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学·清代的《三礼》学·集大成著作的出现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三礼学·清代的《三礼》学·集大成著作的出现

《三礼》之学,在宋以后日趋式微,至明代已是不绝如缕,《仪礼》则几成绝学。入清,由于考据学的兴起和发达,《三礼》学重现生机,并迅速进入极盛时期,《三礼》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涌现出一批名家和名著,先撮要介绍如下:

李光坡长于《三礼》之学,著有《周礼述注》二十四卷,《仪礼述注》十七卷,《礼记述注》二十八卷,总名为《三礼述注》。汉唐之《三礼》学,重名物训诂,其流弊是繁琐芜蔓;宋明之《三礼》学,重探究经义,其流弊是好逞臆想。李光坡有感于此,欲为《三礼》正本清源,故对前代注疏删繁举要,务求简明,对宋儒之议论,则平心裁取,务求理达。此书析理明通,措词简要,极便于初学者。李氏一门,多有通于《三礼》者,李光坡之侄李鍾伦著有《周礼训纂》二十一卷,于五官详作注疏,又加训义,颇得《周礼》大旨,尤其是考证禘祫、社稷、学校诸篇,堪称精审。李光坡之兄李光地著有《周官笔记》一卷,此书以标举《周礼》要义为主,持论平允,多纠宋儒之失。

方苞于礼学造诣颇深,著有《周官集注》十二卷,此书汇集诸家之说诠释《周礼》,训诂简明,持论醇正。又有《周官辨》一卷,分别伪、辨惑二门,共分十篇。以《周礼》为刘歆所篡改,并历举证据。另有《周官析疑》三十六卷,此书对郑注攻击颇多,然体会经文,颇得大义。方氏晚年致力于《仪礼》的研究,治《仪礼》达十一次之多,用力颇勤,著有《仪礼析疑》十七卷,颇有心得。方苞又有《礼记析疑》四十八卷,此书融会旧说,断以己意,颇有可取之处。

纳兰性得著有《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陈氏”即陈澔,著有《云庄礼记集说》十卷,讹误缺失颇多。纳氏此书之旨,在补其所遗,正其所误。凡有驳正之处,都是先列经文,次列陈澔之说,然后旁征博引以驳其失。此书不盲从郑注,时有立异之处,对宋明儒者之论,也不排斥,采用颇多。因陈氏之说多主义理,故此书辨义理是非者多于名物训诂,凡陈氏谬说,纳氏都一一指出其来源,以明因袭。

惠士奇有《礼说》十四卷。此书不录《周礼》经文,只录考辨之处,然后接经文顺序编次:天官二卷、六十一条;地官三卷、六十三条;春官四卷、九十五条;夏官二卷、六十一条;秋官二卷、六十一条;考工记一卷、四十条。惠氏认为,郑玄注《周礼》,因周代名物制度多已不可考见,所以屡屡用汉制比拟,这就难得其真。而汉儒的解诂,清人又多不能理解,如汉儒对文字音韵的训解多据上古音义。与清代的文字音义差别极大;郑注所引汉代俗语、器物,多已失传,这都造成了清人理解上的困难。惠氏此书重点有二,一是疏解《周礼》的古音古字,消除阅读上的障碍;二是援引史籍,或通过郑注所引汉制来推求周代典制原貌。此书“征引博而皆有本源,辩论繁而悉有条理”,在礼学家中有较高评价。

万斯大也精通《三礼》之学,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总数约三百卷左右。万氏治《礼》,不拘汉宋,勇于独立思考,其《周官辨非》一书,认为《周礼》官制过于冗繁,赋税过于苛重,与先秦文献所载多有不合,当是后人伪作,断非周公手笔。其《仪礼商》一书,对前儒之说也多所驳正,屡建新义。

毛奇龄于《三礼》之学素有研究,其特点是不信宋儒之说,专与朱熹辨难,如朱熹以《周礼》为周公之典、毛氏则说出于战国之末。所著《周礼问》二卷,共分十七目,详论六官、三司、冢宰、宰夫、官职同异、九州闲田等,力证其说,但又认为《周礼》非汉人所作,尤非刘歆所伪。毛氏还认为《仪礼》也是战国作品。

盛世佐有《仪礼集编》四十卷。此书汇辑古今说《仪礼》者一百九十七家之多,堪称巨富。不作无根之论,不轻排郑贾,持论公允、谨严。此书对杨复《仪礼图》 中的错误,也一一辨析,详加驳正,是《仪礼》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

治《三礼》而有著述者还有很多,如金榜、孔广森、陈乔枞、张惠言、胡承珙等,限于篇幅,不再赘举。以上是撰的礼书。

作为官方编撰的礼书,则有乾隆十三年(1748)修定的 《三礼义疏》,其中 《周礼义疏》 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四十八卷,《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内有图五卷)。三书都广搜博采,融于一炉,体例也一以贯之,共有七类:①正义,直接解释没有争议的经义;②辩正,后儒对前儒误说的驳正;③通论,以某节某句经文与其他篇相比较、参证,说明经义;④余论,虽非正解,但有助于推阐经义;⑤存疑,言之成理的不同说法,或者是虽经驳斥,但信之者仍很多的说法,不敢偏废,存而待论;⑥存异,名物象数之原貌已不可考见,后说又难定真伪,则并存之,以资考辨;⑦总论,在分节论述的基础上总论数节之义。《周礼义疏》认为,《周礼》六典出自周公,但在流传过程中有所窜乱而已。《仪礼义疏》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本,而以诸家之说补其舛漏。《仪礼》今古文字的同异,则完全采用郑玄注。经文仪节的分段,大体上从朱熹 《仪礼经传通解》。此书之首单列 《释宫》一卷,末有图八卷,其中《礼器图》四卷,用聂崇义《三礼图》本;《礼节图》四卷,用杨复《仪礼图》本,对其中的谬误,则逐一刊正。《礼记义疏》博采群言,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凡可参证古礼者,都广为收录,汇为一书,对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所涉及的各种名物,都逐一辨正、考订。乾隆五十八年(1793),诏刊《十三经》于太学,《三礼》也在其中。《三礼义疏》是清代集成性的重要学术工程,对清以前的《三礼》研究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清代的学术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定作用。

有清一代的《三礼》研究硕果累累,以此为基础,出现了像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孙希旦《礼记集解》那样的集大成的著作,使清代《三礼》研究达到了顶峰。

《周礼正义》八十六卷,是孙诒让积三十年之功而成的巨帙。此书取材极其丰富,对前人旧疏、新解,尽可能搜集,然后分类比较,又与经史子集所见古制相印证,以明是非,持论公允,对旧疏既不盲从,又不排弃,实事求是。每引他人之说,必举其名,毫无掠人之美之意。凡有诸说不一,而又不能立断是非者,则在详加评析的基础上并存诸说,留待读者自决。对名物制度的考订,极为精审,孙氏不仅尽情运用文献材料,而且充分运用当时在天文、历算、数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对《周礼》经、注的文字,孙氏从版本和校勘方面做了十分详审的工作。《周礼正义》对古代礼制的研究,有许多超迈前人的独到见解,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其学术水平远远超过汉唐旧疏,享有很高学术声誉。

《仪礼正义》四十卷,是胡培翚积四十年之功而撰,书未成而卒,由门人杨大堉补成。此书自述其例有四:①补注,补充郑注未加注释的经文字句和名物制度;②申注,引申、阐发郑注之意;③附注,近儒之说虽与郑注不同,但义可旁通者,则附于郑说之后,以备一说,④订注,对郑注的错误详加辨析,以纠其失。《仪礼》郑注,是研究《仪礼》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故胡氏以郑注为重心,务求注义明达。此外,《仪礼》经文及郑注,经历代传钞,错误很多,所以胡氏选择所能见到的最佳版本,对经注文字作了极为详尽的校勘,从而使经义更加疏朗明晰。《仪礼正义》成书于道光中后期,时代较晚,故吸收清人研究成果尤多,使此书成为迄今为止,《仪礼》研究最权威的著作。

清代研究《礼记》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的 《礼记训纂》、孙希旦的 《礼记集解》等,其中以孙氏《礼记集解》为成就最高。此书共六十一卷,除《大学》、《中庸》两篇已收入朱熹《四书章句》而仅著篇目外,其余四十七篇均作“题解”,以撮述篇义。每节除沿用郑注孔疏之外,又博参宋元以来各家之说,以明古义。凡有歧见异说处,或析疑折中,或推阐辨难,时有新见。训诂方面也以详备著称,字、词、语、句逐一诠解,对经文的断句,间有与郑注、贾疏相违者,但多较郑贾为优。此书是清代《礼记》研究的集大成者,历来为学者所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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