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新诗”中国梦
——《砚耕塘诗稿》随想
◎高海涛
归来走上苍白的车道,
晾衣绳上的衣服多么平静!
当我走进书房,就在门边,
月光下那团团白色的菊花!
这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伊的《菊花》诗,副题是“为喜爱菊花的陶渊明而栽种”。布莱伊毕业于哈佛大学和依阿华大学,二战期间曾服役于美国海军。后来定居在他的故乡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湖畔。他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的影响,因为仰慕陶渊明,特意在自己的书房外面栽种了一丛白色的菊花。
在翻阅白玮先生《砚耕塘诗稿》的那个下午,我就一直想着这首《菊花》诗和与之相关的故事。“白”意味着纯粹,“玮”者,“青气之光辉也”,而如果说白色的菊花也有光辉,那么用“玮”来形容可能是最恰切的了,而对于中国古典诗,白玮先生不仅是深爱者,也是当之无愧的传承者。
实际上,我和白玮先生相识,不过是最近几年,在文艺理论界的一些会议上。他总是到得比别人早,发言却比别人晚,安详地坐在那里,谦和儒雅地微笑着。听他的发言,可以说是诚朴其外,光彩其内,实实在在的语气中,充盈着那么多真知灼见。但我从不知道他是大学的党委书记,而且曾做过几所大学的主要领导。这可能既是他的风格,也是我的问题,我是基本上不关心别人的职务和身份的,我只知道白玮先生和我是同龄人,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读过博士,现在是教授,执教于沈阳某大学,仿佛了解了这些就足够了似的。
直到打开这部厚重的作品——《砚耕塘诗稿》,其实何止厚重,简直堪称绮丽和恢宏,我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线装书,连翻阅都要小心翼翼的。翻阅之后,不禁在心中感叹。一叹知人之难,二叹人可以这样多才多艺,一个文艺理论家和大学领导,不仅擅写旧体诗,其作品之丰赡,堪称生命记录;而且书法也好,好得令人震惊。想起198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诗人塞弗尔特,瑞典人给他的颁奖词意味深长,认为他以自己的诗歌创作“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多才多艺地渴求解放的形象”。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表达对白玮先生的感叹,应该与这句评语很相近。
我不太懂诗,尤其不太懂旧体诗,因为不熟悉格律,也不熟悉那种特殊的诗论语言。但对于诗的解读,我想格律或许并不重要,而且,通观这部《砚耕塘诗稿》,令我欣喜的是那样一种内在的自由,不是不讲格律,而是不自拘于格律,洗却铅华,超越范式,从容淡定,蕴藉有味。毫无晦涩之弊,多见灵动之长,可以说从中既能见出作者的人生行迹、人格气度和情感本真,也充满了匡扶人心的正能量。如“宫声篇”中的《拜谒鲁艺旧址四首》《黄土高原纪行六首》《焦公赞》《绍兴鲁迅故居偶识》《许世友祭》;“商声篇”中的《清明祭父诗》《高考入学三十年纪念》《再读三国》《滕王阁》《岳阳楼诗记》;“角声篇”中的《江村印象》《丽水问农》《春风咏》《少年生活素描》《京杭大运河》;“徴声篇”中的《黄河壶口瀑布》《海上夜行》《北洋大学》《胡杨礼赞》《海南五题》《辽北康平》;“羽声篇”中的《中秋高原纪行》《青山对》《松花石》《井冈山》《金石滩》等,读后都足以让人神游历史,思接现实,教益良多。特别是作者那种淡而有味的诗风,看似轻易,却难能可贵,诗中所体现的中和通畅之美,似承传了其先祖白居易诗歌的薪火神韵,也好像有着宋词的温馨清朗韵致,许多篇句都可圈点,如与友人对品佳茗。
记得南怀瑾先生曾说过:“文化的基础在文学,文学的基础在诗词。”能把诗词写好的人,其文学功底的坚实,文化功底的深厚,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是写得好与坏,怎么评判,还是要有一个标准。我认为评判诗词的标准,不能因为是古体或旧体,就降格到普遍的形式层面,旧体诗和现代诗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那就是看其有没有创新的境界。现在搞诗词创作的人很多,而且似乎越来越多,有人称之为传统诗词的复苏或“文艺复兴”,但真正有创新境界(或哪怕有创新动机)的诗词并不多,大多还是“旧瓶装新酒”,沿袭古典诗词的思乡怀亲或咏古观今的范式与套路,总之是略无新意,乏善可陈。
而白玮的旧体诗创作却无疑有一种创新的自觉,或者是一种创新的自在。他并不刻意,但往往是意到神随,在形式上不泥古,在情感上不泥实,能让人在不经意间感受到一个现代人的襟怀见识和精神气质。比如他那首《母爱》:“你是风之缕,走进春光里;你是雨之滴,流入心田里。”这种直面亲情、不假文饰的讴歌,几乎是直接从现代汉语诗中得到的借鉴和启示,但就形式而言,又不乏唐宋五言绝句的风光流韵,而中国式母爱从古至今的承接与发扬,仅从这形式中即可联想。
把旧体诗写出现代情趣和境界,在白玮这里,还有一个最突出和最明显的例证,那就是幽默感。幽默在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古典诗中是鲜见的,所谓“诗庄词媚”,古典诗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其严肃性和庄重性使之与生俱来地排斥喜剧因素,更何况幽默本身就是外来的审美因子,并属于现代的审美范畴。而在白玮先生的旧体诗中,具有幽默情趣的篇什几乎俯拾即是。如《拜谒鲁艺旧址》之三:“枣园灯光照全国,杨家坪上纺线线”;《大寨情怀》:“永贵不老音容在,而今犹有郭凤莲”;《许世友祭》:“英雄自古谁无死,东邻老屋是旧家”;《给二姨》:“心想手到布尔乔,织绣勾连成大巧”等等。还有一些写少年与青春往事的诗,如《少年生活素描》《二三工厂》,以及其他一些写亲情、写记忆、写动物的作品中,都可瞥见现代幽默元素的闪光,或机智,或反讽,或通感,或当今汉语新诗中的冷抒情,总之是贯穿着一种旷达、亲和、乐观的情怀,或者说贯通着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主张的“轻快美学”精神。这是我读《砚耕塘诗稿》的由衷感受。
“轻快美学”是卡尔维诺在他的《美国讲稿》中所发挥的美学思想,虽然主要谈的是小说叙事学,但我觉得也适用于诗,特别是对中国旧体诗创作而言,轻快而不轻浮,通俗而不媚俗,可能正是一种创新的突破口。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白玮的旧体诗,从其形式上是旧的格律体,但在境界上却体现着汉语新诗的精神风貌,为了明确体认,不妨称之为“旧体新诗”或“新格律诗”。而能写出这样诗作的人,应该是有着特殊美学理想的。马克思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对此蒋孔阳先生有过解释,说这样“就把选择什么样的美和是什么样的人联系起来了”。白玮选择了旧体诗的形式格律之美,也选择了现代诗的精神情趣之美,那么是否可以断言,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或一个具有传统精神的现代人,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经典价值的追求已成为某种“生命形式”,而这种生命形式正属于现代中国。
“好诗不须作,源自心头来。点染皆成趣,闳韵入襟怀”,这是白玮先生对诗的理解,也就是他的诗观。在他的作品中,对传统精神的建构和对传统范式的消解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自成风格、浑然一体的。这种状态就主体而言是他的性情使然,而就诗歌创作的内驱力来说,则可能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的焦虑”使然。
《影响的焦虑》是美国著名批评家哈洛德·布鲁姆的一部诗论著作,他从历史传承与影响的角度来探讨诗歌创作的真谛,影响很广泛。诗歌本身就是一部历史,是诗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延续。雪莱曾经设想,所有时代的诗人都在为一首不断发展着的“伟大诗篇”而做出贡献。所以布鲁姆指出,现代诗人都像是一个有着“恋母情结”的孩子,需要充满焦虑地面对和反抗“诗的传统”这一巨大的父亲形象和阴影。确实如此,尤其是中国的旧体诗,所面对的阴影简直是太大了,从诗经乐府、唐诗宋词、明清诗词直到近代,几乎所有的主题、所有的境界、所有的技巧都被前辈诗人求索殆尽,这和汉语新诗是不同的,面对的传统不同,命名机制也不同。有志于写作旧体诗的现代中国人,必须面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强大传统,它强大到几乎是所有英语诗的总和,就像中国的春节是西方的圣诞节、感恩节、新年的总和一样。所以,如果说诗歌的创新是难,那旧体诗的创新则尤其难,因为,用另一位美国批评家的话说:“由于以前统治者的辉煌业绩,王子的治国之责被加重了”。包括白玮先生在内的旧体诗写作者,我觉得就是这样一批负重的“王子”。但负重的王子毕竟也是王子,特别在民族复兴、文化振兴,人人都在寻求实现“中国梦”的今天,用诗来体验自己的梦想是可贵的,用旧体诗来展示自己的梦想是更加可贵的——
然而,悠久的中国人是否会徒劳地
衣冠楚楚,在深山幽涧边打坐,
或者,在江畔苦吟,捻断胡须?
我不要摆弄历史平衡的秤盘。
你知道浮世绘的美人是如何
以身殉情,吞吃着意味深长的辫子?
你也知道芭丝那高山般的发式。
唉,莫非所有的理发匠都白活了,
竟没让一丝美发存活在大自然?
你,既然对苦读的幽灵毫无怜悯,
为何要披头散发,从梦寐中走来?
这是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我为了照应本文的开头重译了一遍,不论是布莱伊,还是史蒂文斯,他们的作品都证明了中国诗在世界上的影响。而代表中国诗歌走向世界的,恰恰不是汉语新诗,而是中国古典诗,因此毫无疑问,古典诗的现代形式——旧体诗,就不仅是文化怀旧,更意味着文化复兴,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梦”的一部分。
最后我想重述一下对白玮先生旧体诗创作的基本观感:乐天遗风,宋词韵致,古典精神,现代情怀,既承文脉,复接地气,旧体新诗,独成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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