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我谈“堕民”》原文与赏析

鲁迅杂文《我谈“堕民”》原文与赏析

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谈》里，唐弢先生曾经讲到浙东的堕民，并且据《堕民猥谈》之说，以为是宋将焦光瓒的部属，因为降金，为时人所不齿，至明太祖，乃榜其门日“丐户”，此后他们遂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

我生于绍兴，堕民是幼小时候所常见的人，也从父老的口头，听到过同样的他们所以成为堕民的缘起。但后来我怀疑了。因为我想，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决不会来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将的;况且看他们的职业，分明还有“教坊”或“乐户”的余痕，所以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还有一层，是好人的子孙会吃苦，卖国者的子孙却未必变成堕民的，举出最近便的例子来，则岳飞的后裔还在杭州看守岳王坟，可是过着很穷苦悲惨的生活，然而秦桧，严嵩……的后人呢? ……

不过我现在并不想翻这样的陈年帐。我只要说，在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这解放就在雍正年间罢，也说不定。所以他们是已经都有别的职业的了，自然是贱业。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在这里还留着奴才的皮毛，但事毕便走，而且有颇多的犒赏，就可见是曾经解放过的了。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七月三日。

【析】 鲁迅于1925年在《灯下漫笔》中说： “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 ‘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因此他将中国历史归结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对中国人民中的这种安于现状，不求抗争的“国民性”弱点，鲁迅一直为之痛心疾首。近十年过去了，这种弱点究竟有没有克服呢?至少在部分中国人当中还相当严重，有如浙东的堕民。唐弢认为浙东的堕民是由于他们是宋朝投金的降将焦光瓒的部属，为“时人所不齿，至明太祖，乃榜其门曰 ‘丐户’，此后他们遂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鲁迅对此有异议，理由是，朱元璋对元蒙后裔尚进行安抚，他不可能对隔代的宋将子孙施以重罚;再从浙东堕民的职业看，如“男子则捕蛙，卖饧……立冬打鬼胡，花帽鬼脸，钟鼓戏剧，种种沿门需索。其妇人则为人家拗发髻，剃妇面毛，习媒灼，伴良家新娶妇，梳发为髦”等等，则显然早在唐代就有了的;而且从当时的秦桧、严嵩和岳飞的子孙看，也未必好人的子孙就一定好极，坏人的子孙就必定受苦。鲁迅说：“岳飞的后裔还在杭州看守岳王坟，可是过着很穷苦悲惨的生活。”至于浙东的堕民是如何形成?鲁迅认为没有必要深究，但有一点却确信不疑，那就是“在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他们的职业就是“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

如何看待这些“堕民”?鲁迅一贯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例举了这样一件事：“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究竟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的确，堕民的麻木愚昧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的追求竟是如何做稳了奴隶，这真是人们万万所想不到的。也许有人说，鲁迅是不是过多地看到劳动人民的弱点。其实不然。要知道，鲁迅写作此文时，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已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人民群众的力量品质和所起的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了。这在他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有了充分的反映，他还在 《经验》 中明确地宣称： “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 医药也如此。”文中的“无名氏”指的就是劳动人民，因此不能孤立看待本文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而应看到鲁迅是仅从一个角度指出其严重性。这一篇探讨“国民性”弱点的杂文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原因何在?首先，鲁迅将历史考辨与社会调查及亲眼所见紧密结合。历史上的记载有现实中的大量事实可作为佐证，而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又有历史记载作为依据。如现实中的绍兴堕民的职业与古代史书中的“教坊”、“乐户”及《堕民猥谈》的记载是一致的，而现实中的“堕民”又是作者亲眼所见的真人真事，它就属于社会调查范畴了，因而就没有掉书袋的学究味，读来极其自然。其次，由于这篇杂文是以漫笔方式写的，就具有“谈话风”，我们读它就如同鲁迅先生和我们面对面地拉家常。他有时是在自言自语，有时是自问自答，有时是在思辨一个道理，有时在讲述一个见闻，还不时插入他特具个性的俏皮话，亲切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