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人物简历简介,郁达夫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题 辞
古人说“多文为富”，他名叫郁文，真可谓名实相副，“郁郁乎文哉”了。
——郭沫若： 《郁达夫诗词抄·序》
“五四”时期诞生的中国新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那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国文坛产生了一群开拓型的作家。他们仿佛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一个个脱颖而出，组成了浩浩荡荡的“五四”新文学大军。在这支队伍里，就有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郁达夫是“五四”的产儿，也是“五四”的弄潮儿。他与他同时代的作家，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却又有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
一
郁达夫名文，达夫是他的字。1896年12月7日夜半，郁达夫出生在浙江省富春江畔的富阳县城里。他的家庭原是书香世家，太平天国之后，家道中落。郁达夫三岁丧父，孤儿寡母，家境凄凉。童年给他留下的印象是饥饿的恐怖，寂寞和孤独。世人的欺凌和白眼，养成了他易于反抗、比较孤僻的内向性格。但富春江畔明媚秀丽的景色给他孤独的童年带来快乐和温暖，大自然启迪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当他一个人立在家乡半山的大石上时，山下是淙淙流淌的富春江，“近看看有一层阳光在颤动着的绿野桑田，远看看天和水以及淡淡的青山，渐听得阿千的唱戏声音幽下去远下去了，心里就莫名其妙的起了一种渴望与愁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大起来呢?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这象在天边似的远处去呢?” (郁达夫《我的梦，我的青春!——自传之二》)孤寂的生活使他幼小的心灵只有与自然沟通，从对自然美的感受中，孕育着诗人般的情思。他后来说：“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 (郁达夫《忏余独白》)。
郁达夫七岁入私塾，十一岁进学堂。他是个品行端正、勤奋好学的学生。早年便显露了作诗的才能，后来他在《自述诗》里说：“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的熏染，曾在郁达夫的思想上激起过波澜，他后来回忆说：“由书塾而到学堂!这一个转变，在当时的我的心里，比从天上飞到地上，还要来得大而且奇。” (郁达夫《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郁达夫求学之初，正是中华民族遭受苦难和屈辱的年代。帝国主义的入侵，清王朝的腐败，使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我们勤劳勇敢的人民，在胁迫和奴役下呻吟流血，许多志士仁人正为挽救祖国，推翻清王朝，酝酿着发动一次革命。时代的大潮撞击着少年郁达夫的心扉，他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 “到了我十三岁的那一年冬天，是光绪三十四年，皇帝死了;小小的这富阳县里，也来了哀诏，发生了许多议论。熊成基的安徽起义，无知幼弱的溥仪的入嗣，帝室的荒淫，种族的歧异等等，都从几位看报的教员的口里，传入了我们的耳朵。而对于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国文教员拿给我们看的报纸上的一张青年军官的半身肖像。他说，这一位革命义士，在哈尔滨被捕，在吉林被清廷的大员及汉族的卖国奴等生生地杀掉了;我们要复仇，我们要努力用功。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根。” (郁达夫《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爱国主义的种子在郁达夫心中萌生。在八、九个春秋的学习生活中，郁达夫开始阅读一些古典文学作品。他读史书和唐诗古文，看小说《石头记》和《六才子》，流览《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进入中学后，读书的范围更有所扩展。他读了《吴诗集览》、《庚子拳匪始末记》、《晋天忠愤集》，这三部书对他影响很大。他说： “这三部书读后的一个总感想，是恨我出世得太迟了，前既不能见吴梅村那样的诗人，和他去做个朋友，后又不曾躬逢着甲午庚子的两次大难，去冲锋陷阵地尝一尝打仗的滋味。”(郁达夫《远一程，再远一程!——自传之五》)他受到近代爱国志士的英雄气概的陶冶，很想也有一番作为。他较多地涉猎了诗词、小说、戏曲方面的书籍，《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启示了他做诗词的门径，《西湖佳话》与《花月痕》使他爱不释手，《桃花扇》、《燕子笺》以及流行本的各种传奇杂剧，都是他最爱读的。索居独学时，又读《资治通鉴》、《唐宋诗文醇》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古代文学的滋养，为他奠定了较为厚实的中国古典诗文的基础，为他日后踏入文坛，做了必要的准备。而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风雨，则对他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
1913年9月，郁达夫随他哥哥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活。当他站在轮船的甲板上，眺望浩淼无边的大海，看那凌空翻飞的白鸥的时候，他是踌躇满志的。
为了考取官费学校，郁达夫勤奋地补习功课和日语，1914年夏天，郁达夫考取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先是在第一部文哲经政科学习，后转入第三部学医科，与郭沫若是同班同学。1915年夏天，郁达夫以优异的成绩在一高预科毕业，被分配到名古屋的第八高等学校学习，学的仍旧是医科，1916年秋，又转回第一部文科，重新开始学习。在高等学校学习期间，郁达夫开始接触西洋文学。先是读了俄国屠格涅夫的两本英译小说：《初恋》和《春潮》，这两部小说给郁达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还一直念念不忘屠格涅夫对他的影响。郁达夫说，他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悒，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郁达夫《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西洋文学开扩了郁达夫的艺术视野，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从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高尔基，又从俄国作家转到其它各国作家的作品上去。他后来回忆说： “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如果说在国内他还很难接触到欧洲各国及日本的文学，那这时他简直是在西洋文学的海洋里遨游了。他饱览了各种风格、流派，各种思想意识的作品。他吸吮着，攫取着西洋文学中的营养，也难免生吞活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他的西洋文学的根底，大抵是在这个时期积累起来的。
对郁达夫刺激最大的莫过于日本社会上一些人对弱国子民的歧视。如果说在国内对国家、祖国的概念和含义还了解得隐隐约约，那么这时通过亲身感受，就更加深切地了解了什么叫国家，什么叫祖国。十九世纪末，清朝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遭失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1901年，在八国联军武装侵略的胁迫下，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民国成立以后，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派兵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和青岛;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侵略要求，把中国的主权拱手相送。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使日本的一些具有狭隘民族感情的人对中国人十分歧视和鄙视。郁达夫回忆当时的情景：“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深感着‘不及错觉’的我们这些神经过敏的青年，胸怀那里能够坦白到象现在当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样;至于无智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种，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简直是最有成绩的对于中国人使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了。”(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 大凡有爱国心的留日学生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民族歧视的气氛，郭沫若说的“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郭沫若《三叶集》)，指的也是这种状况。郁达夫由于幼年家境破落，加上长得又小又瘦，象只丑小鸭，性格上原就有点自卑和敏感，在日本又亲身感受到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民族歧视的氛围，沉重的民族自卑感，使他精神上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激起了他情感上的强烈的愤懑，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尽快富强起来，挣脱屈辱，扬眉吐气。而对于处于青春期的郁达夫，当这种民族的屈辱和自卑与男女间的关系联系起来时，就更感到了自我尊严受到严重挫伤时的大悲哀。他在与日本少女接触时，她们“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那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民族的尊严，个人的尊严所唤起的爱国主义感情，象潮水般地在郁达夫的胸中奔涌、起伏。
1919年7月，郁达夫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这年9月，在郁达夫的生活道路上，发生了一件他终生难忘的事：他回国参加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两试不第。这个挫折和打击既使他感到气愤，也感到莫大的悲哀。他借诗抒情：“江上芙蓉惨遇霜，有人兰佩祝东皇。狱中钝剑光千丈，垓下雄歌泣数行。燕雀岂知鸿鹄志，凤凰终惜羽毛伤!明朝挂席扶桑去，回首中原事渺茫。”在给未婚妻孙荃的信中说：“文少时曾负才名，自望亦颇不薄，今则一败涂地，见弃于国君，见弃于同胞矣，伤心哉!伤心哉!”(《郁达夫致孙荃信》)报效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愿望成了泡影，加剧了郁达夫的精神痛苦，在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他对黑暗的中国现实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后来，他还以这次考试为素材，写成了一篇小说，抒发自己胸中的郁闷和愤慨。
1920年夏天，郁达夫与孙荃在富阳结婚。这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但初婚后的别离还是使两人充满相思。后来的生活证明，命运并未赐给他们幸福，郁达夫的坎坷飘浮的生活，注定了他们只能是一对苦难夫妻。
在日本留学时期，是郁达夫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在这时期形成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及文学素养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和创作的基本面貌。他在经历了生活的磨炼和文学的陶冶之后，1921年，这个还在学经济的大学生在岛国日本写出了震动中国文坛的作品，短篇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应运而生。1921年10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小说集《沉沦》，至此郁达夫才真正踏上了文学之路，加入了“五四”新文学作家的行列。
《沉沦》是郁达夫最初创作的三篇小说的结集。其中最能代表他创作特色的是《沉沦》。这是郁达夫在异国唱出的对于祖国的恋歌和自己的激越、悲伤的心曲。他在回忆写作《沉沦》的情景时说：“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政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郁达夫《忏余独白》)这段自白，把小说的写作背景介绍得十分清楚，祖国陆沉，异乡受辱，飘零海外，没有依傍，只有失望，忧伤和悲哀。同时，也一语破的，道出了这部小说的特色：这是一部抒情的，浪漫的小说。强烈的主观抒情、真实的心理刻画，是这部小说的鲜明的特色。小说通过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忧郁、自卑的性格和变态心理的刻画，抒发了“弱国子民”在受到屈辱时的愤懑，以及希冀获得纯真的爱情而不可得的失望和苦闷，同时也表现了盼望祖国尽快富强起来的强烈愿望。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感受性异常强烈的青年，他性格孤僻，又怀着深深自卑的心理。现实在他的感受中被改造，他的感受又总是渗透到现实中去。外界现实包括自然和社会都抹上了他感情的强烈色彩，实际上也就是郁达夫主观感情的色彩。我们先来看看郁达夫以清丽的笔调所描画的“苍空皎日”吧：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班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沉沦》把大自然当作主人公脱离世俗社会的逋逃薮。郁达夫的“苍空皎日”显现着一种苍凉的美，通过想象把大自然诗化、美化、成为理想的大自然，以此与丑恶的现实社会加以对照，表示作者对丑恶，庸俗的世俗社会的鄙视，对纯洁、高尚生活的热烈向往。主人公以“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的心理来看周围的人，觉得他们都好象怀着恶意把眼光射到他的脊背上，瞧不起他，鄙视他，因此觉得十分孤寂。心中呼喊着：“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这是郁达夫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道路中提炼出的主观印象，并把这种印象赋予了小说的主人公，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民族歧视给人心理上精神上造成的巨大创伤。作者的感受表现得十分细腻、真实、感人，蕴含着反帝爱国的强烈感情。
这种爱国主义的情绪是与主人公的个人欲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既孤僻又自卑，渴望同情与安慰，渴望爱情，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然而，在异国他乡，在那种民族歧视的气氛中，到哪里去寻找他所要的爱情呢?他羞却又自卑，对爱的强烈要求，受到压抑和扭曲，向性变态发展，先是“被窝里犯的罪恶”，后又偷看旅馆主人女儿洗澡，在野外偷听男女幽会的私语，直到自己跨进妓院，最后投海自杀。投海前，眼望故国，喊出了撕裂人心的声音：“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郁达夫较为详尽地描写了主人公走向沉沦的过程，特别是展示了在这过程中，主人公内心的矛盾、自责和悔恨，那痛不欲生的内心独白，加强了小说情感的力量，也不乏自然和真实，确以情感的真切和情节的自然，显出巧夺天工，浑然一体的境界，容易把读者引入作者安排的生活情境和主人公的心理状态，无怪乎有人把郁达夫的小说称之为心理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
这种偏重心理刻画的浪漫主义小说，是以作者的内发感情为原动力的。这种内发感情往往成为作品主人公行动的动机，因而无形中也就成了推动作品情节发展的动力。《沉沦》故事情节的发展，不是象现实主义作品那样，依照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是借助作者的自我感受，内发情感加以展开，其中的构思是内涵着郁达夫的心理构架的。这样，就使小说的感情色彩、浪漫色彩特别浓烈。法国浪漫派小说，很讲究离奇的情节，但往往给人以造作和人为矫饰的感觉。浪漫主义大师雨果的小说如《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以巨大的历史容量，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赢得了人们的喜爱。然而，雨果小说情节人工斧凿的痕迹，是很明显的。歌德是很赞赏雨果的天才的，但又十分惋惜他受了当时浪漫派小说的影响，使他的《巴黎圣母院》 “完全缺乏自然和真实。” (歌德《与艾克尔曼的谈话录》)郁达夫的《沉沦》虽也是抒情的浪漫的小说，但却有它独到的地方，自然畅达，真实可信。有人说：“我们在许多外国作品中感想到许多的伟大艺术，然在《沉沦》中所见到的这种平铺直叙的艺术，都感到一种毫不为艺术形式所蒙蔽的真实性来。”(黎君亮《谈谈达夫的三种小说》)主情的小说，浪漫主义的小说，能达到如此的艺术境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郁达夫为开拓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方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比较露骨的性描写和性心理活动的刻画，是《沉沦》的一个特点。也是小说引起非议和被指斥为不道德的一个主要之点。对这些非议和指责不能笼统对待，必须具体分析。一种指责与谩骂无异，带着浓厚的人身攻击的性质，来自那些封建卫道者之口。他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就象鲁迅小说《肥皂》中所讽刺和抨击的四铭那样的人物，平日装得象圣人，但脑袋里却装着把街上的那个很脏的少女咯支咯支洗干净的猥亵的念头。在“五四”时代，这种伪道学、假圣人还大有人在。郁达夫的作品对于他们，正象郭沫若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郭沫若《论郁达夫》)还有一种非议和指责大抵是来自同一营垒，他们更多地看到了这种性描写的消极作用，因此对作品也持否定和保留的态度。对此首先应当明确：郁达夫的作品中虽然有不少色情描写，但它并非是那种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他的作品与张资平的那种专门描写少女的肉体和丰臀，以此来挑逗和诱惑青年堕落的作品是根本不同的。张资平的这种描写，是展示，是欣赏，是诱惑，投其所好，启示人的性本能，使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中毒受害，走向歧途，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郁达夫的性描写不是这样的，他更侧重于人的自省，是灵魂的搏斗和抗争，他从难以解脱的苦闷中，感受到生的痛苦，并企图从这种苦痛中，探索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沉沦》中的主人公，对自己的自戕是怀着深深的羞愧和恐惧的心情的，“渐渐儿的生了一种怕见人面的心思”;偷看少女洗澡，使他“心里怕得非常，羞得非常”，甚至还“自家打自家的嘴巴”;他在偷听男女幽会时，更是从心里责备自己：“你去死罢，你去死罢，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他从妓院出来，灵魂的搏斗就更激烈了：“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这种矛盾心理的刻画，是蕴含着郁达夫本人对主人公这种行为的主观态度的。有人说，郁达夫的《沉沦》写的是“灵肉冲突”，达夫也首肯了。后来还有人说郁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大概指的也都是这种状况。此外，郁达夫的这种描写并非仅仅作为个人的生活经验，它还与主人公的爱国主义与反帝情绪联系在一起，尽管这种联系有其局限性和狭隘性，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只是从道德上对作品加以指责，容易贬低以至否定郁达夫作品的社会价值。而建国后，人们对郁达夫作品总是存着一种困惑以至犹疑的感情，原因也大抵出于此。道德作为人们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一种道义准则，并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道德评价不能离开时代，具体说，就是不能离开郁达夫生活的“五四”时代，一般的抽象的道德评价不能让人折服。文学批评的最高层次并非是首先进行道德上的评价，而要看其作品是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还是推动历史的发展，由此来确定作品的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郁达夫的《沉沦》是与时代精神合拍的。他以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时代人性解放的要求和社会思潮。也正是因为“惊人”和“大胆”，才很难为同时代的某些人所理解，这应该说是郁达夫的不幸。
对《沉沦》的评价的歧异，后来发展成为社会伦理的讨论。这本书出版半年后，周作人在北京《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郁达夫辩护。他认为，被人们认为的不道德的文学大体有三种：一种是反因袭思想的文学，也可以说是新道德的文学，一种是不端方的文学，它“虽不是端方的而也并非不严肃的，虽不是劝善的而也并非诲淫的”，第三种才是真正不道德的文学，因为这种文学是“为罪恶作辩护的”(仲密《沉沦》)。周作人认为《沉沦》属不端方的文学，决不是不道德的文学。把《沉沦》说成是不端方的文学是否妥当姑且不论，为郁达夫申明《沉沦》不是不道德的文学，毕竟是稍微平息了一些人对这部作品的抨击和讥嘲，郁达夫对此是感激的。周作人还认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关于这一层区别，我愿读者特别注意。”(仲密《沉沦》)他的这个意见，应当说是较为中肯的。
这里必须指出，郁达夫的性描写与性心理的刻画，并非只是《沉沦》一部作品的特点，后来这种倾向还在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延续着，发展着，有的与作品情节发展有联系，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不应全部否定;有的则仅局限于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甚至还发展到客观的展示和描写，作者的主观态度亦很暧昧和含糊，这种描写和刻画的消极作用更加显露出来，成为达夫作品的一个较大缺陷了。
郁达夫的小说在暴露病态心理方面以及作品中的自然主义描写，明显地受到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日本某些自然主义作家的影响。郁达夫后来在阐发他的文学信条时说：“无论是文学、美术或音乐，当堕入衰运，流于淫靡的时候，对此下一棒喝的就是‘归向自然’，‘回到天真’上去的一个标语。”(郁达夫《艺术与国家》)这主张是源于卢梭的。卢梭的《忏悔录》很可以看作“皈依自然”的一个艺术标本。《忏悔录》开宗明义：“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前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貌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这一番话，是可以作为郁达夫创作的卷首题辞的。郁达夫恪守着“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也与卢梭有关系，郁达夫对卢梭是很崇拜的，他还专门写过介绍卢梭生平和作品的文章。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称为有毒的天才，他笔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大都是些在生活的险恶风涛中被搞得精神变态、隐忍忧郁、转而自戕的形象，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一下，这些形象与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或多或少总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对郁达夫影响较大的应当说是流行于日本的私小说。这种小说专写作家自己的身边琐事，着重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不大追求情节的完整与结构的严谨，其中不乏男女性关系的自然主义的描写。葛西善藏就是这个流派的一个代表作家。郁达夫非常喜欢葛西善藏的作品，回国后他还时常阅读他的作品。他在日记中写道：“看葛西善藏小说二短篇，仍复是好作品，感佩得了不得。”“又买了一本新年号，内有葛西善藏的一篇小说名《醉狂者之独白》，实在做得很好。”日本作家除葛西善藏外，郁达夫还非常钦佩佐藤春夫，郁达夫曾写道：“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佐藤春夫的小说，常以厌倦、忧郁和厌世为基调，深入刻画近代社会人们的内心世界，充满阴郁情调和颓废情绪，这些都不能不对郁达夫产生影响。
有人把郁达夫说成是颓废派，这种说法只见郁达夫的一面，而未见其反抗与追求的一面，不能作为对郁达夫全人的评价。但郁达夫的作品流露出感伤，颓废的情绪，这是确实的，《沉沦》是这样，他后来的一些作品也是这样。这是郁达夫浪漫主义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一个主要弱点。毫无疑问，郁达夫的感伤和颓废的情绪，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密切相关，也不能否认这种情绪有其一定的时代的背景。郑伯奇说：“《沉沦》的作者常自叹身世，嘲世骂俗，落了个‘牢骚派’的美名，然而青年文学家中，颇有许多追随者来称赞他的，这是因为他的作品还有现实生活的深刻经验作背景。”(郑伯奇《新文学之警钟》)郁达夫的感伤反映了“五四”时代部分青年的思想情绪，因而，他的作品能受到某些青年的激赏和推崇。郁达夫的感伤颓废有他个人曲折坎坷的生活背景，有他时代的环境，同时也与他大量阅读那些带感伤、忧郁色彩的中外文学作品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作品培育并助长了郁达夫的这种思想情绪，养成了他的心理特质和审美趣味，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达夫性格，一种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的性格。后来，在郁达夫自觉地追求下，这种性格还有进一步的发展，《沉沦》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从他后来很多小说中的主人公的面孔上，似乎都可以找出与《沉沦》主人公相象的地方，他们的周围仿佛都是黑暗，见不出一点光明，他们执着地反抗着这种黑暗，绝不妥协，但又看不到出路，在苦闷和感伤中挣扎、追求。郁达夫有着强烈的改造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愿望，但在浓重的黑暗势力的包围中，他没有看到指路的灯光，对人生和社会的改造存在着深深的疑虑，这正是“五四”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特征，也是形成郁达夫悲剧性格的重要的思想上的根源。《沉沦》就是这种思想性格最初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就在郁达夫写作《沉沦》前后，1921年7月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在日本成立了。在创造社的酝酿时期，最初的发起人郭沫若、成仿吾等首先想到的是郁达夫。郭沫若在回忆当时郁达夫留给他们的印象时这样写道：“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郭沫若《论郁达夫》)当郭沫若等邀他参加创造社时，郁达夫慨然应允，并答应以后可以为创造社的每期刊物承担一、两万字的文章。后来的事实证明，郁达夫不负重望，成了创造社这个“异军苍头突起”的文学社团的台柱之一。
1921年9月初，尚未结束学业的郁达夫回国，为创造社的第一个刊物《创造》季刊的编辑和出版做准备工作。第二年的5月1日，《创造》季刊创刊号问世，郁达夫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短论《艺文私见》和《淮尔特著<杜莲格来>序文》的译文，还有一篇两万余字的小说《茫茫夜》，并为创刊号写了编后记。这时，正值《沉沦》发表，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又有创造社同人的鼓励和支持，郁达夫是雄心勃勃，十分自信的。1922年4月，郁达夫在东京帝大经济学部毕业，7月19日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整整十年的留学生活。当回国之际，郁达夫心情是复杂的、迷惘的：“我在那无情的岛国上、受了十几年的苦，若回到故国之后，仍不得不受社会的虐待，教我如何是好呢!”“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但是我受了故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自杀的时候，最后浮上我的脑子里来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哩! Ave Japon!我的前途正黑暗得很呢!”(《中途》)
从《沉沦》发表，创造社成立，到郁达夫结束学业回国，他又创作了小说《胃病》、《茫茫夜》、《怀乡病者》、《风铃》及《秋柳》。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的艺术视野由国外转到了国内，塑造了不满军阀统治下黑暗现实，但又找不到出路的于质夫的形象。从这个形象里，我们可以看到与《沉沦》主人公相似的面影。透过这个形象，我们看到的仍是郁达夫那张悲愤、忧郁的面孔。这些作品保留着《沉沦》的对现实的愤激的反抗和厌恶，但是也较明显地发展了变态心理的表现。如果说他写《沉沦》时，并没有过多考虑技巧和词句，只是感到了苦闷，不得不叫一声，那么这时，他对生活和艺术，就有了更多的追求和思考了。
创造社的作家，在初期是很强调自我表现的和自然流露的。但不管自然流露还是自我表现，作为一个把文学当作严肃事业的作家，总要考虑社会的需要，揣摸时代的心理。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个人对时代和社会心理体验的深度和广度。郁达夫侧重于体验“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特征。他认为目前的中国“一般青年男女都受西洋民主思想的感化，渐渐儿的生出了厌谈政治、厌说武事的倾向来;于是乎文艺的世界，与理想的王国就变了他们的理想之乡：大约晋代的竹林七贤同法国的高蹈派诗人的心理，也是如此，我之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指着这一种心理而言。”(郁达夫《夕阳楼日记》)法国的高蹈派诗人，对现实不满，但却故作高蹈，超于现实，以艺术当作逃避现实的象牙塔;中国的竹林七贤，愤世嫉俗，却又要超脱尘世，自作清高，以这样的一些文人、诗人的精神状态来比附“五四”时代的青年心理，并把它当作时代精神，未免有失于片面。郁达夫作品中苦闷感伤情绪的发展，与他对于时代心理理解的偏差有很大关系。同时，也由于他受到西方十九世纪末文艺思潮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又十分倾慕于文学上的感伤主义。他后来说：“把古今的艺术总体积加起来，从中间删去了感伤主义，那么所余的还有一点什么?”(《序孙译出家及其弟子》)他格外喜爱那些表现爱情和忧郁情感的带血和泪的文学作品，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创作中加以追求，这就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和审美意识。他认为“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它的作品更大。”(《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这虽是从文艺欣赏的角度，来谈论文学的题材，但毕竟表达了郁达夫的一种创作倾向。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表现生活的领域是很广阔的，只是用爱和死来概括，是有明显的偏颇的。郁达夫的艺术趣味过多注意在这些方面，并且带着一种病态的感伤来表现病态的爱和死，自然就显出了审美趣味的偏狭，限制了他的眼界，影响了作品对生活的表现与艺术的价值，而且使他自己倍受感伤的熬煎，加剧了精神的痛苦。鲁迅说过：“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村人都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33页)郁达夫初期的作品读后虽让人感到悲怆，甚至意气消沉，有其消极的作用，但他确也写出了自已的“真情”与“真相”，表现了他对于黑暗现实的强烈反抗情绪，这就使他的作品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在，不能因苦闷感伤而一笔加以抹煞的。
三
郁达夫回国后，正值“五四”落潮，社会上对新文学的热情减退了。正在为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季刊编辑出版而费尽心思，奔走忙碌的郁达夫感到十分孤独和苦闷。留学时代的书生意气和浪漫热情，被现实生活和经济的重压所窒息，真切地尝到了时世的艰辛。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二二年，在日本的大学里毕了业，回国来东奔西走，为饥寒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鸡肋集》题辞)这沉痛的话，表达了郁达夫幻灭的悲哀。在《忏余独白》中达夫更为具体地谈到了回国后的心境和写作的情况。他说：“流刑的判处期间总算满了，With a Diploma兴浓浓地我就回到了上下交争利，后先不见人——是‘人少畜生多’的意思——的故国。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愁来无路，拿起笔来写写，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放几句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呓。越是这样，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这一期中间的作品，大半都是在这一种心情之下写成的。”失业的焦燥和贫困的威胁，加之难以解脱的精神苦闷，使郁达夫几次萌生了轻生自杀的念头，但郁达夫终于没有走《沉沦》主人公的末路，仍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奋力挣扎、追求。他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全力以赴，为创造社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除《创造》季刊外，1923年5月他们又创办了《创造周报》。本来编辑、出版工作已经十分忙碌，又于七月为《中华新报》每天编一版文学副刊，名曰《创造日》，由郁达夫与成仿吾主持。至此，创造社已经同时编辑、出版三种刊物，这是创造社的黄金时代。创造社的声望也与日俱增。郁达夫一面编辑出版刊物，一面自己辛勤写作，1923年，是郁达夫创作丰收和写作力最旺盛的一年。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中间生活愈苦，文章也做得愈多，1923的一年，总算是我的Most-productive的一年，在这一年之内，做的长短小说和议论杂文，总有四十来篇。”(《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紧张的写作和繁忙的编务并未使郁达夫摆脱悲苦和空虚的心情，他仿佛是在喝着一杯人生的苦酒，尽管难以下咽，却又细细品尝。1923年秋，郁达夫离开创作社同人，去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不久便发觉这个工作并非自己兴趣所在，而且对自己束缚太大，感到无聊和厌倦。他周围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他与他们倾心交谈，不拘形迹。这期间，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以特有的达夫的方式，抒发了对黑暗社会的憎恶和愤激。离开了创造社的同伴，郁达夫深感寂寞，他觉得自己象一叶孤舟，在人生的苦海中飘泊。他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沫若!我觉得人生一切都是虚幻，真真实在的，只有你说的‘凄切的孤单’，倒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北国的微音》)这一年，郁达夫除了创作了短篇小说《薄奠》外，作品终究不多。
1925年初，郁达夫离开北京，去武昌师范大学任文科教授。这期间，看到社会上的乌烟瘴气，阴谋诡计，心情更加沉重、悲哀。他曾说： “1925年，是不言不语，不做东西的一年”。(《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任教未满一年，郁达夫便离开了武昌，回上海重新参加了创造社的工作。1926年初，他与郭沫若一道编辑出版了《创造月刊》创刊号。当时大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创造社成员在革命风暴的推动和鼓舞下，纷纷离开上海奔赴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郁达夫也满怀热情投入了大革命的激流。
郁达夫回国后，更多地接触了国内黑暗的现实，切身感受了经济压迫的苦闷，看到了劳动人民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的极其悲惨的境遇，创作上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一时期，他的小说虽还保持着《沉沦》时代的风格，但现实主义因素明显增长，他开始关注劳动人民的命运，创作题材从个人遭际扩展到表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群众的生活，塑造了几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动者的形象，从更深广的意义上，对旧社会提出了抗争，突破了创造社作品历来的自我表现的局面。这一类作品以《薄奠》和《春风沉醉的晚上》最有代表性。以个人生活经历和家庭遭遇为素材写作的小说如《茑萝行》、《还乡记》《还乡后记》等虽也表达着个人的悲愤，但已明显增加了厚度，使作品显得沉重而凝练。此外，郁达夫在艺术上又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有了一些新的特色。
郁达夫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形象的画廊留下了几个在苦难生活的压榨下辗转挣扎纯朴可信的工人、车夫的形象。《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烟厂女工陈二妹，孤苦零丁，孑然一身。每天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工作十几个小时，还不能维持起码的温饱生活。在工厂里不仅受资本家的压榨，而且还遭受到不能容忍的人身污辱。这个在苦难生活中挣扎的女工，她的生活没有欢笑，没有阳光，没有幸福，养成了她忧郁、沉闷的性格。她对资本家和工头是憎恨的，对自己的命运是不平的，对黑暗的社会是反抗的。虽然她的反抗还只是停留在劝“我”不要吸N工厂的烟，以此表示对剥削和压迫的愤怒，但毫无疑义，她是属于对旧制度充满仇恨的被压迫的基本群众。可以想见，只要有火种点燃，唤起她的阶级觉醒，她的反抗怒火是会熊熊地燃烧起来，走上与这个罪恶的社会制度交火的战线上去。她虽然被痛苦的生活所折磨，但却保持着工人的纯朴、善良、忠厚的品质。她用仅有的一点钱，招待“我”吃香蕉，吃麦食，劝“我”不要与社会上的坏人为伙，要戒烟。作者很有层次，很含蓄地揭示了这个女工心灵中美好的东西，写得很有厚度。努力发掘生活在底层的工人群众心灵中美好的品质，使一直充满悲戚的郁达夫作品中出现了亮色，显示了他思想的进步和时代对他的影响。
如果说《春风沉醉的晚上》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正直纯朴的女工形象的话，那么到了《薄奠》作者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被生活的苦难所扭曲了的车夫的形象。车夫虽正值壮年，却已被生活折磨得象是五十多岁的样子。他忍受着生活的熬煎，沉默寡言。物价飞涨给他一家带来了灾难，车主的挑剔盘剥又加重了他生活的苦难。他含辛茹苦地积攒了一点钱，渴望着自己买一辆旧车，自食其力。但入不敷出，钱被他的女人用了，他便把悲愤一古脑地倾泄到他女人身上。作者深入地揭示了苦难的生活怎样把一个纯朴的车夫扭曲成这种样子，读来沉痛感人，情挚意深，可以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郁达夫的浸染。不仅如此，作者还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了车夫一家极其悲惨的处境，揭示了在这种处境下车夫的美好心灵。当有人偷偷地把银表送给车夫时，车夫却又把它送还了表的主人，并后悔他不应对他的女人发火，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掘：那是对黑暗社会的控诉与抗议!虽然由于生活的限制，郁达夫还没有为我们提供具有反抗性格的工人形象，但是，郁达夫在这两篇小说中所塑造的纯朴的正直的劳动群众的形象，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比较成熟的形象。
在这两篇小说中，作者在表现自我心理的同时，也采用了比较客观的写实手法，多侧面地展示生活。对陈二妹性格的描写，车夫一家悲惨遭遇的描写，都能给人以真实，细腻的感受。而当郁达夫把这种描写与自我感情的抒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就使作品充满了动人心魄的力量。当《薄奠》中的“我”买了一个纸糊的洋车，到车夫坟前去祭奠的时候，再也不能抑制自己悲愤的感情，他向大街上的红男绿女和汽车中的贵人骂道：“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看什么?”读来让人感到酣畅淋漓，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反抗色彩。
创造社作家回国以后，便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生活毫无保障。郭沫若说：“我自有生以来不知道就过甚么业。”(《创造十年》)这沉痛的话，反映了颠沛的中国下层知识分子当时的悲惨处境。孩子嗷嗷待哺，妻子忧心忡忡，这种状况极易使他们敏锐地感受世态的炎凉，激起了他们愤激的感情，他们对于金钱社会的深深憎恶。他们在生活的险恶风涛中冲撞、抗争，使他们感到困扰的问题常常是：人为什么变得这么冷酷无情?社会为什么变得如此黑暗腐败?在他们看来，人的本性本来是纯洁高尚的，社会的童年时代人们也是和睦相亲的，而自从有了私利和争夺，人和社会才变成如今这个样子。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人性异化的憎恶，对人性复归的憧憬便成了反映经济苦闷的作品的中心主题。郭沫若所看到的现代人生，只是名与利扭成的一道彩绳，成仿吾则认为人生的一切不幸，大都是因为名、利这两匹劣马所造成。最有趣的是郁达夫，他在《还乡记》中称自己是：“有识无产者”。有点钱的时候，把钱填在鞋子底里，“一则可以防止扒手，二则因为我受足了金钱的迫害，借此可以满足满足我对金钱复仇的心思。”这便是郁达夫对金钱的反抗方式，带着浪漫色彩的反抗方式，从情感出发的反抗方式。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现代散文导论》(下))当时个性的觉醒和个性解放的要求代表了时代的进步。这种要求集中表现在要挣脱一切束缚个性的社会羁绊，而在一切束缚中，经济的困顿可以说是最带根本性的。郁达夫决不向金钱社会低头，反映了当时青年尊崇个性，维护个性尊严的强烈要求和绝不与黑暗社会妥协的思想情绪。因此，他的作品使青年受到极大的感动，得到青年的欢迎。《还乡记》和《还乡后记》写了“我”从上海回富阳老家的感受。主要表现囊空如洗的“我”一路上的思想情绪和心理活动。在这里，生的烦恼代替了《沉沦》及初期作品中的性的苦闷，经济拮据的悲哀占据了主人公的心，也给他的家庭生活、夫妻感情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这类作品虽然写的是郁达夫个人的遭际，但无疑是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性，从而，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下层劳苦大众的呼声。后来郁达夫创作的《烟影》与《还乡记》有极为相似的地方。文朴归家前的矛盾心情写得十分凄楚动人。当母亲问他有没有带钱回来时，他唯有自我解嘲：“钱倒是有的，可是还存在银行里。”母说：“那么可以去取的呀!”他答到：“这钱么，只有人家好取，而我自家是取不动的，哈哈……”随之便是全家的痛苦。以这种自我作践的方式表示对金钱社会的反抗，虽然能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内心的悲哀，然而，却又总给人以情虽浓，而力不足的感觉。这类作品并不是以提出问题的深刻给人以启示，而是以浓烈的情感的力量感染读者，激动读者。实际上，无论是郁达夫，还是创造社作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都不可能摆脱经济对他们的束缚和压迫，而当他们因此而表现出更大的苦闷和焦燥，在作品中流露出对金钱、名利的渴慕时，就走向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的对立面，从而显出了发自情感的、个人的反抗的局限性了。
在这类作品中，写得最真切动人的要算《茑萝行》。它为我们揭示了经济窘困给夫妻感情与家庭生活带来的悲剧。这部小说既有个人心理写真，也有对现实生活的活描，两相结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小说中的“我”因失业的苦闷无法排遣，便以变态的方式，虐待妻子：“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头的日子。我辛辛苦苦，是为什么人在这里作牛马的呀。要只有我一个人，我何处不可去，我何苦要在这死地方作苦工呢!只知道在家里坐食的你这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世上的呀?……”悲愤发泄完了，便是自责、忏悔和更大的悲哀。这是何等沉痛的家庭悲剧!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写到：“唉唉，这悲剧的出生，不知究竟是结婚的罪恶呢?还是社会的罪恶?若是为结婚错了的原因而起的，那这问题倒还容易解决;若因社会的组织不良，致使我不能得适当的职业，你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而生出这种家庭的悲剧的，那我们的社会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在这儿，郁达夫的矛头指向了那个罪恶的社会，《茑萝行》是对社会的控诉!小说还为我们塑造了妻子这个受旧礼教束缚的妇女形象，使这控诉更加充满力量。郁达夫以细腻的自我感受，对妻子的痛苦做了活描。她是一个柔顺的女人，逆来顺受的弱者，她的全部生活就是侍候婆婆，生儿育女，服从丈夫，然而，得到的却是婆婆的斥责，丈夫的谩骂。当丈夫向她使气的时候，她只能揩着眼泪对孩子自语：“……你要乖些……要乖些。……小宝睡了吧……不要讨爸爸的厌……不要讨……娘去之后……要……要……乖些……”读到此处，怎能不为之动情，激起深深的同情，并且对那个给她的家庭带来痛苦的社会的愤恨呢?特别是火车站分别时夫妻两人不忍对视的情景，写得形神兼备，描述得细致，内心的感受的复杂真切，全都活灵活现，如托纸上。郁达夫不仅擅长个人心理写真，而且能精细地运用写实的手法，并且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小说创作上确有独到的功力。
《采石矶》是郁达夫写作历史题材小说的一次尝试。这篇小说是以清代诗人黄仲则的一段经历为题材写成的，塑造了诗人黄仲则孤高自负，才气横溢的艺术形象。这篇小说虽也有历史事实的依据，但作者并不拘泥于历史的事实，而是根据创作的需要和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再创造。虽然取材于历史，但着眼于现实。与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方法有某些相似之处。郭沫若说，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采石矶》中的黄仲则，其实是在夫子自道。小说以大考据家戴东原影射胡适，说他是一个排斥异己的卑鄙文人，也可见出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对历史事实加以改造和艺术的加工。把黄仲则的诗作写进小说，则使作品呈现了多姿多彩的面貌，增添了诗情画意。
除探索历史题材的小说外，郁达夫还试用象征主义诗歌的表现方法来写小说。这种小说不象《沉沦》等作品似的直写，用生活的具象象征内心潜在的种种情绪，风格含蓄凝重，是这一类小说的特色。这种小说中，有尚未回国在东京写成的《怀乡病者》，后来创作的《青烟》也是这类小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怀乡病者》写的是身居异国的游子思恋故乡的复杂感情。初看这篇小说，就会发现它的时间跳跃性很大，空间的变动也很大，而且似乎显得很不连贯，每个部分都是片段的，仿佛其中并无什么必然的联系。第一部分时间是在残春，主人公在寄寓的小楼上;第二部分回到十年前的初夏，在主人公的故乡;第三部分是数年前的深秋，在北方的故都。第四部分又回到了残春时节寄寓的小楼中。但是我们仔细推敲，却能看出作者的构思别具匠心。或许是别人曾经责备过达夫小说情节散漫，所以他才在小说的情节上刻意用心。这篇小说不似《沉沦》那样以主人公的内在感情推动情节的进展，而是把情绪编织在事实的叙述之中。虽然时间地点不断变换转移，事实的叙述也不能一下子看出内在的联系，但在各个部分之中却都隐伏着一条线索，就是作者此时此刻的复杂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这种情绪似一个焦点，把整篇小说收束为一个整体，其间有关部分又都是作者自己情绪的象征。第一部分作者用一系列的比喻写了小楼中的于质夫精神的枯寂和麻木，用残春来加以象征。第二部分，作者写了故乡与自己热恋的少女离开了自己，没有获得发展的爱情迅即夭折，就象是那初夏还没有进入火热的中夏，表现了作者爱而怨的情绪。第三部分作者写了于质夫在北方故都北京考留学生时，因主考人事先舞弊而落选的情景，表现了作者悲愤的感情，用深秋来
暗喻这悲愤的沉厚及心情的悲凉。第四部分收束到残春的小楼，并以家在上海的侍女酒醉后苦闷的发泄，把怀乡病者凄怆欲绝的心情烘托出来，给人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艺术感受。这样一来，怀乡病者的枯寂和麻木，爱而怨，悲而愤，苦闷和孤独的复杂情绪，便多侧面地表现出来，显得切实而又浑厚。以生活的具体形象表现潜在的心理和情绪，是象征派
诗歌的一个特点。郁达夫从心理写真出发，移用于小说，用来得心应手。郁达夫曾说：“艺术家是美的事物的创造者。启示艺术隐藏艺术家是艺术的目的。……各种艺术都是表面的而且又是象征的。”(《淮尔特著〈杜莲格来〉序文》)这话的含义是什么?由《怀乡病者》这篇小说可以得到印证。《青烟》除了象征的特色外，很突出的特点是作者富有诗情画意地安排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意境”，刻意造成一种浪漫的气氛。烟卷的青烟吐在绿纱灯罩上，在淡紫色的云雾中，坐在灯下的“我”一分为二，一个缩小的我，回到家乡的县城，过去的恋人家已搬走，给主人公只留下了空漠的失望和感伤。另一个我却仍旧坐在绿纱灯下，观看着那个在青烟中离去的缩小的我。小说用离去的我的活动和思绪的具象来表现绿纱灯下我的心情，构思巧妙缜密，那烟卷的青烟，绿色的纱灯，淡紫色的云雾，仿佛都在象征着主人公那幽深的暗愁。后来，郁达夫说过：“历来我持以批评作品的好坏的标准，是‘情调’两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够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地感着这作品的‘氛围气’的时候，那么不管它的文字美不美，前后的意思连续不连续，我就能承认这是一个好作品。”(《我承认是“失败了”》) 《青烟》在艺术上比《怀乡病者》更为精巧，意境的创造也独具一格，小说的风格比前一时期的作品显得凝重含蓄，象是诗，但又是实实在在的小说。
四
郁达夫去广州是应广东大学之聘任文科教授的。在他与郭沫若等去广东前，创造社的成仿吾、郑伯奇等已先到广州。这样，创造社的骨干大都集中在广州了，创造社的活动实际上也由上海南移到广州。在这里，创造社成立了出版部分部。郁达夫既担任着广东大学的教学工作，又为创造社而奔忙。但时隔不久，郁达夫便收到北京家中拍来的电报告知他的儿子生病，他便又于六月初匆匆北上。在经上海停留时，又接到家中的危急电报，“电报上虽只说是‘病笃速回’，然而电后的来信，隐约说是儿子的病，已经是没有余望，我的女人，在悲痛之余，也已病倒了好多天了。”“到京之日，只希望不至有更恶的凶闻，被我发见!”(《达夫全集》自序)不出郁达夫所料，等他到京，五岁的儿子已经见不到了，丧子之痛对郁达夫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他陷入了极大的悲哀里。后来他回忆此时的心情时说：“这三四个月中间，死了儿子，病了老婆，在北京的危险状态里，躲藏着，闷愤着，非但做文章的趣味没有，并且连做人的感兴都消亡尽了。”(《非编辑者言》)
待十月二十日，郁达夫返回广州时，广州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民革命军的主力已经出师北伐，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国民党政客戴季陶当了校长，郁达夫也由文科教授改任法科教授，并任学校出版部主任。
满怀热情的郁达夫重返广州后，更多地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阴暗面，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感到深深的失望。他在1926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正值郁达夫情绪低沉，很想离去的时候，留在上海的创造社小兄弟们在主办出版部事务中闹出了一些麻烦，必须整顿，否则难以为继。创造社成员们决定，要郁达夫近期返回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内部事务。于是，郁达夫于12月17日离开广州，临行之前，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1926年12月14日日记)他怀着深深失望的心情离广州赴上海。
郁达夫何以对广州如此的愤愤呢?这首先是和广州当时的状况分不开的。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伐后，革命的策源地实际上成了革命的大后方，革命的气氛开始淡薄。统一战线中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活动比较嚣张，把广州城闹得乌烟瘴气，革命的策源地实际上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比郁达夫稍后来到广州的鲁迅先生曾在他的杂文中记下了他对广州的印象，并深刻地指出了这种危机。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 (《而己集》)中写道：“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他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更指出：“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鲁迅敏锐地洞察了广州的情况，看到革命潜在的危险，向革命的人民敲响了警钟，他的认识是清醒而深刻的。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郁达夫虽也看到了广州的情况，但他当时的思想水平，还不能一下子辨别和认识统一战线中那种十分复杂的斗争现象，因而，就容易把右翼势力的胡作非为，卑鄙污浊，归之于大革命本身，引发对革命的失望。此外，郁达夫在赴广州前，对革命也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革命“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对此郁达夫是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的，因而一碰到革命的消极面，幻想便轰毁，余下的便只有失望了。事后他说，他去广州，“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谁知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一种幻想，如儿童吹玩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这中间虽没有写得文章，然而对于中国人心的死灭，革命事业的难成，却添了一层确信。”(《鸡肋集》题辞)这一番话，真实地记录了郁达夫思想变化的过程。尽管对广州失望，但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他始终是拥护和支持的。当他回到上海后，得知北伐军已到杭州，感到十分兴奋，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种心情：“杭州确已入党军手，喜欢得了不得。”(1927年2月18日)后来郁达夫亲自目睹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参加总罢工的工人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由于受到工人革命精神的感染，他也曾上街去游行，这些都说明郁达夫即使在失望的情况下也仍然是同情革命、追随革命的，始终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的。
经过郁达夫的努力，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大为改观，成绩斐然。这时，他创作并发表了著名的小说《过去》以及《清冷的午后》，还写作一些政治论文和文艺论文。
《过去》这篇小说写了一个青年，因为一念之差，在爱情上铸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当三年后觉察到的时候，已经晚了，黄金时代已成过去，留下的是无穷的惋惜与怅惘。这篇爱情小说与以前同类的小说相比，内容充实得多了。过去小说中对于爱情与女性的那种近于狂热的浪漫的感情，已被一种冷静和清醒的感情所代替，风格上也显出了凝重、稳健。小说给人们在爱情上带点哲理性的思考，颇值得回味。作者好象要与过去的浪漫热情告别似的，为小说起了《过去》的名字，这其中是包含着郁达夫的深意的，青年时代的郁达夫已成过去，成年的郁达夫是着眼于未来的。《过去》的结构一改以前小说的散漫恣肆，变得严谨完整，浑然一体。小说为我们塑造了几个个性迥异的女性形象。小说发表后，周作人写信给他，称赞它“是可与Dostoieffski、Garsin相比的杰作，描写女性，很有独到的地方。”(郁达夫1927年2月15日日记)有人把小说《过去》的创作看作是达夫创作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说它是一篇重要的杰作”，“艺术已臻完全成功的境地了”(锦明《达夫的三时期》)。小说中所表现的忧郁感情，带着俄国写实文学的烙痕，其中性变态的描写，又明显地受到了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痴人之爱》的影响。
《清冷的午后》中聚芳号分店的小老板虽有妻室，却仍与过去的情妇勾勾搭搭，藕断丝连，当他发现自己的情妇另有新欢，便投湖自尽了。对那种荒唐无耻的勾当，作者仿佛是带着一种复仇、嘲弄似的态度，给了他一个应有的报应。小说增加了客观描写的成份，作者的主观态度寓于对事实的描述之中，不留痕迹却也了了分明。
1927年2至4月，郁达夫写了一系列的政治论文和文艺论文，其中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告浙江的教育当局》、《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等等。这些文章，有的观点并非十分妥当，但却明显地看出郁达夫思想中的一些新因素的滋长，这些新因素明显地表现为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学的关注和向往。但他又坚持认为：“真正无产阶级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者自己来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经过努力可以写出无产阶级的作品，这种绝对化的看法，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阻碍着他自己前进的步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向革命人民和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发生了。大屠杀首先从上海开始。亲历这次事件的郁达夫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出卖国民革命的罪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半个月后，郁达夫写了《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一文，发表在日本左翼文艺刊物上。文章指出：“蒋介石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这一回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功败垂成，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我们觉得蒋介石之类的新军阀，比往昔的旧军阀更有碍于我们的国民革命。”同时，失望和愁闷加剧了。他在后来写的《忏余独白》中再一次描绘了他思想幻灭的变化过程：“然而这一个Bastille的囚牢终于破裂了，许多同我一样，在一样的幽闭状态里的青年都狂奔出来了，霹雳一声，天下响应，于是‘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可是反将过来，就是‘青年倒霉!革命落空!’在囚牢里奔放出来的成千成万的青年，只空做了一场欢喜的恶梦，……在这一个出狱之后的苦役状态之下，我也竟垂垂老了，气力也没有了，喉咙也嘶哑了，动都动弹不得，哪里还能够伸一伸手，拿一拿笔。”这话自然是写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几年，蒋介石建立了反革命独裁政权之后，但这种失望和灰颓的心情，却是他离开广州到上海后，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的。这种心情使他轻率地做了一件冒失事，导致他最终离开了朝夕为之奋斗的创造社。
由广州回上海几天后，郁达夫写了一篇《广州事情》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以笔名发表在创造社刊物《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5期上。文章主要是暴露广州的政治、农工、教育运动等方面的阴暗面，文章写道：“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有许多关于军事政治的具体的话，在目下的状态里，记者也不敢说。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我们民众还应该要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现在总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才对。”这篇文章暴露的某些事实确是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活动，反映了达夫政治上的一定的敏感性，但在北伐军正在进军的途中，来对革命策源地做这样的揭露，很容易被革命的敌人所利用，过早地发表这样的文章，很明显是欠考虑的、不妥当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郭沫若、成仿吾的尖锐批评，郁达夫不服;加之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及出版部受到日甚一日的迫害，有人又过多责怪郁达夫，他一气之下，于1927年8月15日发表了一个启示，宣布脱离创造社。此事虽由于认识上的分歧所导致，但其中多少也有郁达夫意气用事，莽撞轻率的成份。
脱离创造社前夕，郁达夫发表的小说《微雪的早晨》和1927年年底发表的小说《迷羊》是这段时间的主要作品。郁达夫自认为《微雪的早晨》“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小说中的主人公朱雅儒是个很有抱负和正义感的青年，他不满封建婚姻，自主地与小时同学陈惠英相爱，但后来小军阀强娶了惠英后，朱雅儒痛不欲生，终日郁闷，以至神经错乱，悲惨地死去。小说表现了郁达夫对军阀官僚的痛恨及对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同情，其中洋溢着郁达夫改造社会的热切愿望，发表后受到青年的欢迎。《迷羊》虽是中篇，但与《微雪的早晨》及郁达夫的有进步意义的作品相比，则逊色多了。小说写了画家王介成狂热追逐女演员谢月英，后来又失去了的故事，作品离开了当时的时代气氛和社会背景，很难看出有什么积极的社会内容，加上在两性关系的描写上又有不少不健康的东西，使小说呈现出灰暗、颓丧的色彩，是郁达夫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受到了进步评论界的批评。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以后，白色恐怖遍及全国。郁达夫亲自感受了令人窒息的压迫，心头充满悲愤。后来的进步文艺界展开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又把他也当作攻击的对象，指责他是厌世家和时代的落伍者，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堕落的享乐主义者”(彭康《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这就更使他感到了孤单和悲哀。1928年10月，他在一次通信中说：“近来的生活，正同住在荒岛上的人一样，孤寂得可怜”(《通信两件》)。但他仍然坚持着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立场，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种种倒行逆施，始终抱着不妥协的斗争态度，他仍在追随着时代的潮流前进、探索，并非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
1928年6月，郁达夫与鲁迅合编的刊物《奔流》月刊问世了。这个刊物从创刊到停刊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介绍世界进步文学方面，成绩卓著。郁达夫除担当一点编务外，是这个刊物的主要著译者，在全部十五期《奔流》中，他发表的译文和作品就有十多篇。他对鲁迅先生是敬重的，鲁迅先生对郁达夫也有较好的印象，这个时期的合作，使两人建立了友谊，郁达夫也获益非浅。
在主要从事文学活动的同时，郁达夫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1930年2月，他与鲁迅等一起作了中国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经鲁迅的推荐，3月，他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些都表明了郁达夫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年月里，始终是站在革命的进步的阵营一边，不妥协地坚持着进步的政治立场。
这个时期，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恋爱，应该算是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件较为重要的事情。郁达夫已经有了家室，如果我们单从道德的角度对郁达夫加以指责，脱离了当时的时代环境，那就难免对他提出更多的苛求。自然郁达夫有他性格上的弱点，但他毕竟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玩弄女性的浪荡子弟，在婚姻恋爱问题上，他象当时与他同时代的青年一样，经历了旧式婚姻和“五·四”之后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姻的两个阶段，时代的社会的习尚不能不在他的思想上打上深深的烙印。在他追求王映霞时，思想感情是矛盾的、痛苦的，他对孙荃不能说没有一点感情，但他毕竟不满于旧式的婚姻。因而，当他突破了道德的藩篱，与王映霞结合，就不能只是用文人无形的陈旧看法来解释。现代文学史上有好几位作家在个人婚姻问题上都有与郁达夫相似的情况，对这些情况都应当从五四前后时代风尚和社会思潮的变迁上求得合理的解释。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恋爱，尽管后来酿成了悲剧，但在当时，对郁达夫思想情绪，还是起到了激励和鼓舞的作用的。他自述：“闲居了半年，看了些愈来愈险的军阀的阴谋，尝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亲信的苦味，本来是应该一沉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该沉大江的了，可是这前后却得到了一种外来的助力，把我的灵魂，把我的肉体，全部都救度了。”(《鸡肋集·题辞》)这里说的“外来的助力”，就是说的他与王映霞的爱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我国东北，中华民族面临着生存危机。但蒋介石反动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祖国的大片土地沦入日寇的铁蹄蹂躏之下。全国人民发出了怒吼，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郁达夫以一个爱国主义者的高度热忱，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他写诗著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满怀愤怒地抨击国民党政府对外实行不抵抗的投降主义，对内实行高压和独裁的反革命专制主义。他呼吁文学家用文学唤醒民众，动员民众，走上抗日救亡的第一线。在日本留学饱受了民族歧视和屈辱的郁达夫是深知亡国灭种的痛楚的，他在抗战初期迸发出的爱国热情，是建立在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十几年沉痛的经历的基础上的。
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留下了郁达夫这时期的一些思想印记。这部小说几年前就有所构思，但未成篇。他说：“这小说的题材，我是在好几年前就想好了的，不过有许多细节和近事，是在这一次的沪战中，因为阅旧时的日记，才编好穿插进去，用作点缀的东西。”(《沪战中的生活》)作品反映了大革命前后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接触到军阀横行，工人罢工等有时代特色的现实生活，最后作者让女主人公在“一二八”战争中受日本侵略者糟蹋蹂躏而惨死，更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愤怒控诉。小说一再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止出版发行，显示出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从小说全篇看，作者用大量笔墨描写主人公与其同学的同性恋，与其老师的不正常的两性关系，甚至使两性关系的猥亵描写成了小说的主要篇幅，这就极大地冲淡了小说想要表现的严肃主题。作者想要塑造的向上的小资产阶级奋斗的女性，又只是从侧面加以描写，显得很不充实，很单薄，难以给人以完整的鲜明的印象，这些就都成了这部小说的较严重的缺陷。
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艺运动实行残酷的迫害和摧残。郁达夫虽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专制主义和种种罪恶行径表示了不满和抗议，但是却明显地滋长了消极隐退的思想。他在杭州养病期间，写了这样一首诗给王映霞：“一带溪山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沿途都是灵官殿，合共君来隐此间。”这种逃避现实的情绪，与时代气氛和时代精神相去甚远了，显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他在杭州休养期间，写的小说《迟桂花》、《迟暮》、《瓢儿和尚》等等大都是隐逸生活和逃避斗争的思想情绪的反映。他仿佛象是一个经过长途跋踄的旅人，对继续向前已经厌倦了，禁不住停下了自己的脚步，欣赏着周围的湖光山色。小说大都流露出对恬静的安适的生活的渴慕，甚至带着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远离尘世的悲观厌世的思想情绪。这些思想情绪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迫害，以及郁达夫个人思想情绪的低落，但中国旧文人的那种寄情山水，消极退隐的灰颓思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小说一般都写得文笔畅达清新，风格蕴藉、恬淡，节奏迂缓，把散文的一些写法揉进小说，艺术上有一些独到的地方。
五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离开了反文化“围剿”斗争的第一线，他曾生活、战斗了六年的上海，举家移居杭州。1933年底，郁达夫再来上海访鲁迅时，鲁迅曾写诗劝阻郁达夫移居杭州。诗中鲁迅语重心长，诚恳地开导郁达夫，好象是在与老朋友漫话关于杭州的古代史实，自然景物和名胜古迹，实际上是借古喻今，寓理于景，曲折委婉地多方陈说利害，劝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希望他不要彷徨，坚持在反文化“围剿”斗争前线的浩荡风波中吟咏歌唱。
郁达夫并未听从鲁迅的劝导，后来，他以懊悔的心情谈及此事：“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郁达夫《回忆鲁迅》)这个党部的先生，就是国民党党棍许绍棣，三十年代初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他所在的党部曾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就是这个恶贯满盈的党棍，以极其卑劣的手段，一手破坏了郁达夫和睦的家庭，使郁达夫含泪忍辱，心灵留下创伤。几年后，终于导致了郁达夫家庭的悲剧。
在杭州隐居的三年时间里，郁达夫几乎遍历了浙江的山水，过着闲散安适，优哉游哉的生活。这段时间里，郁达夫写了大量的游记，结集出版了《屐痕处处》、《达夫游记》。中篇小说《出奔》是他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主要成果。
郁达夫堪称写作游记散文的里手。对于他的小说，早就有人批评并指出它的散漫。在达夫的头脑里，小说和散文的界限，并不像有些作家那样泾渭分明，截然划开的。郁达夫长于描写湖光山色，他对自然景色有敏锐而细腻的审美感受力，能准确地捕捉住自然景色的特征。虽是自然景色的描写，却往往表现出作者的爱国主义的情怀，时而也披露山河破碎，社会动乱的时代气氛，透出作者的愤激之音。他曾谈到自己平生最爱读散记一类的文字，“而自己试来一写，觉得总要把热情渗入，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达夫自选集·序》)。郁达夫很注重散文中要表现出作家的个性，以情渗入，情景交融，以情动人是郁达夫游记作品的一个主要特征。他的小说是抒情的，他的散文也是抒情的。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情之所至，常穿插一些旧诗，他在散文游记中，也时常征引旧诗，使作品增加了情韵和文采。在写作旧诗方面，郁达夫造诣颇深。他一生写了大量的诗词，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就有五百多首。他的许多小说常借感情的奔涌，一泻无余，但他的诗词却含蓄隽永，非常耐人寻味，呈现出与小说不同的风格，显示了郁达夫多方面的才思和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郭沫若曾说：“达夫的诗词实在比他的小说或者散文还好。”(《郁达夫诗词抄·序》)只有深知郁达夫的郭沫若，才能讲出如此透辟的话。郁达夫本色是诗人。自然，就其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而言，他的散文和诗词不能与他的小说相比，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郁达夫毕竟主要是以他的小说而著称文坛的。
《出奔》是郁达夫所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写于1935年9月。小说描写了1927年大革命前后，一个青年革命者被地主拉拢、腐蚀以至后来觉醒烧毁地主全家而“出奔”的过程。小说揭露了地主董玉林悭吝、贪婪、阴险、刻薄的阶级本性，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及对革命的破坏，揭示了地主与农民、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矛盾。小说选择了革命斗争的重大题材，主题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和启发作用。作者改变了过去比较熟悉的抒情小说的写法，以客观描写的方法反映生活，显示了作者创作上的可喜的进展。或许因为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还不那么得心应手，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存在一些缺点。塑造地主董玉林的形象方法不多，呈述性的介绍过于冗长，使人物形象缺乏立体感;青年革命者钱时英的觉醒过程层次不够鲜明，使得他最后放火烧地主房子的行为显得有些突兀，没有充分地揭示出人物行动的必然性，因而，使小说情节的进展缺乏内在的逻辑性，这些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题的揭示，削弱了作品的艺术力量。
从处女作《沉沦》的主观抒情到《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的主观抒情与客观描写参半，再到《出奔》的较为冷静的客观描写，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创作发展的大致的轨迹。在时代的推动和现实生活感召下，郁达夫小说中，现实主义的因素不断增长，表现生活、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有所扩展，勤奋地探索和追求，使他的作品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显示了作者创作上的进步。应该指出的是，《出奔》是郁达夫的最后一篇小说，我们还不能由这一篇小说断定郁达夫实现了创作上的根本转变。
1936年2月初，郁达夫接受了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招聘，从杭州到福建任省政府参议。到福建后，除了忙于应酬社交活动，便是游山玩水，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消磨在“做官”和“做名人”上，空虚无聊的生活几乎扼杀了郁达夫的艺术生命。1936年冬天，郁达夫受日本各社团及学校的邀请，去东京讲演。这期间，他多次看望流亡到千叶县乡下的郭沫若。九年前郁达夫脱离创造社前后，与郭沫若发生龃龉。几次会见，前嫌尽释，两人重归于好。郭沫若规劝郁达夫：“与其为俗吏式的事务所纠缠，倒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郭沫若《达夫的来访》)郁达夫则劝郭沫若回国，后来，还为郭沫若能返回祖国做了不少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战争的高潮。7月下旬，郭沫若由日本回到祖国。郁达夫亲自到上海迎接。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感染，郁达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心中的爱国主义的烈火又熊熊燃烧起来。1938年3月9日，郁达夫应郭沫若邀请，离福州，去武汉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爱国的工作。郁达夫多次赴前线慰劳将士，著文表示自己对抗战必胜的信念，义无返顾地站在抗日斗争的前列。
正当郁达夫为抗日献力的时候，他的家庭起了大风波。源头就是国民党党棍许绍棣的插入，使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关系几达破裂的边缘。这时郁达夫也失去了冷静，王映霞因一次争吵，一气出走。郁达夫便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一则寻人启事，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的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这里有些夸张不实之词。武汉撤退后，虽有暂时的家庭的平静，也还是为后来的离散埋下了祸根。
1938年9月底，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电召回到福州，共商抗日对策。年底，便应星洲日报社之邀，偕王映霞及孩子奔赴新加坡。从1938年12月28日抵新加坡，到1942年2月4日离开，郁达夫在星洲生活工作了三年多的时间。郁达夫主要从事编辑《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繁星》及《文艺》副刊的工作，为发展华侨文化事业，培养文艺新人，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心血。为侨胞的抗日爱国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用自己那支战斗的笔，写了许多杂文、政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卖国的反动嘴脸，鼓舞海外侨胞的抗日热情，对抗日怀着必胜的信念。这一切都说明，在抗日战争中，郁达夫始终站在抗战和进步的立场上，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者。
到新加坡后，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已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39年3月，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了《毁家诗集》，其中收录了郁达夫近年写的二十首旧体诗词，在每首诗词后都写一则纪事，把他与王映霞关系的内幕合盘托出，此事轰动国内外。在这种情况下，王映霞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请看事实》二文寄《大风旬刊》发表。两人的关系已经无可挽回，终至协议离婚。1940年5月下旬，王映霞离新加坡回国。关于此事，后来郭沫若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评论，他说：“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终至于乖离，详细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着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郭沫若《论郁达夫》)
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处境险恶，他辗转流离，隐名埋姓。1942年5月初，到达苏门答腊西部高原小市镇巴爷公务，以商人身份隐蔽自己。因一偶然机会，日本宪兵发现他精通日语，便强迫他到巴爷公务附近的武吉丁宜日本宪兵分队担任翻译，目睹了日本宪兵许多罪行，同时也暗中掩护了不少抗日群众和华侨。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当郁达夫欢欣鼓舞，准备迎接抗战胜利之际，日本宪兵秘密逮捕了郁达夫。9月17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时年五十岁。
当得知郁达夫失踪，且已知不在人世的消息后，郭沫若愤然写道：“假使达夫确实是遭受了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的屠杀，单只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郭沫若《论郁达夫》)
从富阳出生，到南洋遇害，郁达夫在人生的道路上，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从这位杰出的作家身上，人们看到了一系列的矛盾的现象：他对黑暗的现实社会是反抗的、斗争的，反抗和斗争几乎贯穿于郁达夫的一生，但时而也有妥协、逃避的倾向;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内心燃烧着烈火一样的热情，但又常常有颓丧、感伤的情绪相伴随;他在文学上是勇敢的、大胆的，不肯放过自己灵魂中任何一点轻微的颤动，把自己的精神生活毫无顾忌地展现出来，但又常常显出怯弱和犹疑，甚至于否定自己;他是自信的，有时还带着一点自负，但又时常为自己自卑的心理所折磨，不相信自己，怀疑自己;他是理智的，但也时常为感情所驱使;他渴望前进，但有时却又停下了脚步，这一切看来是对立的，竭然相反的性格素质，却又那么自然地统一在郁达夫的身上，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显出了多侧面的不同的特色。在郁达夫所生活的年代，象他这种类型的人或者近似他这种类型的人，是不少的，从特色的突出和鲜明上，郁达夫可以说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在“五四”思潮的冲激下，首先觉醒了，怀着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向压迫他们的社会，压迫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喊出了反抗的呼声，这呼声是如此地振奋人心，惊醒了更多的人，“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鲁迅《〈草鞋脚〉小引》)。但是，当黑暗势力扑头盖脑地压下来的时候，他们感到了难以摆脱的孤独，知道了改造社会，改造中国之艰难，心中充满了深深的疑虑。这正是那些尚没有和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真正融为一体的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他们中有些人继续前进，扬弃了“五四”中所接受的人道主义思想，终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是这些人的光辉代表。郁达夫在探索和追求的道路上，也曾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又总是步履艰难，千迴百转，形成了时而昂扬激越，时而低沉失望，时而信心十足，时而又灰心丧气两种精神状态互相消长的情况。郭沫若指出：“他尽管一直在反抗旧社会，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但总觉得不够勇敢，不够坚定，他有时有点逃避的倾向，这是他的短处。但短处是谁也难免的，达夫也颇知道自己的短处，而他却不是加以掩蔽，文饰，而是加以揭露，更改。自己始终是想更坚强、更勇敢一些，和恶势力搏斗。他是一位一片天真的人，有时甚至天真到对于敌人也不够警惕。但我们应该肯定：他是和恶势力搏斗中阵亡在前线上的一位战友。”(郭沫若《郁达夫诗词抄·序》 )
是的，郁达夫是革命的诤友。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是一个倾向革命，向往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郁达夫是裸露的，透明的。他的一生和整个创作生涯象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关于自己的性格，他曾说过：“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进入社会后，受到了民族压迫和社会的压迫，反抗的怒火在心中燃烧。他不满于自己幼年养成的性情，甚至于反其道而行之，以真率和大胆的自我暴露来和那充满瞒和骗的社会抗争。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的反抗方式，行诸于文字，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和文体，那种以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为素材，偏于抒情和心理刻画的自叙传文学及清丽流畅的文字风格，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方法，为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郁达夫的文学活动时间上跨度较大，经历了从“五四”起到大革命，再到抗日战争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从开始表现青年的苦闷，扩大到反映生活在底层的劳动群众的不幸，以至描写革命风暴时期的现实生活，表现重大主题，这种变化显示了郁达夫在时代推动下创作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作为一个诗人与理想主义者的郁达夫，是‘五四’巨匠之一。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他几十年的探索和追求，为后人留下了富有现实意义的启示，郁达夫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的创作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注释
附录一 郁达夫主要作品目录
《沉沦》 (小说集),1921年10月15日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为“创造社丛书”第三种。
《茑萝集》(小说·散文集),1923年10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为创造社“辛夷小丛书第三种”。
《小说论》署名郁达夫,1926年1月上海光华书局初版。
《文艺论集》,1926年6月上海光华书局初版。
《寒灰集》(收入《达夫全集》第一卷),1927年6月1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
《日记九种》,1927年9月1日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鸡肋集》(收入《达夫全集》第二卷),1927年10月20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
《过去集》(收入《达夫全集》第三卷),1927年11月15日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奇零集》(收入《达夫全集》第四卷),1928年3月1日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敝帚集》(收入《达夫全集》第五卷),1928年4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
《薇蕨集》 (收入《达夫全集》第六卷),1930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篇小说),1932年4月20日上海湖风书局初版。为“文艺创作丛书”之一。
《忏余集》(小说·散文集),1933年2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
《断残集》(《达夫全集》第七卷),1933年8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屐痕处处》(散文集),1934年6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
《出奔》(中篇小说),载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第五卷第
五号。
《郁达夫诗词抄》,周艾文、于听编。1981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
《郁达夫小说集》(上、下二册),浙江人民出版社编。1982年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
附录二 郁达夫研究论文、传记目录
仲密(周作人)《沉沦》,载1922年3月26日《晨报副镌》“文艺批评”栏。
钱杏邨《<达夫代表作>后叙》,载《达夫代表作》之后,1928年3月上海春野书店初版。
秀子《郁达夫的思想和作品》,原载1936年3月3日、4日、6日、8日、10日《福建民报·小园林》。
丁易《<郁达夫选集>序》,载1951年7月北京开明书店初版《郁达夫选集》。
王瑶《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史稿》之一节。载1953年11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修订重版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
田仲济《郁达夫的创作道路》,1959年作,载1980年6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初版《文学评论集》。
郭沫若《望远镜中看故人——序<郁达夫诗歌抄>》,1959年10月17日作。载1962年8月4日《光明日报·东风》。
唐弢《郁达夫》,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之一节。载197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分册。
董易《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上),载1980年9月《文学评论》第五期。
董易《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下),载1980年11月《文学评论》第六期。
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1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