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成就了中华文明

长城成就了中华文明

长城的出现以及长城地带的形成，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互动碰撞的结果。没有秦汉帝国，就没有匈奴帝国，中原集权帝国的形成过程，也是游牧帝国的形成过程。

随着环境的变迁以及农耕和游牧政权你进我退的变化，长城分布的具体区域也有不同。长城地带农业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不但是北方各游牧民族间交流融合的过程，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长期交流融合的过程，还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过程。长城的修筑以军事需要为起点，以民族融合、中华文化认同为终结，这一伟大的军事工程见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长城地带的文化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体上呈现出相互渗透、交流融合的趋势。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帝国时期，假如没有与游牧文明之间频繁的互动，中华文明也许呈现不出绵延不绝、生动活泼的态势。汉初匈奴“常往来盗边”，西汉政权在处于劣势的情形之下，被迫“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奉宗室女为单于阙氏，岁奉匈奴絮、缯、酒、实物各有数”。应该说，和亲及互市是农牧文化交流最直接的方式，这样的缓兵之计对当时中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代“烽火不惊，三军晏眠，边圄之民，室家相保，弄狎于野，商贾夜行”，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开始在边境上开设常态化的互市，边境线上对峙的局面为之大变。

两千多年间，在围绕长城的交往互动中，在农业和游牧民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下，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多元统一的文化面貌，而多元化恰恰是维持中华文明不断革新和强大的保障。长城的历史证明，中华文明至少是由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一起构建完成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

考古所见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不胜枚举。汉族的语言文字、思想制度、文化艺术深刻地影响着长城地带游牧民族的文化发展。《汉书》保留着匈奴与秦汉王朝长期书信往来的资料，表明秦汉时期尚无文字的匈奴便已经通晓和使用汉语。西岔沟墓地发现长短兵器、马具和较为贵重的金银饰品，包括具有汉族风格的文物铁NFDA2、铁斧、绳纹陶器、各式刀剑、鎏金马具、铜镜、配饰、货币等。上孙家寨匈奴墓葬发现随葬的铜镜、五铢钱以及仓、灶、井等明器，完全和汉文化的特征相一致，并且砖室墓与东汉中原地区汉墓形制无异。南越王墓、江苏徐州楚王墓中出土金、铜带饰。新疆罗布泊、辽宁西丰县的汉代墓葬出土了中原地区的铁斧、铁刀、铁镞、铁剑。蒙古高原和西域地区也都有发现汉代的钱币、铜镜、瓦当、生产工具等。此外，汉代龟兹国“汉乐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击钟鼓，如汉家仪”；蒙古鄂尔德尼昭哈拉和林遗址以北“包括城市、堡寨、城堡及农业郊区。……瓦当和铺首的纹饰均为唐代晚期的风格。遗留在城堡内宫殿基址上的瓦当上亦存在唐晚期的纹饰”的发现等。

历史上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农耕文化发展较早，其体系也较为成熟和完整，对北方的游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农耕文化向长城地带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扩散的同时，各民族文化也在向中原汇聚，使得中原文化在发展中也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养分和智慧，而且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塑造了长城地带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据考证，从赵武灵王提倡胡服到清代的旗袍、马褂，古代中原民族上衣下裳、宽领褒袖的笨重服饰有了重大的转变。伴随魏晋时期大批北方游牧民族从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或蒙古草原进入长城地带或其以南的中原腹地，“胡床”带入农耕地区并改变了中原民族席地而坐的习惯。随着小麦、大麦以及磨面方法从西域和其他民族地区的传入，改变了中原汉族以五谷为饭的膳食种类。家用畜力中的马，主要是从蒙古高原引入长城以南，汉代极为有名的汗血宝马传入中原后备受珍惜。此外，在新疆阿拉沟、鱼儿沟等地西周至战国末期的墓葬中发现的骡子骨骼，经鉴定其最早应该是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者培育出来的。而在艺术文化方面，诸如笛、琵琶、箜篌、胡琴等乐器以及音乐音律、歌舞杂技等自南北朝时传入中原后，对中原的戏剧、宋词、元曲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同云冈等石窟艺术以及敦煌的壁画艺术等，都是长城地带各民族乃至世界艺术的汇聚。

民族融合发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不论是农业民族政权还是游牧民族政权，当他们主导中原后，自觉不自觉地都希望能够统一中国，这种思想的形成是长期以来民族融合最好的也是必然的趋势。尤其是游牧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想要稳定和谐发展就必须与农业民族的思想文化进行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与汉民族达到契合，这正是农业民族与各民族不断融合最后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重要过程。虽然长城地带各民族的起源地域各异，但在几千年相互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交流与学习所进行的“民族融合”已不再是简单的“汉化”或者“胡化”，而是更深层次的诸如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深度交融。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保有自己风俗习惯的同时，又兼具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这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朝着多元化方向不断发展，促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繁荣，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包容性。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自从长城修建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经济体。两千多年来，长城内的农业民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等方式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把长城内外各民族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中重要的一部分，长城见证了农牧双方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