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制·明清八股取士及对科举制的反思·明清之际对科举的批判及对科举的反思

考试制·明清八股取士及对科举制的反思·明清之际对科举的批判及对科举的反思

1.明清之际思想家对科举的批判

自唐代科举制确立以来，便有人针对其弊端提出异议。中唐广德元年(763)，礼部侍郎杨绾针对当时进士科崇尚词藻华丽，浮华之风弥漫的状况，上疏条陈贡举弊病，认为自进士加试杂文、明经填帖以后，积弊浸转成俗，因力主停废科举，每岁举人仍依乡举里选，察举取人。杨绾的上疏，引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科举存废的大论战。

明清以降，随着科学制日渐腐败，尤其是明朝的覆灭，使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痛斥八股取士，疾呼改革科举，主张选士与民族安危联系。顾炎武说，八股取士“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致使“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日知录》卷一六)。他又在《日知录·十八房》 中说：

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 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作; 曰“行卷”，则举人之作; 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商贾市之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即谓学问，此即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

黄宗羲说：“设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学校不特能养士，且至于害士。”(《明夷待访录·学校》)学校成为兜售场屋之文、追求富贵利达的场所，以致科举兴而师道不传。黄宗羲叹道：“自科举之学兴，而师道亡矣。”并指出：由科举而形成“有句读之师、有举业之师、有主考之师、有分房之师、有投拜之师”(《南雷文定三集》卷二《广师说》)。虽“师”众，却不能传道授业解惑：“道之未闻，业之未授，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矣。”(《南雷文案》卷四《续师说》)清甲午海战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又掀起一场对八股取士的猛烈冲击。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代之以新的考试制度。

2.对科举制的反思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第五章“结论”;侯绍文《唐宋考试制度史》第四编“附编”;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第八章第五节“对科举制的反思”;王德昭《清代科举制研究》等著作中，均有对科举制的评论，归纳如下：

①科举制作为支撑封建官僚政治的一大杠杆和调节器，有效地制衡、调节着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的政治结构。首先，科举制使得下层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而成为官僚系统成员，造成了社会的上下交流，抑制皇权以外的政治集团过分发展而造成对皇权的威胁，确保了官僚政治的相对稳固。“以考试上之平均分配制度(等于分区选拔)，促成民族之统一与同化”(侯绍文：《唐宋考试制度史》)。其次，科举选士，将君主集权政治的精神直接灌铸到社会的底层。科举考试将儒家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思想普及化，成为社会的普遍原则，“通过科举，使有共同信仰的儒生(士)由而进入国家官僚机构，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执行儒家正统思想表率的作用，从而加强并实现了儒家文化的政治功能，构成了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一的一体化结构”。正是这种结构“构成中国超稳定政治结构的坚固的奠基石”(刘虹： 《中国选士制度史》)。《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序中指出：考试制使“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大一统思想、仁政主张、中庸之道等等观念，在人们的思想领域里扎下根来，形成具有特色的共同心理素质。统一的文化思想和共同心理素质中的精华部分，则是民族凝聚力的‘添加剂’”。此外，科举制度有效地笼络了知识分子，削弱了不稳定因素，侯绍文称之为“消纳作用”。即通过考试，对不甘雌伏之士“加以安顿，则可使枭桀之徒，无向隅之叹”。侯引胡适之言：“削内患，安反侧，派一考官，可以胜过十万兵甲。”清乾隆时权臣鄂尔泰也早有此言：“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满清稗史》)侯绍文认为考试制在中国政治上之贡献还表现在“为文化之交流与文字之统一”方面。

②科举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保持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这个重要方面，科举制通过确定儒家经义作为考试内容，使得自汉代以后儒家的正统地位得以强化。其次，邓嗣禹认为科举制是“普及文化为民族同化之工具”。再次，科举制对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科举制对唐代传注经学、宋明理学、乾嘉汉学等学术思想有一定推动和传播作用，另方面科举制对学术思想发展的消极因素更大，“尤其是科举与理学的结合，构成对思想文化的钳制、垄断，阻碍了中国吸收引进外来文化，以实行自己的内部更新。以致造成丧失了文化视野及进取精神”(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邓嗣禹认为，科举制“桎梏人心为物质文明之障碍”，他特别转引梁启超之言：“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清初袭用明朝的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误认为一种良好制度，总之，当时功名富贵，皆出于此途，有谁肯抛弃这种捷径，学些艰辛迂远的科学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科举考试重经义、文辞，而轻自然、斥技艺，导致了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乃至经济的迟滞不前。”(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此外，科举制对教育起了既促进又桎梏的双重作用。

③科举制诞生之始，便与士林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在潜移默化中模塑了士阶层的价值取向、文化心态及性格特征。首先，应肯定，“科举制造就了士阶层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认真勤奋的治学精神”(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侯绍文称考试制对士林有“激励作用”，考试使士林奋进。其次，科举制造成了士林阶层知识结构的凝固化、陈旧，遮蔽了其知识视野。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言：“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于此者得第，不工于此者即不得第。”再次，科举制束缚了士林的个性、创造力，造成士阶层人格的萎缩。科举取士划一的衡量和录用标准，造就了千千万万没有个性特征的“考试癖”，如王定保在《唐摭言》所说：“其负倜傥之材，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贡之筹划，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皆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于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科举制使士子的人格、才能结构趋于严格的规范化。

④从考试学的角度上看，八股取士当为中国最早实行的标准化考试。因为“八股考试有着统一的考试大纲，即《四书》，它规定了考试的范围，内容”。“八股文式规定了考试的方式、题型，要求以程朱注为标准答案”。“其考试命题标准化，考题均依照《四书》而拟，题目均系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门弟子的话”。“从童试乃至殿试的实施过程，对每个参试者来说既统一又规范，有明确无误的考试时间，有严格的监巡制度，有统一的考试进程。贡院有严格的弥封、誊录、对读制度以及滴水不漏的内、外帘制。这一切使得八股取士，从命题到阅卷等各环节都尽量减少无关因素的影响，使考试成绩更具有客观性”( 《刘虹： 《中国选士制度史》)。

此外，侯绍文还认为中国科举考试体现了民主精神，包括“合乎公开的精神”、“合乎普遍的精神”、“合乎平等的精神”、“合乎公平的精神”，它为西方公务员考试及标准化考试提供了借鉴。邓嗣禹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中专章论述了中国考试制度的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