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维城
一、大魁天下
在江苏的南部，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横穿而过。长江从唐古拉山源头携着清澈的高山雪水，经过漫漫征途，以雄浑的力量冲击着大地，在中国的南方留下了少有的冲积平原——长江三角洲。在这片三角洲上，有一个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武进县(今江苏常州)。这里水面密布，河湖成网，大运河斜穿而过，清澈的水流滋润着这里的大地，养育着这里的人民，同时也培育了这里的学子。
钱维城，这个乾隆十年(1745)的状元，就是在这方土地上长大的。钱维城从小聪慧、机敏、灵秀。他热爱自然，喜爱美丽的山水，有一种表现的激情和欲望; 但另一方面，他接受的又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入世思想，权势、功名的诱惑远远超过了对自然和美的热爱。科举为人们获取权势、功名提供了一条艰难的通道，他对功名和权势的追求便压抑了对美的热爱与渴望。所以从幼时起，钱维城便苦读古人的文章，苦练八股文，在科举的道路上拼搏，虽然在拼搏中也时时涌起对自然与美的向往，但终久战胜不了功名、权势的诱惑。
凭着聪慧和灵秀，加上刻苦地攻读，钱维城在科举的道路上比较顺利，十几岁便中了秀才，后来又考中了举人，成了名重一方的少年英才。考中举人后，他更加用心地苦读。读书之余，当激情喷涌之时，他也挥毫泼墨，涂抹几笔。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科举上，积极准备会试。
乾隆十年(1745)三月，是会试的日子。春节过后不久，钱维城便带着家人的无限期望和再三嘱托，踏上了赴京之路。一路上，他风餐露宿，但仍苦读不休。虽然春节已过，但由于那年的春天来得晚，天气特别寒冷，旅途相当艰苦，但大自然的壮丽让他激动，可谓苦中有乐。
一路向北，他看到了迥异于南方的景致，挺峭的山峰，广阔的平原。面对壮美的大自然，他不时激情涌动，就吟咏两句古诗，画几笔山水。在山东，他见到了心慕已久的东岳泰山，泰山的挺拔和雄伟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情鼓舞着他向人生的顶峰攀登。
三月的初九、十二、十五日3天，会试在京城举行。钱维城一举中第，成为贡士。四月二十六日，在太和殿举行殿试。在象征着权威和尊严的大殿里，参试的众学子紧张、激动。钱维城力挫群雄，一举夺魁。
钱维城中状元后，入翰林院为修撰。乾隆皇帝派他到翰林院的庶常馆学习清书，即满文。3年后，即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在庶常馆学习的新科进士学业期满，举行甄别考试，钱维城考列清书三等; 与他同榜的榜眼、官为翰林院编修的庄存与考列汉书二等。
乾隆皇帝听后，大为不悦，传谕： “历科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即授为修撰，第二名、第三名授为编修，至庶常馆学习期满时并无所更易。你们这些人因为已经授职，于是自甘疏忽、怠惰，以致学业荒废。就像今年散馆考试，修撰钱维城考列清书三等，编修庄存与考列汉书二等之末，其不留心问学，已可见一斑。但钱维城乃是派习清书，也许这不是他平素专门学习的。命令他再用汉书试一试，等候朕阅定，再行定夺。庄存与不准授为编修，这样，此后一甲的进士都有所警示而专心学问。如果以后仍有考列三等者，以此为例。”皇帝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皇帝的责罚使钱维城羞愧难当，比狠狠打他一顿还难受。作为一甲第一名的进士，得到皇帝的重用，本当知恩图报，努力进取，可他不思进取以致学业荒废。他痛苦、内疚、自责，同时也不服气，要是考汉书……皇帝虽对他重加责罚，但也可以看出责中有爱——又为他留了一次机会。很快，有人送来了出自汉书的考题。他写诗作赋，虽不十分完美，但也可以显示出其扎实的根底。
乾隆皇帝御览了他的考卷，下诏说： “昨天因钱维城考列清书三等，试以汉书，虽然诗句有疵，但赋尚通顺，命他留任修撰。”
钱维城终于过了这一关，进入仕途。
二、从右中允到学政
到了八月，钱维城迁为右中允——东宫右春坊的官员，掌侍从礼仪。不久，他以右中允的身份入值南书房，侍从乾隆皇帝赋诗作画。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擢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九月，转为侍讲学士。翌年，擢为内阁学士。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官，掌传达诏令及章奏，例兼礼部侍郎衔。
仅仅6年，钱维城便成了朝中二品大员。
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钱维城奉命出任会试副考官，五月，入翰林院庶常馆教习庶吉士。二十年(1755)八月，回乡省亲。二十二年(1757)正月，出任工部侍郎。九月，担任武会试正考官。二十三年(1758)，奉旨分理五城平粜事宜。在京城的东、西、南、北、中五城，每天都由政府拔专款运粮平粜。由于各城木厂距仓库远近不一，所以运价也应有所区别，但是以前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很不公平，不管远近运价一样。车户都避远就近。钱维城奉旨后，对运输情况做了调查，然后就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上疏皇帝： “东、中、南三城的木厂距仓库比较近，西城和北城的木厂距粮库比较远。原来一直是不论远近运价一样，车户都不愿往远的地方运，所以西城和北城的粮食运输往往很不及时。以后，请酌量各城厂地的远近，确定运价的多少。把东、中、南三城运价的一部分拔给西、北两城，即减少东、中、南三城的运价来增加西、北两城的运价。这样，政府不用增加运费，而车户运输踊跃，不会出现避远就近的情况。”乾隆皇帝诏令执行。
乾隆二十六年(1761)，钱维城调任刑部左侍郎。在刑部任职期间，他接触了大量的案例： 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他与刑部堂官一起认真讨论，按律执行，量刑恰当，深得皇帝的宠爱。他在任职期间，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有时量刑无法可依，律令还很不完善。当时很多案件的处理是凭当政者的主观意志，在量刑上随意性较大，有时甚至是非颠倒，权势、金钱、关系左右律令，况且各级官吏在审理案件时不按律令，只是从情理出发。但钱维城是刑部左侍郎，而刑部是全国主管刑事犯罪的最高机构，要对各地上报的死刑犯人进行审查、备案，并且负有完善律令的责任。钱维城在任职期间，碰到了毁坏别人尸体的案件，并且这种案件还比较多，但在审理过程中，他感到有的律令条文不太合适，不够完善。所以，乾隆二十七年(1762)，钱维城上疏皇帝，请求申明律例二事：
一、律令载，残害、毁坏他人尸体，以及把他人尸体弃入水中者，打100杖，流放3000里。对于那些丢弃却没有丢失的，罪减一等。这条律令是出自挖坟掘墓条，条下注释说： 这里是指尸体设在家中的和在野外没有殡葬的。如果是已经殡葬的，再毁尸弃尸者，就以开棺现尸论罪。残毁没有掩埋的尸体和挖坟掘墓毁坏别人尸体的罪行不同，处罚时应有所区别，所以以次递减，罪行止于流放。以上解释都是根据上文的挖坟掘墓暴露尸体而言的。至于因故斗杀而出现的人命案，因斗杀而死的罪犯的死尸，遇到有弃尸灭迹的事情，就援引此条律令中的“弃尸罪从轻处理，不再追究”一语，据此作为成例。遂有杀死盗窃、抢劫的罪犯，按律令本应勿论，但是有的愚昧之人胆小怕事，不知杀死盗贼不受惩处，屡屡将罪犯死尸遗弃以灭迹，主管审案的官员因为他杀人罪按律不论，转而追究他遗弃尸体罪。臣以为： 他所杀的原本就是罪犯，所以宽赦。可遗弃尸体反而要流放，这是本末倒置。请从此以后，遗弃罪犯死尸，不再治罪。犯有盗窃和抢劫罪的罪犯的死尸，被当场杀死的奸夫的死尸，手持棍棒和器械拒捕的罪犯的死尸，凡是有丢弃以上死尸者，不再论罪。对于那些不是律令规定不论罪的，仍按照本条律令定拟。
二、律例规定本夫没有出服的亲属，都允许捉奸。如果立刻杀死奸夫和奸妇的，就依照夜间无故偷入人家宅院，罪犯已被拘捕但擅自杀害科定罪; 如果不是立刻杀死奸夫、奸妇，以斗杀罪论罪。例如对于本夫亲属杀死奸夫，应当分别是否立刻杀死，照着本夫杀奸罪再加一等定罪。以上各项分别指奸夫没有格斗拒捕而言。如果一旦有格斗拒捕行为，那么，无论本夫或者本夫的亲属杀死奸夫，都应法依照罪犯拒捕论罪。然而，律令所说的亲属捉奸不是立刻杀死以斗杀罪论定的，正是引用“奸夫不拒捕而擅自杀害的，以斗罪论定”的律令条文。律令记载得非常清楚、明白。对于此条，各省有不少疑问和分歧，纷纷问询如何拟定。有援引擅自杀人论罪的，有直接以斗杀罪论的。虽然斗杀罪和不拒捕而擅杀罪，一样判罪，可是两项情罪分明。有的甚至对持杖拒捕的奸夫被杀死，也以故意斗杀分别拟议罪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对杀死拒捕的奸夫的人判罪，反而重于杀死不拒捕的奸夫的判罪，这是尤其错误的。以后的律令，请将本夫亲属杀死奸夫，不是立刻杀死的，都拟定罪人不拒捕而擅自杀害的律文，以斗杀罪论定，其中奸夫有拒捕行为的，就依照罪人拒捕的律科来断罪。
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中国的统治者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奴隶社会中国就有了法律，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中国的法律还不够完备。钱维城的这两项建议，对于弥补法律的漏洞，起了一定作用。
不久，钱维城出任浙江学政。所谓学政，乃是“提督学政”的简称，是清政府派往各省的督学使者，他们按期到所属各府、厅考试童生及生员。任期内，与督抚平行。学政官对生员的考查很有实权，所以也就比较容易舞弊。但钱维城任期内清正无私，办事公允。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内阁中书录取问题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乾隆三十四年四月，钱维城就内阁中书的录取上奏皇帝： “本年内录取内阁中书的方法，部议准备在会试推荐的考卷和朝考未录用的人员内挑选录取。但是推荐的试卷，挑取字画必须凭墨卷。因为每个省的考试情况分坐号张榜后，谁被推荐很容易被查知，查知后，恐怕会出现各种弊端。这样，中书的录取就缺乏客观性、公正性，很难选出高水平的人才。所以，请在会试榜揭晓这一天，主考房官离开考试院，由知贡举和内监试等人将推荐的考卷查出来，加盖大印，当天派大臣从荐卷中取若干卷子，等到朝考后挑选，带领他们引见，由皇帝亲自钦定名次、数额，按名次录用。”乾隆皇帝看了他的奏章，非常满意，下令按钱维城的建议执行。
三、查办大案
乾隆三十四年(1769)五月，钱维城因为对广东百姓何长子奸污幼女一案有异议，准备重新审理。他对奸污幼女的罪犯深恶痛绝，从感情上讲，他认为应该从严惩处。何长子的母亲听说儿子的案子要重新审理，深为儿子的命运担忧，为了表示抗议，她服毒身亡。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议论四起。乾隆皇帝迫于当时的压力，对钱维城做了象征性处理，部议降一级调用，奉旨从宽留任。
这件事使钱维城很伤心，他尽职尽责，到头来却受到降级的处分。他一方面对受害的幼女感到同情，同时也为自己抱屈。
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月，也就是在钱维城被降级后的几个月，他被命令赴贵州同湖广总督吴达善审查威灵州知州刘标亏帑一案。
刘标亏帑一案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案。这是清政府的高级官吏相互勾结贪污受贿的一件特大丑闻。案情极为复杂，因为牵涉到许多高级官吏。调查难度也相当大，所以皇帝特派遣曾担任过刑部侍郎、熟悉律令、富有侦破经验为官正直的钱维城前去调查审理。
十月，钱维城和吴达善到了贵州。贵州在中国的大西南，远离清政府的统治中心，所以地方官吏独立性较强。威灵州知州刘标在任上欺压百姓，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为害一方，以致民怨沸腾。不仅如此，刘标还大肆贪污国库金币。案件暴露后，刘标惊慌失措，急忙求救于贵州巡抚良卿、前任巡抚方世俊、粮道永泰。这几个人都从刘标手中索取过贿赂，当然要充当他的保护伞。这几个人在贵州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和一群高级官吏结成的网是很难冲破的。拿着尚方宝剑的钱、吴二人决心要用这柄利剑刺破这个关系网，把这些蚕食国家钱财、为害一方的罪人擒入法网。
钱、吴二人到达贵州后，立即进行调查。不过，迫于刘标、良卿等人的淫威，很多人敢怒不敢言。富有侦破经验的钱维城见打不开局面，便微服私访，秘密调查。经过走访调查，他终于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刘标贪污国库金币，案情败露后，他急忙找贵州巡抚良卿替他出主意。老奸巨滑的良卿身为一名高级官吏，明知故犯，竟敢以身试法。他私下授意刘标先动用其他钱财弥补国库亏空，逃避检查，蒙混过关。为了能使刘标免于制裁，良卿又和按察使高集相互勾结，徇情枉法。按察使是主管一省司法的官员，对于地方的案件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勾结一块儿，想使法律成为他们手中的儿戏。
手握尚方宝剑的钱维城、吴达善二人，面对这一伙蛀虫的嚣张气焰，极为愤慨。根据掌握的情况，他们把刘标逮捕归案，动用大刑，严加审讯。刘标被打得皮开肉绽，在酷刑面前，终于吐露了事实。他在任威灵州知州期间，贪污国库金币; 又因贵州前任巡抚方世俊、粮道永泰贪婪地向他索取贿赂，所以他只好大肆贪污，以致国库严重亏空; 案情败露后，为得到庇护，他又向现任巡抚良卿等人行贿，良卿为他奔走开脱。案情大白，上报皇帝，以上各人分别按律令予以惩处。钱维城终于持尚方宝剑刺破了贵州的关系网，为民除了一害。
乾隆三十五年(1770)闰五月，钱维城审理完刘标亏帑一案凯旋，向皇帝复命。当他和吴达善等人走到古州当堆寨苗族居住区时，正赶上苗民香要聚众劫掠。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由于社会、阶级和历史的原因，当时民族关系处理得不是很好，西南各少数民族和各朝政府之间的矛盾很尖锐。由于各朝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镇压，所以他们极端仇视各朝政府。他们组织起来，和各朝政府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碰到苗民香要聚众劫掠，钱维城同总督吴达善和巡抚宫兆麟等一起带兵剿杀。六月，香要被擒获，钱维城等人奉谕回京，请功受赏。
乾隆三十七年(1772)，钱维城的父亲去世，他办完丧事感到非常疲惫。父亲的死对他打击很大，加之20多年为政的操劳，他病倒了，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乾隆皇帝下诏，追赠尚书衔，谥曰“文敏”。乾隆四十年(1775)，又授给他儿子钱中锐内阁中书官，以示优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