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敦煌学·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我国大陆的敦煌学研究不仅在许多领域远远落后于日本、法国和港台地区，更值得忧虑的是，由于正规化教育中断了十年，使我们整整少培养了一代人，敦煌学的研究队伍与其它学科一样，存在着严重的青黄不接的现象。七十年代末，有的外国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不管这句话我们中国学者如何不能接受，不管 “洋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冷静地思考，应该说这是七十年代末的事实。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在学术界的呼吁下，我国的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迅速地做出了反应，纷纷组织人力，重新展开对“敦煌学”各个领域的研究。

敦煌，是敦煌学的发源地，“文革”十年受害很深，研究工作几乎全部中断。1980年，中共甘肃省委对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了整顿，调整了所里的领导，由段文杰任所长。此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研究领域。为了加强研究力量，陆续从全国征聘了一批自愿到敦煌从事研究的中青年人才，并聘请了一批从事敦煌文学、文献研究的兼职研究人员。1983年创办了季刊《敦煌研究》。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1984年8月，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编制，设立敦煌研究院，仍由段文杰任院长，并在兰州建立院本部和生活基地。扩编以后的敦煌研究院下设石窟保护、石窟考古、石窟美术、敦煌遗书等四个研究所和音乐舞蹈研究室、资料中心、编辑部等机构，目前有研究及各类人员近200人。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为中心的研究实体，并与国内外许多科研机构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获得了一些保护石窟、支持科研活动的捐助。

自七十年末以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南京大学、湖北大学等单位相继成立了敦煌研究的所、室或组。兰州大学还创办了《敦煌学辑刊》。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等单位。也都集中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分别有重点地开展敦煌学课题研究。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相继开设了有关敦煌学的课程，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培养对敦煌学进行专门研究的人才。杭州大学和武汉大学还分别举办了敦煌学的研究班，聘请国内的敦煌学专家授课。

为了协调、组织国内的敦煌学研究力量，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在一批著名学者的倡议下，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1983年，在兰州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由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任会长，学会挂靠国家教委。目前，学会之下，设立了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科技史等委员会，拥有新疆西域艺术研究会、中国吐鲁番学学会、浙江省敦煌学会、酒泉敦煌学习会、甘肃省敦煌学会等团体会员。学会资助成立了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1988年正式开馆 文津街七号)、兰州大学敦煌资料阅览室; 学会资助了一些敦煌学专著和译著的出版，从1984年开始编印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目前已刊出了25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开展国内、国际性学术交流上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已经迅速地赶了上来，与港台地区的我国敦煌学者一道比翼齐飞。十多年来，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敦煌学论文数以千计，专著和以敦煌资料为主的综合性论著已超过一百种以上，在许多领域都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主要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敦煌文献的整理和刊布成就巨大

1981—1986年，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共140巨册，影印英国、法国、北京及已经刊布的敦煌汉文文书。1990年，海峡两岸合作出版了63册的《敦煌大藏经》，以北图所藏敦煌本佛经为主，兼及英法的部分敦煌本写经。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图书馆合作编辑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大型图册15卷，自1990年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图册利用最新摄影和印刷技术，将S.6981号之前的非佛教文书及S.6981号后的全部文书刊出，图版清晰，使用方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及国内有关部门合作，《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于1992年开始出版，首先刊出的是《俄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预计将于十几年内出齐。由唐耕耦、陆宏基编著带有影印图版和录文的《敦煌社会文献真迹释录》五巨册至1991年9月全部出齐; 全书收录英、法、俄、日与我国所藏的敦煌文献中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料，是目前国内外最大部头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选集。此外，有关敦煌及莫高窟历史、地理、法制、医学、韵书、歌辞、文学作品、王梵志诗、吐蕃文献等多种细致整理某一类文书的录文、考释的资料及研究专集也陆续出版。

(2) 敦煌学研究目录的编撰得到重视

海峡两岸的学者，如白化文和杨宝玉、邝士元、郑阿财和朱凤玉、刘进宝、卢善焕和师勤等，共编有数种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的专书，其中以郑、朱本较为理想，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工具。

(3)敦煌石窟保护考古和石窟艺术研究居于世界前列

敦煌研究院和它的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和国内的其它有关科研单位合作，完成了南区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护，通道互相连接，与中区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在清洗烟熏壁画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使被白俄匪军烟火熏黑的初唐壁画露出了优美的风姿。敦煌研究院还与化工部涂料工业研究所合作，对壁画颜色褪变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化验和分析研究。对壁画起甲的原因也进行了研究和防治。研究院与美国盖蒂基金会及兰州大学合作，对石窟顶部的固沙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

敦煌研究院与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五卷本《敦煌莫高窟》及《安西榆林窟》(中日联合出版、中日两种文本);主编了《中国美术全集》中的《敦煌壁画》上下册及《敦煌彩塑》二册及多种版本的图册;主编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该院研究人员还出版了如《莫高窟前殿堂遗址》(潘玉闪、马世长)、《敦煌石窟艺术论集》(段文杰)、《敦煌建筑研究》(萧默著，曾在敦煌工作十几年)等一批专著及研究论文。这些成果标志着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对壁画内容的考订、著录，对供养人题记的整理等工作已基本完成，并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对各期石窟形制及艺术特征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可以说，我国利用敦煌在中国的“地利”，已经取得了在石窟保护考古及艺术研究上的领先地位。

(4)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有新的突破

自日本学者藤枝晃发表《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以来，沙州归义军史的研究始终吸引着众多的敦煌学家。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学者已经基本搞清了自张议潮起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年代，以及张曹两姓执政时期的政治史脉络。敦煌出土的有关唐代均田、差科、赋役、户籍、律令格式等文书，以及手工业、商业、高利贷等有关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文书的分类及综合研究继续深入，并出现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成果。如《唐代均田制与户籍法研究》(宋家钰)、《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考释》(刘俊文)、《唐代勾检制研究》(王永兴)等。对寺院经济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为成绩最著者。对沙州归义军政权西与于阗、东与甘州回鹘通婚及其关系的研究，也日益深入。

有关敦煌历史文献的研究，其众多的成果主要发表在《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等刊物，以及由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共出五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初探二编》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已出13期)、厦门大学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等杂志及论文集中。

(5)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成绩斐然

中国老一辈的敦煌学研究者如陈寅恪、胡适、郑振铎、向达、王重民等人，都对敦煌文学进行过研究和探讨，特别是对于正史及文献中所涉甚少的“白话文学”及变文、歌辞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七十年代末以来，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也一直是“敦煌学”中的“热点”之一。在敦煌文学作品文字的校勘和词义的解释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如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项楚《敦煌文学丛考》、郭在贻等《敦煌变文集校议》等。

郭煌文学研究在敦煌歌辞、诗歌、变文、王梵志诗、话本、俗赋、词文等方面则出现了一大批考证详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如任二北《敦煌歌辞总编》及《隋唐五代燕乐歌辞总编》，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及《王梵志诗校注》等，以及《王梵志研究汇录》、《秦妇吟研究汇录》等集成之作。还出现了一些探讨敦煌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著作和文章，如高国藩《敦煌曲子词欣赏》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理论上展开了对敦煌文学概念及范围的探讨。周绍良以《敦煌文学刍议》一文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年)则是从理论上构筑了敦煌文学的框架，虽是一家之言，但这本书的出现，却是敦煌文学研究深入后的必然结果。

(6)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音乐舞蹈、科技及宗教的研究也获硕果

对于中古时代西北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的研究，中国的研究一直处于落后状态。从七十年代末以来，季羡林先生对吐火罗语文书的研究，王尧、陈践对敦煌本古藏文历史文献的研究，耿世民对回鹘文书的研究，史金波、白滨等对敦煌西夏文题记的研究等，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一批年轻学者也积极参与了对于阗文、佉卢文、龟兹文等敦煌文献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结果。

在解读、破译敦煌遗书中的曲谱、舞谱和整理研究敦煌石窟音乐资料方面，也取得了相当成就，如叶栋《唐代音乐与古谱释读》、庄壮《敦煌石窟音乐》、饶宗颐《敦煌琵琶谱论文集》、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等专著及一大批研究论文。由敦煌研究院音乐舞蹈研究室为主，仿制了35种敦煌古乐，并进行过大型公开演奏，获得好评。

对敦煌写本中有关科技史资料的研究，近十几年来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如夏鼐、席泽宗、赵承泽、邓文宽等对敦煌星图和天文历法写本的研究，已居于前列。对敦煌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也取得明显成果，如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技出版社 1988年)、赵健雄等编著《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年)、甘肃中医学院图书馆古籍文献室所编 《敦煌中医药学集锦》等专著及一批论文。对其它种类的敦煌写本中有关科技史的资料及壁画中有关科技史的画面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

宗教文献方面的研究历来是国内的“弱项”，但近年来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杨增文《敦博新本·六祖坛经》，就是对敦博本《坛经》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敦煌汉文佛教写卷分类问题的研究有方广锠著《佛教大藏经史》为代表。对在敦煌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刘萨诃的研究收获颇丰。佛教以外，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宗教的研究也取得了成绩，如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朱谦之《中国景教》等，都可以作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作。

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国际敦煌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

法国将国立图书馆所藏的全部敦煌文献均摄制成缩微胶卷，向各国公开出售。从六十年代开始，由伯希和的弟子韩百诗主持系统整理有关敦煌的考古资料，从1970—1986年，共出版了《集美博物馆和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丝织品》、《集美博物馆所藏绢幡绘画》的解说和图版各一册，还有五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题记与壁画》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特别是1908年伯希和抄录的莫高窟题记，因为洞窟后来又有坍塌，有些成为独此一份的珍贵史料。法国科研中心敦煌研究组成立以来，已完成了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共三卷 (自P.2001—P.3500，500号为一卷);编辑出版了《敦煌研究论集》及《敦煌研究论集新编》等论文集。石泰安、麦克唐纳在近20年来对吐蕃王国成立之前的历史和吐蕃文化的研究，成绩卓著。哈密屯《敦煌本回鹘文善恶二王子故事》及《九至十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是回鹘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贝利教授对于阗文写本做了全面的收集整理，并转写刊布在《于阗语文书集》和《于阗语佛教文献集》中。贝利几乎为这项艰苦的工作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同时也由于成绩斐然而倍受嘉奖，被英国政府授予爵士称号。目前，英国图书馆正与中国学者合作，刊布《英藏敦煌文献》及S.6981号以后的编目工作。

从内藤湖南以来，除去二战时期外，日本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国家之一。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在获得更多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敦煌研究向着深、广两方面发展。如大渊忍尔的《敦煌道经·目录编》和《图版编》、兜木正亨的《敦煌法华经目录》，由山本达郎、池田温、土肥义和等编撰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丛刊》(录文、图版) 已出版“法制”、“契约”及“社邑文书”三种;从1980年开始，由榎一雄教授主持，大型丛书《讲座敦煌》开始出版第一卷《敦煌的自然与现状》，以后，《敦煌的历史》、《敦煌的社会》、《敦煌佛典与禅》、《敦煌与中国道教》、《敦煌与中国佛教》、《敦煌胡语文献》、《敦煌的文学与语言》、《敦煌汉文文献》等陆续出现。每一卷都在主题之下分专题加以综合论述，每一专题都约请世界各国有专长的敦煌研究者执笔，尽量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也是迄今比较全面地综合“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著作。

前苏联1983年出版了孟列夫主编的《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册，书后附录了73件敦煌文献的图版和录文。因为苏联(今俄罗斯)不像英、法那样将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出售，一般研究者也难以赴圣彼得堡去看原件，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

法、英、日、俄等国学者，近年来撰写了一大批著作和论文，不断将“敦煌学”向广、深推进。此外，匈牙利、荷兰、意大利、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马来西亚等国，都有多少不等的学者在从事“敦煌学”的研究。1988年，在韩国的汉城成立了“敦煌学会”，他们的成员要求加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自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在世界性的“敦煌学”研究热潮的推动下，我国敦煌学界与海外同行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行的1985年(乌鲁木齐)、1988年(北京)、1992年(北京房山)三次学术讨论会，都邀请外国同行参加;敦煌研究院于1987、1990、1993年举行的三次学术讨论会，也有许多外国学者参加;香港1987年的敦煌学术讨论会，更是海峡两岸及世界学者聚首一堂的会议;而中国学者应邀前往日本、法国、英国、印度、前苏联等国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访问、考察及进修的越来越多。1988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季羡林会长提出了“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的口号，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者们的一致赞同。通过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沟通信息，取长补短，促进了敦煌学的发展。近年来，在“敦煌学”的研究上各种海内外合作愈来愈多，仅举三例就可以说明。

例一：五卷本《敦煌莫高窟》即由中日双方专家共同编定，以中日两种文本出版。

例二： 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对敦煌学分类研究的成果《敦煌学导论丛刊》、《敦煌研究丛刊》至1993年底已出版12种，大多数作者均为大陆学者，这是海峡两岸敦煌学者合作的典型例子。

例三：《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等大型图册，都是中英、中俄学术界联手的结果。

敦煌文献和文物分散于世界各地，“敦煌学”所涉内容又极其广泛，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非有广泛的、世界性的合作，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地球越来越小的便利，又从客观上促进了合作。包含着希腊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和中华文化四种文化融汇交和的“敦煌学”，必将在全世界敦煌学研究者的努力下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