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这首词是辛稼轩在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写于自湖北漕移湖南之时。通篇是以委婉曲折的艺术手法，借用暮春的景物和前代后妃的哀怨来抒发他本人的感寓。关于这首词的内容，我觉得应从他本人投归南宋后的近二十年的遭际来作通体的理解。稼轩之南归，是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其时，上距宋政权之南渡，已经三十多年，当时朝廷内外的一些文武大臣，大多数是跟从宋政权相继南渡的。在他们的眼中，是把晚来的稼轩这类人物看作“归正人”或“归明人”，因而是经常加以歧视和排挤的。那些人又多半是已经习惯于苟安东南一隅，不复作收复失地之想的，而辛稼轩则一直怀有收复失地、报仇雪耻之雄心壮志。这种政见之分歧，更使辛稼轩容易遭谗受嫉。所以在他写了这首词的三数月后，在他的《论盗贼札子》中就有“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使他日任陛下远方耳目之寄者，指臣为戒。”以这一段话与这首词中的感兴比并看来，当可知稼轩的胸怀当中，平素早已郁积着不少愤懑和忧戚。当他改官湖南，受到湖北的同官王正之小山亭置酒饯别时，胸中块垒，便不能不一吐为快。
自来都把辛稼轩的词归属于豪放一派，其实，稼轩词中也不乏婉约之作，这首《摸鱼儿》就可算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所抒发的是和前引的《论盗贼札子》中那几句同样的情怀，而却没有一句是直陈径说的，全词只写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本词前片写暮春景色，实际上是说大好时光，等闲度过，寓有无限惋惜之意。所以开头便说更能经受得几次的风风雨雨，已逝的春光已经不可复返了。为了爱惜春光，常怕百花开得过早，而现在却已经是遍地落花，满目飞絮。这里的寓意可能是指孝宗即位初年，由志大才疏的张浚所发动，而招致了惨败结局的对金的符离战役，即所谓“落红无数”。然而作者并不完全失望，总还是希望局势能够好转，所以又有“春且住”句。此下数句则是抱有无限遗憾的表述。据他所耳闻的，只是朝廷上议论纷纷，举棋不定，作不出正确的决策，就只让这样纷纷扰扰的局面一再延误了本来可以有为的岁月。
下片借用汉武帝的陈皇后失宠时别居长门宫，因买得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代为申诉而复得宠幸事，还顾自身，谓一向被冷落，投闲置散，却无法改变这种势态。此下就引用杨贵妃、赵飞燕因得宠幸而为国家伏下祸患之端等事，而寄语当时一些得意忘形的人们，不要再蹈她们的覆辙。结尾数句，前人也早有比之于李义山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宋人罗大经在其《鹤林玉露》中则说： “‘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又说“闻寿皇(即宋孝宗)见此词颇不悦”。而赵善括的和稼轩此词之作的结句则是： “望故国江山，东风吹泪，渺渺在何处”。从这些蛛丝马迹看来，也可知这几句有如何深切的政治涵意了。
辛幼安晚春词“更能消、几番风雨”云云，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盛德也已。(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
“春且住”二句，是留春之词。结句即义山“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意。“斜阳”以喻君也。(许昂霄《词综偶评》)
权奇倜傥，纯用太白乐府诗法。“见说道”句是开，“君不见”句是合。(谭献《谭评词辨》)
辞意似过激切，第南渡之初，危如累卵，“斜阳”句，亦危言耸听之意耳。持重者多危词，赤心人少甘语，亦可以谅其志哉。(黄苏《蓼园词选》)
稼轩“更能消几番风雨”一章，词意殊怨，然姿态生动，极沈郁顿挫之致。起处“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怨而怒矣，然沈郁顿宕，笔态飞舞，千古所无。“春且住”三字，一喝怒甚。胸中抑郁，不禁全露。其免于祸也，幸矣。(陈廷焯《云韶集》评)
稼轩《摸鱼儿》诸作，摧刚为柔，缠绵悱恻，尤与粗犷一派，判若秦越。(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梁启超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丙卷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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