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钧
一、戊辰科状元
同治七年(1868)四月二十四日，太和殿上发布新科进士名次——所谓的“金殿传胪”。金殿，太和殿; 传胪，高声宣唱。“第一甲第一名”，鸿胪寺官唱道，“洪钧！”
一个新的状元随着这声宣唱诞生了。
洪钧，字陶士，号文卿，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幼时，家境贫寒，父亲要他弃学从商，洪钧不从，苦苦哀求，继续求学，父亲见状，只好作罢。咸丰七年(1857)，18岁的洪钧经考试入县学肄业。同治三年(1864)，他在江苏省城江宁(今江苏南京)参加三年一科的乡试。
乡试例于秋八月举行，称做“秋闱”。初九、十二、十五各一场。考前一天点名领卷入场，后一天交卷出场。考生穿戴单层帽、衣、裤、鞋、袜，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糕饼饽饽等食物都要切开。考生入场，细加搜查，若夹带片纸只字，一经查出，先在考场前枷号1个月，再问罪发落。搜查完毕，各按卷号进入号房。
每座号房，高约6尺，深4尺，宽3尺。东西两面砖墙离地1～ 2尺之间，砌成上下两层砖缝，上有木板两块，可以移动。《儒林外史》第二回写周进到省城贡院看见的“号板”，即此。吃饭、睡觉、写稿，都用这两块木板。
每考完一场，考官便开始评卷。
发榜日期，小省是九月初五，中省是九月初十，大省是九月十五。江苏乃大省，九月十五发榜。洪钧榜上有名。25岁的洪钧成了一名举人。
同治七年三月初九、十二、十五日，洪钧在京师礼部贡院参加会试。会试的科场规则，与乡试略同。
四月十五日，在礼部门外放榜。此时正值杏花开放，故名“杏榜”。洪钧榜上有名。29岁的洪钧成了一名贡士。
四月二十一日， 贡士于保和殿参加殿试。二十二、二十三日两天，读卷官评卷，上奏皇帝，裁定名次。这年，同治帝年仅12岁，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定洪钧为一甲第1名。
二、从翰林院修撰到内阁学士
按惯例，洪钧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翰林院掌制诰、修史、著作、图书诸事。修撰是个史官，掌修国史，俗称“太史”。状元例授修撰，故状元又称“殿撰”。洪钧在翰林院呆了2年，于同治九年提督湖北学政，简称“学政”，成了湖北省的最高学官。学政的任期向来是3年，同治十三年，洪钧任职期满回京。
这年十二月初五，年仅19岁的同治帝一命呜呼。当天，年方4岁的载湉继立为帝，年号“光绪”。慈禧太后依旧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1875)，洪钧补行散馆，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二年，出为陕西乡试正考官。三年，参与编纂《穆宗毅皇帝实录》。五年，书编了大半，调任功臣馆纂修。七月，出任山东乡试正考官。十月，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六年二月，转为侍读学士，提督江西学政。三月，升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转左庶子。春坊是东宫(太子宫)衙司，分为左、右。庶子是春坊的长官，并无实权，仅备翰林官升转。不久，再次出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七年，转侍读学士。到八年九月，任职期满，请假回家省墓，朝廷给假3个月。
假满回京，于九年三月升任詹事府詹事，掌理东宫事务。过了4个月，即光绪九年七月，洪钧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这年八月，黄河在山东决口，朝臣纷纷上治河策略。有个叫游百川的大臣奉命察看灾情，上奏开通马颊、徒骇两河，分泄黄河水势。洪钧力言不可，说马颊、徒骇两河泥沙杂糅，引黄河水入有溃堤之忧。黄河，宜合不宜分，可宽宽地再筑一道黄河大堤。他力荐潘骏文治河。潘骏文乃原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之子，谙习河务，任山东按察使时犯法免官。朝中诸臣知道潘骏文的才干，但没有人敢荐举他。潘骏文被起用，上任后尽力治河，堵住了决口。
就在黄河决口的八月，法国迫使越南阮氏王朝签订《顺化条约》，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伺机侵华。面对法国的威胁，清廷内部意见不一。以左宗棠、曾纪泽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主援越抗法，而以奕
、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力陈不可轻开战端。法军不断挑衅，进攻驻防越南山西的清军，于光绪十年三月把战火烧到中国边陲。洪钧站在主战派一边，上书条陈御敌机宜，推举云贵总督岑毓英指挥中越边界抗法战事。
七月，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舰侵入福建闽江口。八月，法军进攻马尾军港，对中国开战。洪钧的密友、福建会办大臣张佩纶失职，岑毓英也接连失利。
一些人攻击洪钧荐人不当。洪钧上疏，说老母在堂，请开缺终养，朝廷诏准。洪钧回到吴县城内北张家巷。次年，老母病亡，洪钧在家服丧。
三、纳名妓富彩云为妾
在家服丧期间，洪钧结识了一位名妓——富彩云。
富氏原姓赵，里籍徽州(州治今安徽歙县)。到祖父赵多明时，家境尚可。赵多明在吴县与人开店。太平军东进，在徽州的赵家人四散逃命，年方12岁的八哥一人逃到吴县找父亲赵多明。从此，赵家便在吴县落了脚。八哥娶吴县潘家女儿为妻。
同治十一年(1872)，潘氏生了个女婴，取名彩云(关于傅彩云的生年有不同的说法，此据她的自述)。彩云越长越漂亮，喜欢打扮，爱交际。13岁那年上，便开始去“花船”(一种妓船)上侑酒。怕有辱家门，便用“富”为姓。上“花船”不久，便结识了在家服丧的洪钧。
洪钧在家闲着没事，便与三两个朋友玩牌。他们打牌时，洪钧常把彩云叫去作陪。朋友们见洪钧钟爱彩云，便劝他纳了她。洪钧已有一妻一妾，妻是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姓王，妾乃同治十三年状元、元和(今江苏苏州)人陆润庠之女。彩云来了，是二姨太。她祖母嫌是个偏房，执意不肯，洪钧再三托人去说，赵家提了若干条件，洪钧一概应允。赵家也就同意了。
翌年正月十四，洪钧把彩云娶了过去。他给彩云起了个新名： 梦鸾。
这年，梦鸾年方14，洪钧50岁。
四、出使俄、法、荷、奥
光绪十二年(1886)，洪钧服满进京，重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次年，奉命出使俄、法、荷、奥四国。
洪钧携梦鸾，还有一批随员、仆人从北京乘船到天津，走海路到上海，下榻于天后宫。过了中秋节，由水路赴欧，十一月抵达柏林，下榻于中国使馆。那是一座三层楼建筑，原是一个公爵的别墅，中国租了下来，作为使馆。
洪钧身兼四国出使大臣，来去匆匆。抵德不久，赴圣彼得堡，参谒沙皇。十三年冬，自俄还德，处理积牍。十四年正月十七赴奥地利，参拜奥皇，呈递国书，遍访奥各部大臣，各国驻奥使节。事还未完，德皇去世，驰回柏林吊唁。礼毕，准备出使荷兰，忽闻朝鲜遣使来欧，很可能去了俄国。朝鲜是中国的邻邦，俄国始终想把朝鲜划入它的势力范围。若俄国的阴谋得呈，对中国极为不利。故洪钧决定暂缓赴荷，改去俄国，注视着俄，朝双方谈判的动向。当他看到俄朝两国签订朝鲜“归俄保护”的明文时，便电告清廷，说沙俄愿守太平，朝鲜现在无虞。放松了对朝鲜问题的警惕。
置身列强之间，洪钧真切地感受到列强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他上书朝廷，说德国正在扩军备战，矛头指向俄国; 俄国联合法国对付德国; 德国联络意大利对抗法国，利用奥地利牵制俄国。他分析说，俄德一旦开战，俄胜十居四，德胜十居六。作为中国，应做局外观，利用列强间的矛盾，致力于自强。
中俄毗邻，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洪钧十分注重中俄关系。他警告朝廷，俄国正在筹建西伯利亚铁路，计划10年内完工。一旦完成，对中国的威胁将极为严重。俄国肆意侵吞中国领土，中俄边界争端持久不下。洪钧从俄国购得一份《中俄界图》，呈给朝廷参考。
像多数封建士大夫一样，洪钧看不惯西方文化。他讨厌西服，连鞋袜也须是中式的才肯穿。他带了两名中国厨师，烹制中国饭菜。西方人想给他照张像留念，他执意不肯。他还强迫属员为梦鸾站班，谁不乐意就赶走。
西方的电报用3码，中国是4码，多有不便。洪钧创以干支代“·”、“十”、“百”字，也成3码电，岁省巨万。
梦鸾在柏林生了个女孩，取名“德官”。
洪钧购买划水车、小火轮，献给慈禧。慈禧把它们放置在颐和园里。
光绪十七年，洪钧任职期满，回到北京。
五、抑郁而死
回京后，洪钧升为兵部左侍郎，入值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他刚上任，便碰上帕米尔问题。
帕米尔是中国西北疆域的组成部分，英俄都在觊觎这块战略要地。光绪十年，中俄签订《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确定两国在帕米尔地区的边界走向，帕米尔西北部划入俄国版图，乌孜别里山口以南有一块中间地带。为了加强国防，清廷于光绪十八年在帕米尔增兵设卡。俄国却对中国的正当行动横加指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员在俄国的压力下，主张妥协。洪钧也持这种论调，在奏折中声称增兵设卡是错误的。
同年夏，俄国公然违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入侵帕米尔，强占了萨雷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领土。清廷不得不采取强硬方针。洪钧的态度也有转变，但他反对用兵，力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交涉毫无结果。
一些官员上书弹劾洪钧办事软弱，还说他献给朝廷的《中俄界图》的帕米尔部分有误，有利于俄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答复说，洪钧献此图仅是为了参考，不是以此图来确定中俄边界。
洪钧忧郁成疾，一病不起，于光绪十九年八月病逝，享年54岁。
洪钧死后，梦鸾扶柩南归。到吴县接官亭，梦鸾将灵柩和女儿德官交给洪家人，只身回了娘家。
不久，洪钧的儿子洪洛病死。
次年正月，梦鸾生了一个遗腹子，活了大约11个月，夭折了。
梦鸾脱离洪家，重操妓女行当，以曹梦兰、赛金花等名在京、津、沪诸地活动，名声很响。同代人曾朴以洪钧、彩云为主线，写了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
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月二十一日，赛金花病死于北京居仁里16号。
六、元史学家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向来是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明人宋濂等编撰的《元史》，陈邦瞻撰的《元史纪事本末》，清人邵远平编的《元史类编》，魏源撰的《元史新编》等书，都因史料缺乏而带有这样那样的缺憾。洪钧出为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得到俄国人贝烈津翻译的伊利汗国宰相拉施都丁主编的《史集》中的《部族志》、《成吉思汗本纪》，还有亚美尼亚人多桑写的《蒙古史》等书，遂令使馆馆员金楷利等译成中文。洪钧用这些译文，参证以汉文史料，写了一部《元史译文证补》。
《元史译文证补》凡30卷。洪钧猝死，有10卷未及定稿。临终前，他将稿本付托陆润庠——二姨太的父亲。未定稿的10卷亡失，有目无书。光绪二十三年，陆润庠将洪钧遗著付印。此书是中国学者译介外国史料用以研究元史的第一部著作，在元史甚或整个中国史研究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