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无奈的崇祯帝

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

——无奈的崇祯帝

“励精图治”与“亡国之君”，这本是相互矛盾的命题。传统印象中，亡国之君或昏庸残暴，或荒淫无度，或庸碌无为，但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却是一个最不幸的例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帝王之一，勤俭治国，最终却落得国破身死的悲惨结局。

明朝最勤勉的皇帝

天启七年（1627），昏庸荒唐的明朝第15位皇帝——“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去世。由于他没有留下子嗣，皇位由其五弟信王朱由检继承。朱由检就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

崇祯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勤勉帝王。史称他“闻鸡而起”、“夜分不寐”，因为积劳忧国，未到中年就已是白发丛生。与常年罢朝的前任帝王不同，崇祯帝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从不停辍朝会，召对也时时举行，未敢有过稍稍的懈怠。

崇祯帝是明朝乃至中国古代最为节俭的帝王之一。他的吃穿用度非常朴素，宫中所用餐具一律是铜器甚至木器，宫内无大事不办宴席，也很少听到歌舞之声。为了节省国家开支，崇祯帝废止了江南织造（负责采办皇家用具的机构），并大规模地裁撤了驿站，以此减免压在百姓肩头的重负。在国库紧张时期，崇祯帝还多次下诏“撤乐”、“减膳”，并将宫中的贵重器物拿出来充作军饷。

崇祯帝继位之初，就怀着力挽狂澜的救国志向，誓做一代中兴帝王。他登基不出月余，便以老辣和干练的手段，迅速铲除了祸乱国家已久的“宦党”首领“九千岁”魏忠贤及其余党，平反了很多宦官专权造成的冤假错案。此举令世风为之大振，百姓欢欣鼓舞，都纷纷称颂新即位的崇祯帝为“圣王”。崇祯帝在位的17年中，曾多次下令各地州、府开仓赈济灾民，传令天下招揽贤才、广纳善言，还颁布“罪己诏”反省自己执政中的不足。

纵观明朝的皇帝，嘉靖皇帝痴迷于炼丹成仙，正德皇帝整日沉溺于声色犬马，万历皇帝近30年不理朝政，天启皇帝则执著于木工奇巧、纵容宦官乱政……与他们相比，崇祯帝称得上是一代贤君。勤勉有为的崇祯帝原本有可能缔造一个太平盛世，但天意弄人，历史留给他的却是一个濒临亡国的烂摊子。

时运不济　无力回天

那么，传到崇祯帝手中的是怎样一个国家呢？

从王朝内部来看，由于历代明朝政府的无能和地方官僚的贪暴，国家的经济已经是日薄西山。国库亏空，朝廷用度捉襟见肘，一般百姓更是穷困不堪。而这一时期又正赶上地理气候的“小冰河期”，从16世纪开始，地球的气候趋向严寒，农作物的生长受到很大的影响。各地降雨稀少，全国陷入长达数十年的大旱灾，同时还伴随有频繁的地震和严重的鼠疫。到了崇祯年间，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大饥荒，连天子脚下的直隶地区也未能幸免。从山陕地区到齐鲁、荆楚大地，饥民遍布乡野。饥饿的百姓吃光了树皮，就以一种叫“观音土”的白色土块充饥。这种“观音土”吃了不好消化，很多人因此腹胀而死。再后来，很多地区多次出现“人相食”的悲惨场面，独自出行的人经常莫名地失踪，实际上便是被饥民捉去吃掉了。甚至明朝军队在外打仗时，也有因粮草不足而吃人的现象发生，由此可见当时灾荒的严重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生存的百姓只得揭竿而起。于是在明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延续到崇祯一朝，情况更加严重。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将领所率领的农民军已形成很大规模。他们攻城略地，割据称王，使得明朝政府疲于应对。

如果说王朝内部的糟糕状况已足够使明王朝岌岌可危的话，那么关外后金政权的入侵则让国势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满族人建立的后金政权日渐壮大，八旗铁骑纵横关外。明朝军队虽然装备优良（火器的配备率是当时世界第一），却仍然无力抵抗。关外的明朝土地大片沦丧，而明朝政府组织的多次大规模反击也都以失败告终。明朝政府只得在关外收缩防线，退守几个大的城池，将战局的主动权拱手送人，自己则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此时东南沿海的形势也不乐观。明朝末年海盗猖獗，日本浪人和中国海盗勾结起来，不断侵扰东南沿海诸县，烧杀劫掠。明朝政府多次前往清剿，但海盗流动性很强，而且扑而复燃，搞得明朝政府精疲力竭。后来，明朝政府采用了招抚海盗的办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招降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但随着国势的衰落，东南边防问题也越发严重起来。

国家的外事已是万分危急，朝廷的内部更是腐败透顶、混乱不堪。历代明朝皇帝疏于政事，造成了朝中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们掌握着残酷的“特务部队”——锦衣卫和东厂，有的甚至掌控明朝一些重要的军权，以此迫害异己，独霸朝堂。与他们相对的势力是明朝的文官集团，然而这些士子文人非但不是国家的救星，反而成为重要的掣肘力量。明朝的文官们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利益群体，他们相互结党，共同对抗“宦权”甚至“皇权”。明万历皇帝就是因为感到自己在文官集团面前无法有所作为，才一气之下罢朝，自此28年不上朝。这些自诩“清流”的文人，很多也和朝中的一些阴暗势力勾结在一起，其中有不少人还曾为权宦魏忠贤歌功颂德。

待到崇祯帝登基，他身前的大明王朝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蛀洞遍布，四下漏风，稍加外力便会房倒屋塌。即便崇祯帝胸怀大志、兢兢业业，也已经无力回天了。

多疑自负酿悲剧

崇祯帝的不幸有历史必然造成的悲剧，也有他自身性格缺陷所造成的问题，那就是他的多疑与自负。

崇祯帝继位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他的父皇明光宗朱常洛并没有把皇位传给他，而是传给了他的哥哥朱由校。按照历代“父死子继”的传统，崇祯帝原本不会再有当上皇帝的机会。但朱由校荒淫早卒，且没有子嗣，于是崇祯帝幸运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崇祯帝自幼看尽了皇家的政治阴谋与争夺，加之即位有过如此波折，便形成了猜忌多疑的个性。而他一登基就扳倒了大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又让他对自己的能力和未来的期望有了过高的估量。

一心图强却赶上时运不济，国内外诸事无一顺意，这让心气颇高的崇祯帝有了挫败感。为了扭转时局，他更加苛刻地要求和约束自己，行为近乎极端；同时，他也以同样苛刻的标准要求臣子，幻想着他们能如自己一样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如果臣子们工作做得稍有不妥或者懈怠，崇祯帝便会认为这是臣子的无能、不忠甚至有谋反之心。这种歇斯底里的心态使得臣子们人人自危，整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

崇祯帝在位的17年中，由于不信任或者反感，一共任免过50位内阁大学士，这几乎相当于宋朝一代大学士的数量总和，可谓旷古未有。同时，朝廷各部臣子也被他走马灯似的更换，其中包括17位兵部尚书（其中多人被他下狱处死或者流放）、16位刑部尚书、13位吏部尚书、13位工部尚书、8位户部尚书。在调配前线作战将领方面，崇祯帝更是毫无耐心可言。负责对后金作战的总指挥官接二连三地被裁撤替换，有的是因为某一场战役的失利，还有的甚至是因为进行战略防御而被崇祯帝认为是“怯敌”，于是予以罢免。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崇祯帝同样如此。与此相对应，崇祯帝不断地诏令天下广荐贤才，自己则认定了身边的臣子无能和渎职。

崇祯帝对朝臣不仅任免频繁，而且奖惩刻薄。崇祯帝一朝，先后有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被委以军事重任。然而崇祯帝却让他们几乎无一善终，不是被迁怒处死（有的甚至遭到“凌迟”之刑），便是被逼上阵战死沙场，其余的则是孤军被围而得不到援助，最后或被俘，或倒戈投降。其中，崇祯帝因皇太极一个简单的反间计而冤杀“国之屏障”袁崇焕，则是最为著名的“自毁长城”的行为。

多疑与自负的性格使崇祯帝无法建立对臣子的信任，既做不到知人善任，客观评价臣子的能力，也做不到用人不疑，宽恕臣子的一时失误。在内忧外患并起的严峻形势下，崇祯帝还沉浸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的怀疑自责等复杂情绪中，不但于国事无补，而且越陷越深，终于难逃“亡国之君”的命运。

可悲可叹的“亡国之君”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外城，明朝军队溃败。崇祯帝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此时的崇祯帝自知明朝将亡，万念俱灰，念及自己励精图治17年，却落得国亡家破的下场，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情绪走向极端。他召来周皇后和袁妃，连呼左右侍从进酒。一口气喝了几十杯后，崇祯帝挥剑砍死了袁妃。周皇后见状，急赴坤宁宫自缢而死。见长平公主在一旁哭泣不已，崇祯帝长叹道：“汝为何生我家！”崇祯帝一剑砍去，公主举臂阻挡，被砍断右臂，昏死过去。接着，他又一口气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和几个嫔妃。然而，绝望却激发了崇祯帝的求生本能。他匆匆换上便服，准备混出城。当时城门紧闭，崇祯帝从朝阳门辗转至安定门，却无法令人开城。崇祯帝的求生之路被彻底截断了。

闯王李自成

李自成，原名李鸿基，万历三十四年（1606）出生在陕西米脂。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跟随“闯王”高迎祥起义，因其勇猛有识，号称“闯将”。高迎祥被俘牺牲后，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此后，他率领起义军南征北战，成为各路起义军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正式宣布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城，崇祯帝自尽，明王朝覆亡。占领北京城后，起义军领袖却犯了胜利时骄纵轻敌的错误，迅速腐化变质。此后，明平西伯、宁远总兵吴三桂因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霸占愤而降清，开山海关迎来清军。山海关一战，李自成大败，随即退出北京。据《明史》记载，永昌二年（1645）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境内的九宫山下兵败身亡，年仅40岁。

三月十九日拂晓时分，太监王相尧以宣武门投降，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率领部队浩浩荡荡进入北京城。惊慌失措的崇祯帝亲自在奉天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没有一个人来。崇祯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由于往日的刻薄寡恩，崇祯帝赴死之时，只有一位名叫王承恩的老太监陪伴。无比凄惨的崇祯帝用鲜血在自己的御袍上写下了最后一道诏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然后自缢身亡。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勤勉爱民的崇祯帝仍念及百姓安危，恳请“贼人”哪怕分裂自己的尸体，也不要伤害百姓，此言此行，催人泪下。然而他多疑、自负的性格弱点也彰显无遗。在临死之时，他仍然认为亡国的责任在于“诸臣误朕”，把主要罪过推给了自己的臣工。崇祯帝之死，可悲可叹。

崇祯帝是“亡国之君”，但他本来有成为一代明君的潜质；虽然有性格的缺陷，但终归不干存亡大道。可怜的是他生不逢时，面对一份注定倾颓的事业，即便做得尽善尽美，也无法挽回气数将尽的大明王朝。因此，后人对崇祯帝的评价大多不是苛责，而是叹惋。攻入紫禁城的李自成曾中肯地评价崇祯帝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并好生收殓了崇祯帝的遗体。而清政府在编修《明史》时也不得不承认：“崇祯帝慨然有为，即位之初便能机智果断地铲除奸逆之臣。可惜的是大势已去，朝廷中门户相争，战场上将骄卒惰，国家已经到了溃烂的境地。他在位17年，不近声色之事，勤勉不怠，忧国忧民，耗尽心力治理国家。虽然想得到非常之材，然而用非甚人，益发偾事。又复信任宦官，举措失当……”崇祯帝可谓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