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文化·中州的民族信仰与宗教·儒家文化的中心

中州文化·中州的民族信仰与宗教·儒家文化的中心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学说自春秋时期产生，历经秦汉到明清，一直是封建王朝治国安邦的统治思想和理论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影响之大、之深、之广都是空前的。

(1) 孔子祖籍在夏邑。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时期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但孔子的祖籍却在今河南省夏邑县。孔子一生主要的政治活动就是周游列国，向各国诸侯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而他周游的这些诸侯国又大多在河南。《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孔子祖籍在宋国，这是没有疑义的。夏邑是先秦宋国的领地，孔子先祖的采邑在夏邑，故孔子祖籍就是夏邑。《孔子家语》说：“孔子，宋微子之后。宋湣王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子的祖父弗父何是宋湣公的长子，本当继承国君之位，但让位予弟。其弟立为宋厉公，弗父何则为宋卿，受封于栗(今河南省夏邑)。五世之后，别为公族，即由卿的地位降为大夫的地位;同时更改姓氏，以“孔”为姓，从此后世用“孔”字为族姓。

《孔子世家》和《左传》都记载了孔子先祖在宋受迫害的情况。宋殇公时，孔父嘉为宋国大司马。孔父嘉的妻子有一次出门，在路上遇见宋太宰华督。华督见她美貌，便设计攻杀了孔父嘉而夺取了她。宋殇公怒，华督就又杀宋殇公而另拥立庄公。孔氏从此在宋国失势，华氏成为宋国的望族。孔氏在宋国时受华氏的威逼，故防叔奔鲁定居，为鲁大夫。防叔即孔子四世祖。

1920年编写的《夏邑县志》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还乡祭祖。宋朝为了纪念孔子还乡祭祖，在夏邑修建了还乡祠。县志亦载，清道光二十年夏邑知县孔繁洁说：“夏邑县有还乡祠，祀我祖至圣先师。祀之所自始，前碑尽之矣。余自幼读书，时考其世系，知我祖发祥于鲁，实肇基于宋。夏邑在宋地，此处墓还乡之所由来欤?故后人建祠以祀之。”道光二十一年的夏邑知县陈治枢在《重修还乡四代祠》中说：“夏邑古宋地，而孔氏之采邑在焉，食采于斯，亦卜兆于斯，孔子还乡省墓，盖数数矣。”还乡祠历代增修，而在“文革”中被破坏。如今在还乡祠旧址，夏邑县王公楼村还有几块清朝的石碑，记载着夏邑县即孔子祖籍的事实。目前，夏邑县政府正准备修复还乡祠。

(2) 先秦、秦汉时代儒学研究中心。孔子在鲁国受到排挤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报负，便带着数十个弟子，以边讲学、边游历的方式在列国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历时十四年。他到的第一个诸侯国是卫国(今河南省濮阳县)，此后孔子一直把卫国当做据点。接着，他访问了陈(今河南省淮阳县)、曹(今山东省曹县)、宋(今河南省商丘市)、郑(今河南省新郑县)、蔡(今河南省上蔡县)、楚(楚国很大，所指可能在今河南省信阳市一带)。孔子曾在匡(今河南省长垣县境)受厄，在陈蔡绝粮。孔子所过之地，除曹国与今河南相临外，皆在今河南省境内。可以说，中州大地是孔子最早传播儒学的地方。

西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学说。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河南很快成为儒学研究的中心。

东汉一代，提倡儒学。光武帝刘秀自青年时期就学习《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深知儒学是治国安邦的学问，故即位以后大力提倡儒学。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等几代皇帝的推崇，儒学迅速发展。汉明帝刘庄甚至率皇亲国戚，自京师洛阳，亲到曲阜阙里祭孔。

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召集群儒，在白虎观议论研究儒家经典，写成奏议，用皇帝的名义制成定论，题名为《白虎议奏》。以后，班固撰写《后汉书》时，又名《白虎通议》，自晋以来称为《白虎通》。在河南洛阳召开的这次御前白虎观会议，是自西汉武帝把儒学定为正统以后，儒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儒家学说是东汉王朝安身立命的理论基础。以京师洛阳为中心的河南是儒学研究的中心。

(3) 玄学兴起在中州。曹魏正始年间，我国一个调和儒、道的新的学派——玄学在中州大地兴起了。魏晋玄学家们试图以道家学说解释儒，以儒家学说解释道，把儒家学说中的人事伦理政治与道家的哲理勾通，使易学向义理方向发展，走上玄学化的道路。曹魏末年，门阀制度已经形成，并日益暴露出其腐朽性。曹魏的统治岌岌可危，司马氏集团正伺机而取。这时期，一些与曹魏集团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对前途充满忧虑，便以道家的“无为”作为精神寄托。他们虽尊孔子为圣人，以儒学为本，但在思想的深层次追求上已倾向道家。这就导致了儒、道的合流。

①玄学的创始人何晏和王弼。玄学是儒、道合一的产物。魏晋玄学的创始人是何晏和王弼。他们都是既习儒学，又研道教的学者。何晏，字平叔，今河南南阳人。他是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何晏的母亲被曹操纳为妾，故何晏得随之长于宫中。何晏长成后，娶金乡公主为妻，封侯，官至尚书。著有《论语集解》《周易解》，又注释《老子》等。《列子·仲尼》注引何晏的《无名论》曰：“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志氏曰：‘强为之名’。仲尼称尧‘荡荡无能名焉。’”在这里，何晏把孔子与老子等同看待，并说“道”就是“自然”，将儒家学说与道教学说混而为一，表现了玄学的儒道合一的倾向。何晏是曹魏统治集团的宗亲，在司马氏集团发动政变时被杀。

王弼，字辅嗣，魏山阳(今河南修武)人。王弼自幼年始，就聪明善于观察，十多岁时便喜读《老子》，并通辩能言。《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所撰的《王弼》载：何晏为吏部尚书时，王弼尚年幼。一次何晏见到王弼，交谈之后叹服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王弼对儒家经典进行注释，《周易注》和《周易略例》，为其主要著述。他以老子之义去解释儒家经典，体现出“易”老结合，儒道合流的倾向。《周易》的六十四卦中，每卦都有六爻，但全卦的意义主要由一爻的义理所决定，即“一爻为主”。王弼以此理去解人间的现象。他认为在众多纷纭的人事中，必须有一个能够起统帅作用的人或物，而且“众不能治众”，只有“寡”才能治众。这与儒家所解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君主至尊，以及道家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是一致的。王弼的《老子注》四十二章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百姓有心，异国殊风，而得一者王侯主焉。”王弼把《周易》中“一爻为主”和《老子》中“以无为本”的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为帝王治国、君主专制找到了理论根据。王弼在《论语释疑》中以儒学的形式、道家的精神去释疑。他认为治世必须用孔子的礼乐仁义，而礼乐仁义又必须以自然为宗旨。这就把儒家现实主义的伦理纲常之道解释为道家的自然无为之道。王弼是被何晏赏识的年轻学者，与曹魏统治集团关系密切，曾任尚书郎之职。公元249年司马氏发动政变，王弼被免职。同年秋因疠疾而死，时年二十四岁。

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创始人，都是河南人，又都在曹魏京师洛阳研究玄学，第一次把儒、道学说结合起来。即保留了儒家治国治民、君主一统的政治思想，又用道家的哲理去解释它。以道家学说释儒，促进了儒道融合。当然，这一时期玄学家对儒、道合一的理解全由个人的际遇而发，故其理论极不完整，但对宋朝理学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

②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又称竹林名士，是魏晋时期七位玄学家的总称。他们不满当时的社会状况，陷入苦闷徬徨、甚至愤恨绝望之中，于是离开朝廷宫庙，隐居在山阳(今河南省修武县西北三十五里)竹林之中，灌园种田、读书著文。他们是：阮籍，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嵇康，谯国铚(今安徽省宿县西南四十六里)人。山涛，河内怀(今河南省武陟县)人。向秀，河内怀(今河南省武陟县)人。阮咸，阮籍的侄子，陈留尉氏人。刘伶，沛国(今安徽省宿县西北)人。王戎，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县北十五里)人。

“竹林七贤”中有四人是中州人，他们均生于儒学世家，“俱世儒学，善居室，内足于财。”由于政治上的不得志，便不拘礼法，愤世嫉俗，以至放浪形骸。他们认为儒家所提倡的名教礼法违背了人的天性自然，故强调“贵无”和“自然”。阮籍、嵇康都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崇尚道家的自然无为，反对儒家的纲常名教。这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固然是为了对抗司马氏统治集团，但也明显地表露出崇尚道家、与儒家对立的倾向。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也反映了竹林名士的苦闷。阮籍以饮酒为常事，一醉竟达六十日;又常驾车外出，任马信步而行，至无路可走处，则恸哭而返。嵇康为曹魏宗亲。他在竹林隐居了二十多年，或游山泽采药，或锻铁自赡，轻慢显贵而不堪流俗。阮籍、嵇康等人的言行为西晋统治者所不容，他们认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是对西晋王朝统治的严重威胁。大臣钟会上疏说：嵇康“诚以害时乱教，……康(指嵇康)、安(指吕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之，以淳风俗。”(《晋书·嵇康传》)晋文帝即令捕杀嵇康。为消解名教和自然的对立，“竹林七贤”中的向秀和郭象还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观点。向秀、郭象在《庄子注》中把儒家的礼乐仁义解释为人性所固有，“夫仁义者，人之性也”(《天运》注)即儒家所提倡的“礼”(贵贱等级之差、君臣父子之别)就是天理自然。向秀、郭象以儒释道，以儒家思想为主旨解释道家著作《庄子》，把道家的学说纳入了儒家的轨道之上。

综上，魏晋玄学的三个时期清晰可见：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魏晋之际，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与阮、嵇基本同时或稍晚，向秀、郭象提出“名教”即“自然”的论点，以儒家思想解释道家学说。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魏晋玄学家们对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关系进行着探索而“振起玄风”，中州大地正是玄学和玄风的中心策源地。

“竹杯七贤”当年隐居的山阳，即在今河南省修武县和武陟县境内，如今这里还有遍野的竹林。竹林掩映处，有向秀故里和向秀墓，有山涛故里和山涛墓。

(4) 中州——理学的故乡。儒学，由于历代帝王的推崇，又经过自身的完善和提高，至宋代，新儒学——理学产生了。宋代理学的特点是援引佛、道的理论入儒，学以致用。宋代理学研究盛况空前，河南是理学研究的故乡和发源地。北宋时期，一些学者云集洛阳，如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等，他们在儒学研究中吸收诸家之长，大大丰富了儒学的内容。人们便把他们提出的儒学观点称为宋代新儒学或理学，由于研究者集中在洛阳，故又称为洛学。学者中，张载、邵雍皆河南人，二程就是洛阳人，故洛阳成了理学研究的中心。

我国自汉代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学的政治思想是丰富的，有完整国家的理论。然而儒家长于伦理，而疏于哲理，与佛、道学说相较则更显出其致命的弱点。孔子虽然多次提天、天命、天道，却从未深入地解释过。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说：“夫子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儒家学说“不求知天”唯求知人，是一种治国治政的理论，但在与佛、道学的抗衡中显示出其哲理的贫乏。基于此，宋代理学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吸收佛、道之长处，从而建立起儒学完整的宇宙观。二程提出的“天理”是宋代理学的核心。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外书》卷十二)他们认为“天理”是一种不可更易的自然存在，任何事物都有其“理”，“天下万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遗书》卷十八)如慈爱是做父亲的理，孝顺是做儿子的理，仁是君的理，忠是臣的理，事物得其理则安，失其理则乱。圣人之所以能治万物，在于能使物物各得其理。程颐说：“天下之理，原其所有，未有不善。”

为了让人理解什么是“天理”，二程重新阐释格物致知的命题。格，就是对事物进行探究;物，即理。格物就是探求事物的道理，格的物多了，自然融会贯通，从而达到了对共同天理的真知。程颐说：“今人欲致知，须要格物。”(《遗书》卷十七)“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遗书》卷二十五)真正知道了天理，便能付诸行动，就义理、弃富贵，达到圣人的境界。

宋代理学发展到南宋朱熹时，达到鼎盛。朱熹集理学思想之大成，是继孔孟、董仲舒、二程以来影响最大，学术成就最高的儒学家。他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承继和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河南洛阳作为理学的故乡，为我国儒学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