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对于批评家的希望》原文与赏析

鲁迅杂文《对于批评家的希望》原文与赏析

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谢的。

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试将粗浅的事来比罢：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 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对于文艺批评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更进一步，则批评以英美的老先生学说为主，自然是悉听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

还有几位批评家，当批评译本的时候，往往诋为不足齿数的劳力，而怪他何不去创作。创作之可尊，想来翻译家该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译者，一定因为他只能翻译，或者偏爱翻译的缘故。所以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语，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现在还将厨子来比，则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若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位客官是痰迷心窍的了。

十一月九日。

【析】文艺批评是总结创作经验、评价创作和促进创作的重要手段。文艺批评家须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敏锐的眼光、批评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中国新文学正处于初创阶段，不但需要大批新作家，也非常需要脚踏实地的有修养的文艺批评家。而当时，文艺批评却有种种不足。鲁迅这篇文章，正是针对文坛现状中的许多实际情况提出来的。

出自促进文学事业发展的要求，虽然新文学创作尚处于幼稚阶段，文艺批评无论是“发掘美点”或者是指出不足，都是正常的、必要的，因为批评者都抱有热烈的好意。而另一些批评就有问题了，鲁迅举出：“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 他特别指出，如果从严要求，批评家应在“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当然，这样做很难，但起码应该“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与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 ，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批评者若以英美老先生的学说为主也无妨，可不能因为自己只知道这一家就排斥其它的学说和主张。带着偏见就不可能做到公正，那是批评家的大忌。

鲁迅认为，西方过去的文艺批评虽然也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但不应拿人家固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新文学，更不应装模作样来贬低和否定新文学。否则，气势汹汹地杀上阵来，其实是无的放矢，借洋人以吓唬中国人，那是很可悲的。仗着老祖宗的旧法宝来行事，处处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也是对新文学的戕杀。这些做法，必然带来文学批评上的混乱。

针对当时文学批评理论上的混乱和浅薄武断，鲁迅曾经指出：“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①而且表示：“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②其实他并非反对批评，只不过反对批评的滥用罢了。所以，他又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相反的。”③这说明，他不但提倡正常的文艺批评，而且主张批评的争鸣，各抒己见，彼此论争，使问题得以正确的解决。对于文艺批评，他主张“知人论世”，反对断章取义的“摘句”和故作诡秘的“虚悬”。他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④因此他呼吁：“现在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⑤足见鲁迅对文艺批评的开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对批评家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本文就是其中的一篇。他对文艺批评的要求和希望，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这篇文章以质朴的文风见长，就事论事，逐一道来，但不松散，不板滞，要言不烦，深刻透辟，切中时弊。从文艺批评的幼稚状况说到照搬西方，照搬老祖宗的旧律，以至只重创作，轻视翻译等等，例证不多，点到即止。但主旨明确，毫不含胡。为了说明问题，巧用比喻，妙趣横生，如说到作者与批评者的关系，便以厨师和食客作比：“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比喻的妙用，既说明问题，又形象生动，十分贴切，非常得体。他还采用了欲进先退的手法，如对文学批评家的要求作如是说：“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这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实际上，他当然希望批评家能有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但是，退一步说则不显得咄咄逼人，没有教训的口吻，而容易为人所接受，两者的效果迥然相异。表达的方式千差万别，行文的奥秘全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