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文学观的偏颇

王勃文学观的偏颇

王勃是唐代初年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可贵的，是他思想敏锐。在同时代人中，他较早地认识到当时诗坛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杨炯《王子安集序》中曾谈到王勃对唐高宗龙朔初年文坛的看法是“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目光犀利地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从六朝到唐初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主义文风。在他之后的陈子昂，在提出自己诗歌革新的理论时，就吸取了王勃的这一思想。

尽管如此，王勃对文学自身规律的认识并不很准确，而是存在一定偏颇的。

王勃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他十分强调文章宣扬教化的社会功用，即“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他认为六朝以来的文人不重视经邦治国之道，不推行周公孔子之教，所以造成了诗歌内容的卑下空虚，导致了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我们认为，齐梁以来的宫体诗内容颓废、词采华艳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脱离了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而把诗歌当作一种邀宠取荣的工具或卖弄风雅的消遣品，在于作品中缺乏理想，没有真实的思想感情。不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是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一个原因，而非唯一原因。王勃没有指出浮艳文风的病根所在。

王勃过分强调文章的社会功用，而认为“缘情体物”是“雕虫小技”，并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缘情体物的作品。他认为自孔子之后，文风就开始衰落，天下就再没产生过好文章;就连“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屈原也成了浮艳文风的始作俑者而遭到王勃的指责。其实，孔子的《论语》只能算准文学作品;而屈原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王勃的这种观点否定面过大，也说明了他对文学的审美特性认识不足。

王勃对圣贤之作极为推崇，要求写文章应象它们一样，能符合“经邦治国，贯道济义”的要求，其特色是“言约理举”。但是，“言约理举”的结果往往是陷于枯燥、板滞;王勃本人诗歌创作的成就，也在于其中蕴含的深刻的现实内容、充沛的思想感情和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并不和他的这种主张相一致。王勃的这种提法没有多少实践意义。

总之，王勃反对浮艳文风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没有找到淫艳文风的病根;而反对一切缘情体物之作，只提倡一种“言约理举”的文风。说明了王勃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认识还不够充分。王勃的文学观是存在某些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