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偏向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介绍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报道《大寨之路》。在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大队社员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变山沟为良田，修坡地为梯田，大寨一跃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典型。由此，全国开展起一场农业学大寨的运动。这一运动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有关方面一方面违背经济规律，不惜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大寨和昔阳制造先进典型;一方面用行政命令强行在全国推广大寨的经验。与此同时，学大寨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大寨也由先进典型演变成“左”倾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工具。各地为强调“学大寨不走样”，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平原造梯田等荒唐现象比比皆是。大寨蜕变为政治斗争工具后，大寨之路被描述成“斗争之路”。陈永贵任意剪裁大寨历史，使之适应“路线斗争”的需要。为了不断创造出“经验”，大寨日渐背离自力更生的原则，沽名钓誉，不惜弄虚作假，坑害国家。在大寨、昔阳以至全国各地，都有许多群众被扣上“不学大寨”、“反大寨”的帽子，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酿成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

1975年9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要求到1980年全国有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基本实现机械化。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继续坚持并重新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口号。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确是农业上的先进典型;但在“文革”期间，学大寨运动掺有“左”的内容和虚假成份，其错误由当时的中央负责，在大寨和昔阳推行“左”的错误主要由陈永贵负责。至此，农业学大寨运动终于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经济是任何社会的基础。如果人为地将经济绑在政治的战车上超速行驶时，经济运动就必然会偏离其自身的轨道。一旦由政治决定经济的命运而不是相反的话，经济迟早会陷入困境无力自拔。大寨的道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