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兑令”的失败

“停兑令”的失败

袁世凯做了几年大总统，还想做皇帝，为实行帝制，筹备登极大典，收买人心和地方势力等，费用很大，财政开支竭蹶，除增税、借债及发行纸币之外，别无他术。但增税会加剧人民的反抗;借内债，因信用不佳更无把握;借外债，无可靠收入作担保，洋人态度消极。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增发纸币。当时具有国家银行性质可以发行纸币的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而交通银行的大权掌握在袁世凯心腹、时任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手中。梁士诒以筹借帝制纲用自任，不惜滥发纸币，为政府垫付巨款。1914年，交通银行发行额为893万元，1915年底“洪宪”登极前夕猛增到3729万元。中国银行1913年发行额为502万年，1915年底猛增3844万元。由于当时发行的纸币具有银行兑换券的性质，手中持有钞票的人可以随时向发行的银行兑换银元。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称帝失败，银行存户见势不妙，纷纷提取存款，四月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交通银行分行发生挤兑事件，交通银行资金周转陷于困境，尝到了为政府垫付巨款的苦果，于是，梁士诏就策划了由政府发颁命令，强制中国、交通两银行同时停止钞票兑换银元的诡计。命令规定：“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停竞令”。

梁士诒耍诡计自有盘算，停兑令的推行可集中各地的中国、交通两行约一千余万元的库存现银以备急需;可以借口金融紧迫向外国银行贷款;可以乘机使中国银行垮台。但是，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停兑令于1916年5月11日清晨传到上海的中国银行后，这家银行的经济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经过紧急磋商与考虑，核算自己的库存和应付挤兑能力，决定不执行北洋政府的停兑命令，积极准备，于第二天照常开门营业，支付一切存款，对自己的所发行的以上海地名为标致的钞票照常兑现。5月12日，上海银行的挤兑风暴终于降临。营业时间未到，人群就拥挤不堪，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他们手中所持的票值并不大，不过一元或五元纸币数张，十二、十三日两天中，每天兑现者二千余人，兑出现洋均数十万元。为了安定顾客心理，加强了服措施，如预先送去银元，委托钱庄代理兑现，延长营业时间，休息时间照常办公。这些措施使惊慌的人心安定下来，几天后，兑现者日见减少，一场挤兑风暴终于过去。当然，除措施得力外，上海中国银行主要依靠本身有良好的资信，它库房里有二百多万元现银准备，挤兑几天中共兑出150多万元，另外已与外国在华银行订立的200万元透支尚未动用。这次挤兑风暴顺利解决，使上海中国银行的声誉立即大大提高，存款迅速增加，钞票广泛流通，它的两拉经理人便被誉为“不屈从北洋政府”和“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了。

与上海中国银行做法相反，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如北京、天津、济南、热河等地，完全执行了北洋政府的停兑令，这些地区的金融顿时陷于混乱。中国、交通二行在以上地区发行的钞票被称为“京钞”。纸币不能兑换现银的命令一传开，“京钞”黑市从一元值七八角降至仅值四角。后来时断时续加以清理，用发行公债和银行定期存单的办法加以收回，直到五年以后的1921年，这种“京钞”才在市面上绝迹。居民对这种“京钞”印象之坏，历久不忘。

北洋政府推行“停兑令”的失败，为后世留下难忘的教训：资信的好坏是银行业兴衰的关键，而玩弄命令的政客，总是不讲信誉，把权力和政令作为剥夺公众的工具，这种统治权力没有不垮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