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忆旧、悼亡绝句

元稹的忆旧、悼亡绝句

在中唐诗人元稹（字微之，又字威明，779—831）的诗集中，有两卷抒写男女间感情的篇什，这在唐人诗歌中是不可多得的。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根据元稹自己的归类，把这一部分作品分成为其妻韦丛而作的悼亡诗及为其婚前情人“崔莺莺”而作的所谓“艳诗”，并指出，元稹“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下面是归入“艳诗”一类的《离思五首》之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太平广记》中收有元稹作的《莺莺传》。此《传》又名《会真记》，在宋代经赵令畤改写为《商调蝶恋花》十二首，到金代经董解元演为《西厢记诸宫调》，到元代又经王实甫改编为《西厢记》杂剧，到明代又有李日华的《南西厢记》、陆天池的《南西厢记》，等等。后来，这一故事几乎被移植入所有的剧种；剧中的张生、崔莺莺、红娘也就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人物。《莺莺传》则早被人公认为元稹的自叙之作。这组《离思五首》诗的前面有一首《莺莺诗》，或以之作《离思》诗的首篇，总题为《离思六首》，足可说明这首诗就是忆念莺莺（在元稹的其他诗中或称为“双文”）之作。篇末的一个“君”字即指莺莺。

诗的上半首用了两个比喻。前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是就《孟子·尽心》中“观于海者难为水”句略加点化；后一句“除却巫山不是云”，则用宋玉《高唐赋序》所述楚怀王梦见巫山神女，神女临去时自称“旦为朝云”典。这两个比喻是隐喻，只见喻体，不见本体；但从下句所用巫山神女典，已暗示写的是男女间的遇合。推求诗意，其所喻可以是指事，即作者与莺莺相爱之事，也就是说，在生活经历中有过一次这样的初恋，今后很难再有同样深挚、同样美好的爱情了；当然也可以是指人，即作者爱恋的莺莺，也就是说，在爱情道路上既然曾经遇到莺莺，今世今生再难有第二个使自己为之如此倾心的人了。作者指的到底是上述二者之一，或兼而有之，还是别有所指？这正是读者自由运思的空间。

下半首诗诉说别后的相思。“取次花丛懒回顾”句，不妨与作者自述这次恋爱始末的《梦游春七十韵》中“觉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顾”两句以及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京洛八九春，未曾花里宿”两句合参，可知所写大致是实情。句中的一个“懒”字，则说明他与莺莺分离后对感情生活已经心灰意懒。下面“半缘修道半缘君”一句，点出“懒回顾”的原因。秦朝 在《消寒诗话》中认为，元稹的这首诗如是“风情诗”，则“伤雅道”；如是悼亡诗，则“悼亡而曰‘半缘君’，亦可见其性情之薄”。其前一意见，固失之于迂腐；至于后一意见，且不论这首诗并非悼亡诗，只就其对“半缘君”三字的理解而言也未免拘泥不化。死守一个“半”字，就说作者对莺莺的相思是半心半意，这样解诗，实不可取。作者在句中用了两个“半”字，无非是说他的心灵既已为莺莺所占据，又已寄托于“修道”。而这个“修道”，正为了填补感情的空虚、为了减轻相思的重担。对作者说来，相思与修道在生活中似相矛盾，却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据《莺莺传》，元稹与莺莺相爱在德宗贞元十六年（800）春，与莺莺相别也在这一年。《离思》诗大概是别后的一两年内所写。而一直到二十年后，作者依然眷念旧情，还写过一首《春晓》诗：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

勡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这首诗写得极其含蓄，但与《莺莺传》对照来看，显然作者所追忆的是二十年前与莺莺定情之夕的情景。从地点看，《莺莺传》记，当时张生寄寓在蒲州（今山西永济）东十馀里的“普救寺”，莺莺也随她的母亲“止兹寺”。诗中的“晓寺”就指这个普救寺。从时间看，《传》中记：“……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这正是诗的首句“半欲天明半未明”及第三句所写“钟声动”的本事。至于诗的次句“醉闻花气睡闻莺”，可以说是写景，实写当夜所嗅到的花香和所听到的莺声；也可以说是写人，“花气”喻莺莺的脂粉香与衣香，即《传》中所写的“香在衣”及《会真诗三十韵》中的“衣香犹染麝”，而一个“莺”字更是点出了莺莺的名字。

作者与莺莺相聚的时间并不长，写这首诗时又事隔二十年之久，回首前尘，追思往事，既历历似在眼前，又遥遥如同隔世，因而其诗情既缠绵缱绻，其诗境则缥渺恍惚，给人以似梦非梦的美感。读这首诗，常会联想起白居易的一首《花非花》词：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元稹的《梦游春》诗以及白居易的和诗本来就把这段爱情看成一场春梦；这首《花非花》词即令不是为元稹而作，所写的恐怕也是性质相同、情节相似之事。

从以上两首诗，可见作者对莺莺是不能忘情的。但他为什么不与莺莺结合而与韦丛成婚，且在《莺莺传》中不惜借莺莺之口责备其“始乱之，终弃之”呢？莺莺又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后来也很快地另嫁他人呢？对此，前人已多所论及。这里，有当时门第婚姻的社会风习，有元稹本人的品性弱点，也许还有其他复杂因素。如果只从文学欣赏角度，就作品论作品，那么这两首诗，无论在感情内涵方面还是在艺术魅力方面，都可以说是唐人绝句中少有的抒写爱情的佳作。《元白诗笺证稿》指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微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今古悼亡诗一体之绝唱。”下面就是他悼念韦丛的一首《感梦》诗：

行吟坐叹知何极，影绝魂消动隔年。

今夜商山馆中梦，分明同在后堂前。

元稹与韦丛结缡于贞元十八年（802）。到宪宗元和四年（809），韦丛不幸病逝。次年，元稹被贬为江陵（今湖北江陵）士曹，在赴江陵的途中写了这首诗。就其谋篇而言，通篇诗只是平铺直叙，没有起伏曲折；就其遣词而言，四句诗都是朴质无华，不事雕饰渲染。但正因平平写来，就更见感情的真挚；看似淡淡着墨，反而见悲痛的深切。诗的首句写一年来哀伤无极的感情状态；次句写一年来“影绝魂消”的残酷事实；第三句把诗笔收到“今夜”，引入驿馆，点明入梦的时刻和地点；最后一句才展示了梦境。这首诗题作《感梦》，却只用了一句描述梦境，但只这一句，就已把前三句所要表达的一年来生活的凄凉与旅途中处境的孤独，全都衬托出来了。

“同在后堂前”，这不过是重现了过去家庭日常生活中一个最普通的场景。从梦境本身来说，它是如此“分明”，又如此平凡，不似有一些梦境那样扑朔迷离，也不似另一些梦境那样离奇变幻；而对于作者来说，它却是如此熟悉，又如此亲切。仅仅这一场景的重现，就足以唤回他对往事的无穷忆念，足以引起他对人间的无穷怅惘。这里，梦境中的时间和空间与现实中的时间和空间两相映照。梦里出现的时间是夫妻欢聚的往日，回到现实则是“影绝魂消”的今夜；梦里展示的空间是故居的“后堂前”，回到现实则是旅途的驿馆中。前者与后者正是欢乐与苦涩的对比。而可悲的是：前者却是虚幻的、片刻即逝的；后者才是真实的、难以改变的。但作者在写出梦境后就戛然而止，没有进一步描述这一由哀思形成的梦境为他带来的更深的悲哀。其醒后的所思、所感是尽在不言中的。

作者到江陵后还写了不少思念韦丛的诗，其中记梦之作有四首，以《梦井》诗写得最为阴森悲怆，《江陵三梦》之一写得最为宛转凄凉，但都是长诗。短篇的记梦作则有作者于元和九年（814）春去潭州（今湖南长沙）途中写的一首《梦成之》（韦丛字成之）：

烛暗船风独梦惊，梦君频问向南行。

觉来不语到明坐，一夜洞庭湖水声。

《感梦》诗是从远处落笔，先在上半首内写韦丛死后一年来的情事，到下半首才写到“今夜”，最后写出梦境，而对梦后情景一无描述。这首《梦成之》的写法相反，首句展现的画面就已是梦后的所见所闻，次句即追述梦境，下半首的篇幅则完全用于描写梦觉后一夜不眠的情景。

诗的首句“烛暗船风独梦惊”中，一个“惊”字、一个“独”字说明梦已惊醒，船内依旧独自一人，所见是暗淡不明的烛光，所闻是推动船行的风声。次句“梦君频问向南行”，是回想和倒叙所作之梦。这个梦，与《感梦》诗所述之梦很不相同：一则，《感梦》诗写的是作者身在商山驿馆，而梦见与韦丛同在长安故居，这一句写的是梦见与韦丛同在船中，梦中的空间与现实的空间是一致的；二则，《感梦》诗只写“同在后堂前”，似乎梦中的人物是沉默无语的，这句所显示的梦境则以韦丛的频频提问为主要情节，而有问必有答，也就是说，这次的梦是有谈话内容的。下面“觉来不语到明坐”一句，则在承转中与之形成对照。这就是：梦中是双双同在船内，而觉来则形只影单；梦中有人“频问”，言犹在耳，而觉来则音容俱杳，共语无人。这时，在一片死寂的船舱中，作者当然只有默默坐到天明了。如果说上句写梦中韦丛的传形之笔是“频问”两字，那么这句自我写照的取神之笔就是“不语”两字。这两个字包含无限酸辛，既使人如见其块然独坐之状，也使人想见其百转千回之情；而把这一心情融入景物并使其深化的是诗的结句：“一夜洞庭湖水声。”这船外的水声不仅加倍衬托出船内的寂静，而且，它与作者的思潮是相通的。作者独坐不语，万念潮生，在其倾听波声之际，心固随之起伏，神也与之俱远。其茫茫百感、悠悠心事似载沉载浮于终夜奔流、无边无际的洞庭湖水之中，我与物、情与景已经化合为一了。

以上元稹的这两首以记梦为内容的悼亡诗，所用的语言是浅短的，而蕴含的哀思是深长的；所写的梦境是虚幻的，而流露的感情是真切的。正如《元白诗笺证稿》所说，“夫唯真实，遂造诣独绝”。至于他与莺莺的恋爱过程，虽难逃薄倖之讥，而有些忆念旧情之作也有其真的一面。抒写男女间的生死相思，本是一个不可废的文学题材。他的这类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篇什，也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