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章廷谦》原文与赏析

鲁迅书信《致章廷谦》原文与赏析

矛尘兄：

廿五日来信，今天收到。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果然，有几种报章，又对我大施攻击，自然是人身攻击，和前两年“革命文学家”攻击我之方法并同，不过这回是“罪孽深重，祸延”孩子，计海婴生后只半岁，而南北报章，加以嘲骂者已有六七次了。如此敌人，不足介意，所以我仍要从事译作，再做一年。我并不笑你的“懦怯和没出息”，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旋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无进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

蔡先生确是一个很念旧知的人，倘其北行，兄自不妨同去，但世事万变，他此刻大约又未必去了罢。至于北京，刺戟也未必多于杭州，据我所见，则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已蓄意险仄，或则气息奄奄，甚至举止言语，皆非常庸鄙可笑，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归根结蒂，令人如陷泥坑中。但北方风景，是伟大的，倘不至于日见其荒凉，实较适于居住。

徐夫人出典，我不知道，手头又无书可查。以意度之，也许是男子而女名者。不知人名之中，可有徐负(负=妇)，倘有，则大概便是此人了。

乔峰将上海情形告知北京，不知何意，他对我亦未言及此事。但常常慨叹保持饭碗之难，并言八道湾事情之多，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动止两难，至于失眠云云。今有此举，岂有什么决心乎。要之北京(尤其是八道湾)上海，情形大不相同，皇帝气之积习，终必至于不能和洋场居民相安，因为目击流离，渐失长治久安之念，一有压迫，很容易视所谓 “平安”者如敝屣也。

例如卖文生活，上海情形即大不同，流浪之徒，每较安居者为好。这也是去年“革命文学”所以兴盛的原因，我因偶作梯子，现已不能住在寓里(但信寄寓中，此时仍可收到)，而译稿每千字十元，却已有人预约去了，但后来之兴衰，则自然仍当视实力和压迫之度矣。

迅 启上三月二十七夜书于或一屋顶房中。

斐君兄及小燕弟均此致候不另。

【析】 1927年鲁迅来到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战斗生活。他以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概，在思想文化战线上领导和组织了左翼文艺工作者英勇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迫害，击退了御用的资产阶级文艺派别的进攻，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杂文，译著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为发展我国无产阶级文艺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这些尖锐、激烈的斗争中，鲁迅成为思想文化战线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1930年，鲁迅因参加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而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他因此而于3月19日至4月 19日离家避居内山书店的阁楼上。这封信就是他避居在那里时写的。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领导和组织革命文艺工作者英勇战斗的一些实绩：热心扶持和帮助进步文艺团体及刊物，参与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革命文化组织，严肃认真地批评革命文学运动内部的缺点和不足。还可以看到当时对敌斗争形势的尖锐激烈，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对鲁迅攻击之疯狂卑劣。更可以看到鲁迅甘作人梯，热心培养和帮助革命青年的赤诚之心以及严谨不苟的治学精神。

梯子之论本是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对鲁迅的恶意攻击，但鲁迅却甘愿作人梯，为培养和造就革命人才而不惜牺牲自己。这种共产主义者的宽广胸怀，对青年深厚至诚的爱是感人至深、令人崇敬的。鲁迅教育帮助青年目的是为革命事业培养和造就战士，所以他对一些革命作家提出了批评，表现出忧虑和担心。当时有些作家由于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其所作所为在鲁迅看来是不符合革命要求的。鲁迅的批评是诚恳坦率的，也是正确的。

在异常尖锐激烈的斗争形势下，始终站在斗争前列的鲁迅，自然成为敌人攻击、迫害的主要目标。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大施人身攻击，甚至延及到他的只有半岁的儿子。手段何其卑鄙，手法又何其拙劣。国民党反动派还要“通缉”，使他“不能住在寓里”。然而“如此敌人，不足介意”八个字却突出表现了鲁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既表现了他对敌人的仇视和蔑视，也表现了他无比坚强的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念。

对于热心求教、进取的青年，鲁迅从不嘲笑他们的缺点和不足，总是热情帮助。“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表现一种理解和体贴之情。但接着又说“一近旋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则表现了鲁迅那种战斗不止的彻底革命精神，这对于那些在革命征途中感到困倦的战斗者是一个有力的鞭策和鼓舞。“战斗正未有穷期”，战斗的青年当时时警觉，才能象鲁迅那样战斗到底。

关于徐夫人出典的一段文字，表现了鲁迅严谨不苟，坦诚求实的治学精神。做学问如此，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 《上海霖语》 中写道：“鲁迅先生从不夸张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知道的事情就毫不介意地说不知道。在中国人里这是很可贵的品质。”

鲁迅根据对方有去北京之意，对北京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指出其形势之险恶，“令人如陷泥坑中”。但对故地古都仍流露出留恋之情。又由于周作人住在北京，于是又对周作人、周建人(鲁迅的两个弟弟)之间的事作了一些批评，言词中对周作人的作为有贬斥之意。这些本是他们兄弟之间的家事(鲁迅与周作人非一般兄弟关系，他们在思想政见上的分歧由来已久，限于篇幅，此处不赞。)，鲁迅也直言相告，可见与对方关系之深厚。

这封信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运用了杂文笔法。所谓杂文笔法，一是他的战斗的批判的锋芒。对于敌人，三言两语击中要害，揭露其本质的凶残与卑劣;批评革命作家的缺点，直言不讳，不留情面，尖锐有力。二是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如“皆茄花色”，“ ‘罪孽深重，祸延’ 孩子”等语都很生动形象，且不无讥讽。又 “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动止两难，至于失眠云云”寥寥数语，把周氏兄弟的情态勾画得十分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