24种。由以上所列不难看出，裴先生在搜集集句诗材料上可谓不惜余力，所取得的成果亦颇为丰硕。可是历代的文献浩如烟海，想以其一人之力在古代典籍中一点一点地翻检集句诗，其艰辛固不待言，也难以达到完备。遗憾的是，裴先生开创的这个工作并没有在当代学者中得到继承。现有的集句诗研究论文中，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至于宗廷虎、李金苓的《中国集句史》，则主要从修辞学的角度立论，应该属于修辞学著作，自然也没有对集句诗文献的具体考察。

但是，如果以今天考察到的情况来看，裴先生所了解的集句诗数量还只是现存总数中很少的一部分。元代以前的集句诗集今存南宋胡伟《宫词集句》一卷，释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七卷，史铸《集句诗》四十首、《续集句诗》二十首（将其看作两卷），李龏《梅花衲》一卷、《剪绡集》二卷，文天祥《集杜诗》两百首，张庆之《咏文丞相诗》一卷，金代李俊民《七言绝句集古》一卷，元代郭豫亨《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后集一卷，计8人10种，诗歌的总数超过1000首。可惜这些集句诗集，裴普贤大都没有看到。从其《集句诗研究》和《集句诗研究续集》二书看，以上诸集，她了解3种，但只有文天祥的200首《集杜诗》是完整的；她所见李俊民的集古七绝只有92首，实际上今存120首；南宋李龏的《剪绡集》有118首，她仅据《御选宋诗》见到31首。据笔者所知，元代以前的集句诗共有1822首，以裴先生考知的不足400首与其相比，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明、清的集句诗人数量众多，难以考究，裴先生所知的54人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高。据笔者所考，明、清两代的集句诗集（或卷）有近280种，而裴先生所考则为24种，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可以这样说，在收罗集句诗文献方面，裴先生取得的成就是重大的，但她留下的空间也是巨大的。因此，沿着裴先生开辟的道路，在继承其成果的基础上，对现存的集句诗文献进行尽可能全面、完整的考察，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今天跟裴先生所处的时代已大不相同，不但《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全宋诗》《全金元诗》《全金元词》《全元散曲》《全明词》《全明散曲》《全清词（顺康卷）》《全清散曲》等大型图书都已公开出版；一些重要的书目著作，如崔建英《明别集版本考》、王欲祥等人《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也相继出版；其他如近年出版的一些地方文献如《湖北艺文志（附补）》，相关研究专著如孙微《清代杜诗学文献考》等，也搜集和保存了一些集句诗的材料。此外，还有一些保存在民间的集句诗集亦被逐步发现。这样的资料条件，为今天搜集集句诗文献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除了以极大的力气搜集历代的集句诗作品，笔者还进一步对集句诗的保存和著录、集句诗的文献考订与辨误、集句诗的辑佚价值、集句诗文献价值的不平衡性和相对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从具体作品看，集句诗在保存上主要有三种方式，即或者保存在总集中，或者保存在别集中，或者以专集的形式单独存在。从书目著录看，不仅宋代以来的官修书目、正史志书中的书目、丛书目录、私人藏书目录、联合书目等综合型目录著作著录了或多或少的集句诗集，一些专门的目录著作如近年来出版的崔建英等人的《明别集版本志》、李灵年等人的《清人别集总目》和柯愈春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著录的集句诗集更多。对于保存和著录集句诗来说，历代诗话也是重要的文献来源，其中不仅保存了一些集句诗作品和断句，记录了一些集句诗的相关本事，而且还对其中作品进行了评价。

在现存的集句诗相关文献中，有不少突出的错误，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误把一些非集句诗看作集句诗，比如所谓刘宋袁淑的《啄木诗》、唐代同谷子的《五子之歌》、刘商的《胡笳十八拍》、裴普贤《集句诗研究》所载宋代无名氏的《集杜》《御选金诗》所录金代李俊民的《和窦君瑞集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元代郑允端《桃花集句》等，其实都不是集句诗。对于一些集句诗的作者，笔者也结合各种史料进行了考证：清代集句诗集《借浇集》的作者“哑道人”就是生活于清末民初的吴怀清；所谓宋代无名氏《调笑集句》的作者是两宋之际的吴致尧；日本安永间和刻本无名氏《集句闺情百咏》二卷的作者是明代的朱；《御选宋诗》所载孔武仲《集句寄孙元忠》其实是孔平仲的作品；所谓的宋代（或著为元代）集句诗人“贾云华”，其实历史上并无其人，乃出于明代李昌祺的小说《贾云华还魂记》。现有的集句诗集中还有一部伪书，即假托“辛稼轩”（即辛弃疾）的《蕊阁集》。笔者根据充分的证据，特别是其中使用了元代张翥的诗句这一铁证，断定其是一部伪书，乃出于明代无名氏之手。

集句诗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集句诗不仅具有直接的辑佚价值，而且具有间接的辑佚价值。根据集句诗作品，不仅可以辑出许多诗人的佚句，而且可以补充出一些诗人的名单。这些都属于直接辑佚。以集句诗提供的诗句和作者为线索，还可以在其他文献中辑录出一些诗歌和断句。这属于间接辑佚。笔者通过对南宋胡伟的集句《宫词》、史铸的菊花集句诗、元代郭豫亨的《梅花字字香》的认真考察，不仅辑出了许多诗人的佚句，在《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全宋诗》《全宋诗订补》等书之外补出了众多的诗人和他们的诗句，而且以三种集句诗集为线索，从其他地方辑得22个诗人的128首诗歌和9个断句。

除了辑佚，集句诗也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对集句诗句的原作者姓名和原来诗句的校勘上。但是，集句诗的辑佚和校勘价值又是不平衡的。从大处说，集句诗的辑佚价值很高，但比较而言，其在校勘和辨重方面的价值则要低得多。从小处说，集句诗的辑佚和校勘价值在写作时代、对象选择、题材宗尚以及集古与集今的分布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平衡性。与此同时，由于如今流传的集句诗大都没有经过认真、细致的校勘，本身带有很多的错误和不足，这也使得其具有的辑佚和校勘价值打了很大的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