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泊船瓜州》原文与赏析

王安石《泊船瓜州》原文与赏析

王安石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望月思乡人之常情，故梁简文帝有“今夜月光来，正上相思台”(《望月诗》); 李白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 杜甫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的名句。王安石《泊船瓜州》中的“明月何时照我还”，同样是思乡佳句，但境况、意趣却自有不同。

瓜洲，一作瓜州，或瓜埠洲，在扬州市南的江边，由长江泥沙淤积而成，状似“瓜”字，故称“瓜洲”; 又因它是淮、泗合流后大运河入江的门户，地处江北岸的扬州市邗江县南，与长江南岸的京口 (即今镇江市) 隔江斜对，自唐开元以来，就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重要集镇和渡口，白居易《长相思》中的“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中的“瓜洲古渡头”即指此处; 有名的鉴真大师从扬州起程东渡日本，三次都是从这里入江起航的。钟山，古名金陵山，又名圣游山，北山; 《搜神记·蒋山祠》 云： 汉末秣陵 (即金陵) 尉蒋子文逐贼至此，伤额而死，成为山神，故又名此山为“蒋山”; 又因山上多有紫色岩层，阳光下紫金色耀眼，人亦称其为紫金山。自汉晋以来，多有名胜古迹，为游人向往之地。比如北宋名相王安石在金陵城东七里，西距钟山也七里的半途处，即今南京市中山门北白塘有一故居，人称“半山寺”，王安石中年一度，特别是晚年罢官后，就常住这里; 宋神宗元丰七年改赐“半山寺”为“报宁寺”，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因变法失败忧愤而死后，就埋葬在半山寺后，寺前有半山园，今仅存清同治时重修的一座“半山亭”及数间瓦舍; 半山寺东不远处还有晋人谢玄及其子孙居住处“谢公墩”遗址，亦不乏凭吊之人……

从来对《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就有争议：一说写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 四月，王安石上书变法，奉诏任翰林学士，“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途中; 笔者认为此诗写于熙宁八年 (1075) 春，时年55岁的王安石奉诏第二次为宰相，在“为报君王勉力行”的途中。何以见得? 自熙宁三年与韩绛一起任宰相后，他就受到守旧派的强烈攻讦; 王安石多次提出辞职，归隐钟山，神宗不允，直到熙宁七年，神宗才允许他罢相“知江宁府” (即今南京)，回到了钟山故居。由于宰相韩绛及参知政事吕惠卿等人继行新法，矛盾重重; 迫不得已，神宗又于熙宁八年二月让王安石重上相位——这时的王安石在数年的变法与反变法的剧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已备感伤痛，只是深感明主神宗的知遇之恩难报，而勉上征途; 他这时的心情是沉郁的，对归隐故居的生活是留恋的，所以在赴京途中，从南岸的京口渡江至北岸的瓜洲古渡夜泊时，写出《泊船瓜洲》这样屡屡回望钟山故居，不住留恋金陵旧地的传世佳作，是合乎情理的。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起首即以三个地名与山、水联贯，划出了此次的行程路线——是从钟山出发，由水路先到京口 (镇江)，然后再渡江到瓜洲渡头的; 当诗人在夜幕下站在瓜洲渡头，望着一水相隔的南岸京口市镇的阑珊灯火，再纵目远看钟山故居时，由于爱恋它，所以从心理上觉得它很近很近，似乎只隔着几层山岭，几个峰头一样。看似平淡纪景纪行，实则乡情溢满江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作绝句的功力，要妙在第三句须转折有方，承上启下，勿使断了意脉; 王安石深得个中三昧。“春风又绿江南岸”，不仅点明了此行的时间是熙宁八年春二月，而且承上两句留恋江南故居的意思，说此行系圣主降诏，命我复相，犹如“春风”又一次使“江南”绿满一样，但北边的政治中心汴京仍处在春寒料峭之中，一场新的斗争正在酝酿——既然如此，“明月何时照我还”一句就“合”得景情并出，余味深长! 诗人似乎在说： 还是“月是故乡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圣明如日月的皇上啊，您还是理解和饶恕我吧! 与其在政治旋涡中被人弄得清浊不分，还不如早唱“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好——果然王安石二次复相不到一年，熙宁九年 (1076) 其爱子王雱病亡，他也在诽谤声中又重“知江宁府”，实则等于重隐钟山故居，一直到元祐元年(1086) 四月逝世。

这首绝句历来被人举为“推敲”字句的名篇。诗中“绿”字用得新巧形象，生动含蓄。洪迈 《容斋随笔 ·续笔》 曰：“吴中士人家藏其草 (指 《泊船瓜洲》 的草稿)，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绿’。”可见诗人为了表达准确的意境，忠实地在实践着前贤“吟安数颗字，拈断数根须”的创作格言。一般人都以为“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中，“赋”是“直陈其事”，亦即直说，似乎不是什么值得重视的艺术手法。其实王安石《泊船瓜洲》就主要用的是“直书其事，寓言写物”的“赋”的表现手法，在直接叙述具体事情，描绘客观景物的形象中，言情抒意，比起所谓的“比、兴”手法来，不也是非常自然如画，质朴感人的吗! 可见北宋人李仲蒙的“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 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 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的说法是对的。因为从物与情的关系来说，赋、比、兴的本质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古代诗歌创作中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重此薄彼，都是不利于诗歌创作质量的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