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统—理想“中国论”·承先启后—道统之古今论·早熟型文化

一儒家道统—理想“中国论”·承先启后—道统之古今论·早熟型文化

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型文化。早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我国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以及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的居民就有了比较发达的锄农业和畜牧业，掌握了纺线织布、烧制陶器、简单的绘画和文字刻画。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许多地区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居民，就己经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和双齿木等木器，烧制出灰陶、黑陶和少量彩陶，还能够磨琢玉器。在《礼记》、《韩非子》、《史记》等著作中，记载了不少诸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开创农业、神农氏发明医药、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原始先民的事迹。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夏代即“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一昆吾”(《墨子》上)。其后的商代，有了相当水平的冶铸业、丝织业、酿酒业，制造了司毋戊方鼎等许多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传世佳作，有了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和较为完善的历法，创造了铜、玉、石、陶、骨、牙等多种多样的雕塑珍品和埙、磬、革鼓、铜铙等乐器。商周时期，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治制度，以周公重民思想为代表的先进天命观、政治观和道德观。

春秋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水平显著提高，涌现了伯阳父、叔兴、子产、季梁、史墨、管仲、晏婴等一大批进步思想家。他们有的提出了天人不相及、“吉凶由人”等无神论思想，有的对世界起源作出了朴素唯物主义解释，有的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等辩证法的命题，有的认识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得出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的正确结论。这一反映社会进步的理性思潮，是春秋时期思想界的重要成果。

尧像(清乾隆年制《历代帝王像真迹》)

一个社会，其经济、政治的发展成就愈大，它的延续力就愈强;其文化遗产愈是丰富，它就愈能受到后世的重视而得到弘扬。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中国古文化，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极为丰厚的积淀，形成了务实、重民、尚变、求和等基本特点的萌芽，为儒学乃至整个封建文化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创立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对以往文化遗产的继承。孔子十五岁开始刻苦学习，“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论语·述而》)。他以“君子求诸己”的高度自觉性，勇敢地追求真理，学而不厌，持之以恒，在掌握了渊博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这样，更加深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继承性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周继承、发展了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使之更加丰富多彩，使孔子发出了“吾从周”的由衷赞叹(见《论语·八佾》)。他“信而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认真钻研古籍。一部《周易》，他读了又读，“韦编三绝”，仍不满足，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他还把自己研究、整理的《诗》、《尚书》、《仪礼》、《乐》、《周易》、《春秋》作为教科书，传授给他的学生。可以说，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保存、继承和发扬，是有着重大贡献的。他不愧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

同孔子一样，孔子的弟子与后学也把研究社会、研究历史作为治学的重要内容，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并在代代相续的研究中形成了尊重历史、尊崇祖先、效法先王、崇拜传统的学术风格，逐步形成了中国汉学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