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知了世界》原文与赏析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所以,有人以为 “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像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七月八日。
【析】 1934年前后,在国民党当局推动下,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复古主义思潮。汪懋祖就是这潮流中的一个重要的吹鼓手。他在这年6月21日《申报》上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鼓吹中小学生尊孔读经和课文改用文言,极尽复古宣传之能事。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国语新读本》中选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的《三只小松鼠》加以嘲弄讽刺,他说: “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借小动物之口传播各识哲理,是寓言中一种常用的手法,而汪懋祖的攻击嘲弄,不仅仅是暴露了他的无知,而更重要的则显示了他的坚持复古主义立场的顽固态度。
文章一开始,即指出:“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知识出于下等人之口尚不承认,无怪“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感到“斯亦奇矣”,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汪懋祖正是“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 的学者中的一个。这就指出他是站在正统的、唯心主义的知识观立场上来说话的。然后退一步说,“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外国寓言作家寓言中所传播的那种平等自由的知识,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是不相符合的。鲁迅举出数例证明了自己的观点的可靠。“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的人,和现实社会中的天灾人患“毫不相干”,“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这是对中国社会贫富对立现象的写实,然后由此引发作者的感慨与议论。鲁迅从拉·封丹(拉芳丁)的另一著名寓言《知了和蚂蚁》入手。这篇寓言说的是夏天,“在枝头高吟”的知了,嘲笑“辛辛苦苦地作工”的蚂蚁;而到了秋天,懒惰的“知了无衣无食”,被勤劳的“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个寓言故事告诉读者的知识是只有辛勤的劳动,才丰衣足食。但是,鲁迅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指出这种知识,不合于中国的社会,因而“不是真智识”。因此,鲁迅说 “因了 ‘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而有钱人,都恐怕正守着暖气,听着《谢谢毛毛雨》之类的靡靡之音!然后归结一句,“‘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结尾一段,回归本题,深入一层地讲,既然这种知识不合于中国的实际,那么什么知识才适于中国的状况呢?“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就是中国圣贤和学者所传播和宣扬的知识,也就是适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鲁迅感叹一句,“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这就针对汪懋祖提倡的《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揭出了30年代国民党政府提倡推行的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运动的实质: 是在向广大青少年学生实施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其目的,正在于维护其“治人”“食于人”的统治地位。
文章批判复古主义思潮,但文中着墨却不多。开头点出汪懋祖的言论,却不作正面驳斥,而采用退一步而击之的杂文手法。先承认“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常常不是真智识”,再引寓言《知了和蚂蚁》和现实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作对比,益发证明“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不合于中国国情。然后一个突转,由此结论反向引申,说“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他们的智识才合于中国的国情,那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由此,把锋芒指向了复古主义运动,可谓旁敲侧击,偏锋突出给论敌一个骤不及防的打击。
反语运用,是《知了世界》的明显特点。如以赞赏的口吻,说中国的圣贤和学者们的智识,“说得多么简截明白……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正话反说,嘲讽寓于其中,在嘲讽中揭露其实质。
文章似乎随意而谈,结构似乎松散,但读完全篇,方觉作者在看似漫不经意的随谈中寓入揭露之意,似散似聚,灵活多变,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体会出战斗的锋芒。这种特点,也是鲁迅杂文所独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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