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扬东播西·儒学对欧美的影响·儒学传入意大利

儒学扬东播西·儒学对欧美的影响·儒学传入意大利

十六世纪末，意大利在欧洲各国中资本主义发展最早，是欧洲商业及航海最发达的国家，因此，“在欧洲，意大利对中国学的研究是最早的，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意]利奥纳格·兰乔蒂《中国学简史：倾向和思考》)。

(1)利玛窦等人苦心钻研儒学。

第一部分已讲到，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是最先足履中国而留有著述的欧洲人。他虽在十三世纪就把儒学经典带回欧洲了，但尚谈不到研究儒学。而真正带有研究目的的当属新航路、新大陆发现之后那些到中国殖民的传教士们。意大利的传教士罗明坚1579年第一个来华。1582年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接着来华。1597年龙华民也继之来华。

这些传教士来华传教，为什么还要苦心钻研儒学呢? 因为他们深感中国人信奉的是中国的孔夫子而非外国的耶稣教。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利玛窦等人来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已历时一千七百多年了，孔子早已被当作圣人、偶像而受到崇拜，自然就成了外来传教士的最大阻力了，因而利玛窦等人首先苦心钻研儒学，千方百计结交中国的儒生为友，甚至易僧服，穿儒服，戴儒帽，自称儒者，并以儒学附会天主教义，说天主就是儒经中的上帝。利玛窦于1593年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本国。1595年，他又在南昌刊刻了《天学实义》(后改为《天主实义》)，把宋儒的理与西方的上帝相比较，认为“理”与“上帝”根本不同。他认为儒学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哲学。不过，他强调天主教与儒家思想并不矛盾，信仰上帝与崇拜孔子并不抵触，因为“上帝就是你们所指的天，他曾经启示过你们的孔子、孟子和许多古者君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156页)。想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义。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八年，翻译、撰写了《基督教传入中国史》等十九种汉文著作，其中入《明史· 艺文志》的有六种，收入或存目《四库全书》的有十三种。他将孔子儒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于十六世纪末传入意大利，其影响之大“或许要超过十七世纪其他任何的史学著作”(林金水《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因为他的“儒学非宗教倾向对欧洲的神学统治是一种冲击”，他把“基督教精神与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所以被意大利人称为“基督教的孔子”、“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博学西儒者”和“欧洲汉学的开山鼻祖”等。

除利玛窦外，其他多数的传教士也仿效他苦心研读儒学经典，翻译并著述儒学，并直接将孔子及儒家思想介绍到西方。他们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儒经，既传播天主教义又宣传儒家思想。例如1613年来华在福建传教的艾儒略，研读“四书”、“五经”后，著述了大量引用儒家经典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悔罪要旨》、《乃有真原》、《涤罪正规》等三十多种，被闽中人称为“西来孔子”。又如1631年后来华的殷铎泽也是成绩卓著者。他著译有《大学》、《论语》(1662年译)、《中国政治道德学》(即《中庸》译本，内附《孔子传略》，1969年版)、《中庸》、《孔子传》(1672年巴黎法文版)等。这些儒学著译的出版、传播，使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使“神学时代”的欧洲向“哲学时代”发展了，这是由于“东学西渐”的促进，是“儒学西传”的促进，而在这一促进中，意大利是处在领先地位的，其贡献也是比较突出的。

当然，儒学西传意大利，不仅是传教士的媒介作用，还有许多中国人赴欧留学的作用。例如，1723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由华返欧时带回了五位中国青年，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工作。1800年起，意大利的东方学院每年出版年刊一册，其中就有中国青年传习中文。1869年编有《华学进境》(五卷)数十份，均取材《三字经》、《孝经》、《朱子小学》、《论语》、《大学》等，这些著述都更为准确地介绍了儒家思想。

(2)儒学在意大利的兴衰。

随着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落伍，原先对儒学研究的领先地位也逐渐被后来居上的英、法、德、美各国所代替了。意大利在远东没有独占的殖民地，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的态度也逐渐淡漠了。但二次大战前夕，出于对外扩大政策的需要，意大利对儒学的研究又有所重视了。如罗光主教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著作;吴宗文也翻译了《孟子》。但战后的意大利，由于政治上的危机和经济上的凋敝，对儒学的研究又淡漠了。直至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世界的“中国热”、“汉语热”和“儒学热”的兴起，意大利又开始加强了中国现状与传统文化的研究。关于儒学的研究不断出现新的译著。如罗光主教的《儒家思想概要》(罗马出版社1945版)、《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著，意大利学者译)、保罗·贝奥尼奥-布罗基耶里的《论孔子和基督教》(1972—1973年，都灵出版)。葛吉达的《近代欧洲思想界心目中的中国》(1995年，《国际汉学》第一期)赞扬了这样的观点：“把中国与欧洲相比，中国人在几个方面都优于欧洲人。比如，他们总是处于和睦平静之中，总是富于聪明才智。就宗教方面而言，他称赞孔子是倡导一种‘幸福的大同’统治的伟大人物。”(第418页)“由于中国作为极受欢迎的国家而凸现出来，中国已成为‘好的野蛮’所造就的‘理想化的国度’。这种说法表达了想要发现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正义而善良的世界的深层愿望。”(第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