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根深而叶茂的山西戏曲文化·中国北方戏曲文化的摇篮

三晋文化·根深而叶茂的山西戏曲文化·中国北方戏曲文化的摇篮

到了宋金元时代，山西地区、主要是晋南地区，由于具备有利的文化地理环境和历史悠久的乐舞文化传统，于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为诸种表演艺术融合为戏曲艺术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从而成为中国戏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中国北方戏曲文化的摇篮。

山西晋南地区古称河东。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历史文化源远而流长。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东连上党，西略黄河，南通汴洛，北阻晋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天下有事争雄于河山之会者，未有不以河东为噤喉者也”(同上)。同时，河东在地理上也为商业贸易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是历代商贾贩运货物的重要通道，也使各种表演艺术随着商业通道而得以广泛传播。在宋金元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这里又是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的地区。当南宋与金对峙时，战争在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一线反复进行，而晋南地区逐渐稳定了秩序，生产得到恢复，“家给人足，仓廪有余”(《金史·世宗本纪》)，“户口殷繁充实”(宇文昭《大金国志》卷一八)，经济文化已经兴盛起来。在这种条件下，戏曲艺人便结合当地的习俗，利用节假日、家寿日、社日、祭日等各种时机，走乡串户，以艺博食，并传艺授徒，在民众中广泛地传播戏曲表演艺术。到了元代，这里又被划归中书省，属于“腹里”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从而为促进各种艺术向前发展，推动戏曲艺术走向成熟，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在当时，一些与戏曲文化关系密切的事业首先获得了发展，更有力地推动着晋南地区的戏曲艺术走向成熟。比如，当地遭受战争破坏的庙宇大都得到修复，并陆续重建了一批新庙宇。这些庙宇成为戏曲演出活动的主要场所。又如，印刷、造纸业获得高度发展。当时的平阳府(今临汾市)曾是金代四大刻书中心之一，政府在这里设有管理民营书房和书馆的专门机构“经籍所”。当时流传着“平阳府，有书籍”(《金史·地理志》)的说法，便是当地印刷业繁荣的写照，这种繁荣局面一直延续到元代。造纸业是印刷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当时，稷山县的竹纸和平阳府的白麻纸，都是闻名遐迩的极佳印书材料。印刷业的繁荣，为戏曲艺术的普及和戏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由于这些因素，使得当时的平阳府成为书坊林立、人文荟萃的全国文化中心。晋南地区的戏曲艺术，便是在这样有利的客观环境下，一步步走向成熟并日益繁荣起来了。

在戏曲艺术成熟和繁荣过程中，“诸宫调”这一艺术形式的出现有着重要意义，它直接促成了元杂剧的诞生，可以说是元杂剧出现的先声。它是多种宫调的组合体，可以运用不同宫调中的曲牌演唱长篇故事，有说有唱，以唱为主，因而便于更好地表现人物形象。诸宫调是北宋末年的泽州(今晋城市)人孔三传在京都汴梁城(今开封市)首创的。“泽州孔三传著，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孔三传是一位既能编又能演的艺人，能够“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梦梁录》卷二十)，他可能是在家乡民间艺术薰陶下成长起来，而后进入汴梁城的。他在汴梁创造了诸宫调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为士大夫所喜爱，“皆能诵之”，他也因此而享誉京城，被载入孟元志编的《东京梦华录》。从此，诸宫调便广泛流传开来，尤其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地区获得了很大发展。早期诸宫调已失传，现存的两部金代诸宫调传本，一是不知作者姓名的《刘知远诸宫调》，写的是山西孝义人刘知远还乡的故事;二是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写发生在蒲州普救寺(今属永济市)的故事，作品中大量使用了晋南方言，作者很可能是山西籍人，至少长期生活在这里。这部作品，首尾衔接，故事完整，篇幅最长，为王实甫创作元杂剧《西厢记》提供了蓝本，直接促成了元杂剧诞生。

在诸宫调广为流传的同时，山西地区以“傩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民间傩戏，锣鼓杂戏、赛戏等表演形式的活跃，也对戏曲艺术走向成熟产生了巨大影响。“傩”是古人于年终腊月驱逐疫鬼、祁求来年和泰安康的仪式，与宗教祭祀有密切关系。我国有悠久的傩文化传统。最初是傩祭、傩礼，进而发展为傩舞、傩戏，不仅限于宫廷，而且遍及民间，连绵不绝，长盛不衰。宋代有《大傩舞图》，画着十二个戴有不同面具和奇异饰物的人物，手执帚、扇、斗、箕等舞具，曲折呼唤行进，以驱宅妖、墓鬼等，是一种古朴粗犷、健康风趣的舞蹈。在此基础上，再加入情节和唱词，便演化成了傩戏。在宋金元时代，山西地区的傩文化异常繁荣。如在曲沃县任庄村许姓家族中发现的《扇鼓神谱》，就是举行傩祭活动的演出底本，记载着傩祭活动的内容、形式和礼仪规范，其中，傩戏所演出的节目，已经带有戏曲艺术形成阶段的特点，是向戏曲艺术的过渡。锣鼓杂戏也是一种酬祭诸神的祭祀戏，演出前先要举行仪式，然后，装扮化妆好的演员在锣鼓唢呐引导下列队绕村一圈，再上庙敬神。如《乐毅伐齐》《关公战蚩尤》等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都是锣鼓杂戏演出的剧目。赛戏也是由古老的祭祀酬神活动逐步发展为戏曲艺术的。它的演出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如在潞城县崇道乡南舍村发现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抄本，即严格规定了在祭祀中供奉酒盏的程序，并按程序排列了上演的曲目和剧目，内容包括音乐、舞蹈、队戏、院本和杂剧等各种艺术门类，其中，院本和杂剧便是正式的戏曲艺术了。总之，山西民间傩文化的繁荣，为戏曲艺术的成熟形态元杂剧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元杂剧作为成熟的戏曲艺术，前期活动中心是在晋南平阳地区，并影响到外省各地，为后期元杂剧在大都(今北京市)地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当时，以书坊林立、人文荟萃的平阳为中心，不仅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剧作家和创作群体，他们都曾创作了不朽的杂剧名篇;而且，戏剧表演空前活跃，不只是在州城府县，更广泛遍布于村社乡里，造就了如同忠都秀那样名垂后世的表演艺术家。正是这样，山西地区留下了在全国最为丰富的宋金元时代戏曲文物。

剧作家群体的出现，是元杂剧在山西地区高度繁荣的最有力说明。在整个元杂剧作家队伍中，属于平阳创作群体的即有关汉卿、石君宝、郑光祖等八人，仅次于后期元杂剧在大都的作家群;此外，山西中部还有由白朴、乔吉等人组成的创作群体，以及以西京(今大同市，辽金时称西京)人吴昌龄为代表的山西北部杂剧作家。可以看出，山西元杂剧作家的阵容十分强大。元杂剧作家中最负盛名的是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郑光祖四人，称作“元曲四大家”，他们“均不失为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内”(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值得注意的是，元曲四大家中，除马致远外均为山西籍人士。关汉卿祖籍解州(今属运城市)，以后来到大都，他是元杂剧的奠基者，为元曲四大家之首，是元代戏曲界的一面旗帜。他一生创作杂剧六十六部，现完整流传下来的有十八部，是作品最丰的元杂剧作家。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剧作如《窦娥冤》《拜月亭》《望江亭》《单刀会》等，被改编成各种剧种的剧目，至今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对我国戏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白朴为隩州(今山西河曲县)人，是著名的爱情戏作家，他创作的十六种杂剧，大部分属于爱情戏，如已失传的《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是最早编成戏剧演出的“梁祝”故事，现存的《墙头马上》《梧桐雨》等，都曾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爱情戏的创作。郑光祖为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县)人，是后期元杂剧的重要作家，创作了十八种杂剧，其中，取材于传奇故事的爱情戏《倩女离魂》是他的代表作，它与关汉卿的《拜月记》，白朴的《墙头马上》、王实甫的《西厢记》并列为元杂剧四大爱情戏。总之，正是以关汉卿、白朴、郑光祖为代表的剧作家群体，通过他们的创作活动，把广为流传的民间戏曲艺术提炼、升华为成熟的戏曲艺术，才使得山西地区的元杂剧高度繁荣了起来。

与此同时，遍布于广大城乡的戏曲演出活动也空前高涨，不仅促进了戏曲艺术的交流、提高，而且造就了一批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女演员忠都秀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的演技曾轰动当时的戏曲舞台，至今还有她的演出形象留存于世，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这就是洪洞县广胜寺的“忠都秀作场”壁画，壁画的上方题有“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横额，画面上是她和她的戏班正在进行演出的图象。这说明，忠都秀是在当时著名的戏曲之乡“尧都”平阳府深受人们喜爱和拥载的一位杰出表演艺术家。这幅壁画，为研究元代戏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外，在万荣县孤山风伯雨师庙戏台的石柱顶部，还可以看到这样的题刻：“尧都大行散乐张德好在此作场”。说明以张德好为头牌演员的戏班，在当时的平阳府也是享有盛誉的。这些艺术家频繁的演出活动，对于元杂剧在山西地区的繁荣，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方面，山西地区居于全国首位的戏曲文物，更以大量丰富的事实反映了当时戏曲文化的繁荣景象。山西是保存宋金元时代戏曲文物最多的地区，如舞台建筑、绘画雕刻、碑铭题记、传抄或版印的剧本或资料，以及各种墓葬遗物等，内容极其丰富。拿舞台建筑来说，目前山西保存着元明清时代的戏曲舞台总计两千八百八十六座，其中元代戏台六座，大部分分布在古平阳地区，其余为明清戏台，几乎遍布全省各地。从全国现存元代戏台实物上看，今临汾市魏村牛王庙戏台建筑时间最早，翼城县午池村乔泽庙戏台面积最大。如此为数众多的戏曲舞台大量分布于村社乡里，可以想见，山西地区的戏曲文化曾经是何等普及、何等繁盛了!

明清舞台建筑的大量出现表明，在这期间，山西地区的戏曲演出活动更加普及，更加繁盛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孕育出了以蒲州梆子(即蒲剧，又称南路梆子)、中路梆子(即晋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等“山西四大梆子戏”为中心的多种地方戏曲，并影响到外省一些地方剧种的形成和发展。

由此可见，山西不仅有历史悠久的乐舞文化传统，而且又在宋金元时代促成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诞生，由此成为中国北方戏曲文化的摇篮，并在明清和近代一直是我国戏曲艺术活动的重要地区。所以，山西的戏曲文化可谓根深叶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