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法家申不害

前期法家申不害

申不害 (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京地(今河南荥阳市京襄城村)人。是战国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申子》一书，《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有两篇，《汉书·艺文志》说有六篇，但都早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就只有唐朝魏征辑录的《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 《大体篇》 了。

申不害的主要政治活动在韩国，韩昭侯八年 (公元前351年)被韩昭侯任为相国，当时的韩国山多平原少，水源不足，土质硗薄，生产条件很不好，在七国当中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随着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李悝、吴起相继在魏国、楚国实行变法，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在争夺霸权的活动中，都竞相领先。韩国又介于齐、楚两强之间，大有孤城落日之势。申不害为了改变韩国的地位和处境，也提出了革新变法的主张。通过实行变法使韩国出现了 “国治兵强”的局面。

申不害的思想核心是“法与术”，比较起来尤重于“术”。故有“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 的说法。

在法的方面，申不害主张以立法、明法、任法、置法而不变，作为立国之本。所谓立法，就是说“君必有明法”。所谓明法，就是法纪必须是严明的。在申不害看来，凡是能够贯彻法制的人，都是圣君。君主治理国家，依靠实行法治而不单凭个人的聪明智慧，依靠严明法术而不相信空洞的说教，这就成了任法不任人了。他不仅主张执法的人不能摒弃法纪，而只凭个人的智慧和好恶办事，而且还认为“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而安不安，乐其法也。”关于“法”，韩非曾作过这样的概括：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法加乎奸令者也。”所谓法，就是由官府公布的法令，让人们记在心里，使人们知道： 奖赏是赏那些谨慎守法的人，惩罚是罚那些破坏法令的人。这样立法、明法、任法、置法而不变，构成了申不害的法治思想。

在术的方面，韩非对申不害“术”的思想有过两处解释，一是在《难三》篇说：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故法奠如显， 而术不欲见。”在这里， “术”成为一种隐蔽的统治方法和策略，即所谓权变之术。一是在《定法》篇中说：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按照这种解释，“术”又是君王使用官吏的一种措施。从这种思想出发，申不害主张： “治不逾官，虽知不言。”各级官吏在其所管理的事务中，不能超越其职权，对职权范围以外的事，即使知道，也不应有所议论。应该事有专职，职有专人，人有专责。这是注重事功，讲求实效的传统思想。

战国时期，已实行验合券契形式的“上计制度”。君主定期通过“上计”，对臣下进行考核。申不害主张： “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这就是说，国君必须根据名实相符的原则，对臣下进行考核和督责。为了强调国君的地位和作用，申不害又以生动的比喻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 国君好像身体，臣下好像双手。国君好像声音，臣下好像回响。国君决定根本的方针，臣下承担具体的任务。国君掌握纲要，臣下分理细目。国君掌权，臣下办事。这样就摆正了君臣关系，使国君居于中央，集权于手中。申不害的这种观点，对于加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对于后来法家也有承上启下的影响。

刑名之学是申不害法术思想的哲学基础。古代“刑”字也作“形”字用。刑名即形名。换句话来说，形即是实，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名就是客观事物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抽象概念。刑名之学就是讲名实关系的道理。在刑名问题上，申不害认为： “名自正也，事自定也。”事物的名是由它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事物的存在也是由它本身的条件决定的。申不害似乎不自觉地认识到了“实”决定“名” 的道理，思想上有了唯物主义萌芽。

申不害还努力对客观现象的变化进行概括(尽管是直观的表面的)，来作为“名随实变”思想的依据。由此推论到政治方面，他认为： “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一个善于用法术治理国家的君王，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的关系时，应当名实相符，使“自名而正之”。同时，由于“实”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名”也要“随事而定之也”。

申不害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以法术思想和刑名之学作理论基础，为建立封建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对以后的许多政治家是有很大影响的。自韩非以下，历代政治家亦多从申子之学中吸取营养。曹操就是“操申、商之法术”的。王夫之也说： “申、商之言，何为之今而不绝邪?志正义明如诸葛孔明而效其法，学博志广如王介甫(王安石)而师其意。无他，申、商者，劳长之术也。”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政治界、思想界，多以“申商”、“申韩”并称，这充分说明了申不害在我国思想界享有盛名，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