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拟孙权答曹操书》原文|注释|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苏轼《拟孙权答曹操书》原文|注释|赏析

苏轼

权白孟德足下。辱书开示祸福,使之内杀子布,外擒刘备以自效。书辞勤款,若出至诚,虽三尺童子,亦晓然知利害所在矣。然仆怀固陋,敢略布。

昔田横,齐之遗虏,汉高祖释郦生之憾,遣使海岛,谓横来大者王,小者侯,犹能以刀自刭,不肯以身辱于刘氏。韩氏以全齐之地,束手于汉,而不能死于牖下。自古同功一体之人,英雄豪杰之士,世乱则藉以剪伐,承平则理必猜疑,与其受韩信之诛,岂若死田横之节也哉。

仆先将军被虏,遭汉陵夷,董卓僭乱,焚烧宗宙,发掘陵寝,故依袁术以举义师,所指城邑响应,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厌。不幸此志未遂,而无禄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驰驱锋镝,周旋江汉,岂有他哉? 上以雪天子之耻,下以毕先将军之志耳。不意袁术亦僭位号,污辱义师,又闻诸君各盗名字,伯符提偏师,进无所归,退无所守,故资江东为之业耳,不幸有荆轲、舞阳之变。不以权不肖,使统部曲,以卒先臣之志。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权先世以德显于吴,权若效诸君有非常之志,纵不蒙显戮,岂不坠其家声耶?

汉自桓、灵以来,上失其道,政出多门,宦官之乱才息,董卓之祸复兴,催、汜未诛,袁、刘割据,天下所恃,惟权与公及刘备三人耳。比闻卓已鲸鲵,天子反正,仆意公当扫除余孽,同奖王室,上助天子,与宗庙社稷之灵,退守藩国,无失春秋朝觐之节。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挟天子,以令天下,妄引历数,阴搆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窃叹足下蹈覆车也。仆与公有婚姻之旧,加之同好相求,然自闻求九锡,纳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刘备之兵虽少,然仆观其为人,雄材大略,宽而有容,拙于攻取,巧于驭人,有汉高祖之余风,辅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义不替曩昔,仆以为今海内所望,惟我二人耳。仆之有张昭,正如备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国中文武之事,尽以委之,而见教杀昭与备,仆岂病狂也哉。古谚有之:“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仆与刘备,实有唇齿相须之势。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吴、蜀皆存也。今使仆取蜀,是吴不得独存也。蜀亡,吴亦随之矣。昔以垂棘屈产,假道于虞以伐虢,夫灭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祸。足下意何以异此。

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倾盖如故。”言以身托人,必择所安。孟德视仆,岂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与公共起艰危,一旦劝公让九锡,意便憾,使卒忧死。矧仆与公有赤壁之隙,虽复尽释前憾,然岂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归朝,一匹夫耳,何能为哉。纵公不见害,交锋两阵之间,所杀过当,今其父兄子弟,实在公侧,怨仇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数窘汉王,及即位,犹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记人之过,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于九锡,其肯赦仆于赤璧乎?孔文举与杨德祖,海内奇士,足下杀之如皂隶,岂复有爱于权!无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东,岂容复悔耶?甘言重布,幸勿复再。

题目很有趣:《拟孙权答曹操书》。显然是一篇游戏文字。游戏文字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可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这篇游戏文字就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是作者用极认真的态度写成的。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苏轼为什么偏偏要写《拟孙权答曹操书》,却不写《拟刘备答曹操书》。在我们这些从小听惯了三国故事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三国鼎立,蜀汉与曹魏之争是主线,刘备集团是主角,东吴是陪衬,是配角。洋洋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只有牵连八回的赤壁之战,让东吴唱了主角。即便如此,罗贯中还是处处让孔明压倒周瑜,使读者获得“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的感觉。而现在苏轼却忽发奇想,替孙权作起秘书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二点是,这封信中塑造的孙权形象,比《三国志》、《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形象,都要高大得多。陈寿对孙权的评价是:“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所谓“性多嫌忌,果于杀戮”,自然是贬语,而所谓“屈身忍辱”、“句践之奇”,也是褒中有贬。《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形象,始终不很鲜明。其清晰程度远不如周瑜、鲁肃、更不必说曹操及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物了。

我们翻开《文选》,立郎就找到了初步的解释,原来这里收了一篇阮瑀为曹操写的,给孙权的信。对照内容,不难看出,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就是《文选》中这封信的“回信”。可是,仅仅这点根据还不能使我们满足。仔细想来,还有更进一步的原因。中国人的历史知识大多来自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关于三国的历史知识则主要来自宋元话本中的“说三分”、元代的三国戏、明代的《三国演义》。其中又以《三国演义》影响最大。然而,苏轼生当三国故事,三国人物形象尚未定型的北宋时期,他之选择孙权作为要表现的主角是毫不奇怪的。

纵观苏轼的文集,可以发现,苏轼对东吴集团颇有好感。他的传世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把周瑜写得多有光彩:“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淡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一种儒将气派,大将风度。面对强敌,从容不迫,潇洒自如,指挥若定。苏轼在《魏武帝论》中,说曹操“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说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而于孙权,则独许他“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正因为北宋时期,三国故事、三国人物形象尚未定型,这才使苏轼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孙权作为表现的主角,并且塑造了一个义正辞严、明智刚毅的孙权形象。

全文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介绍曹操来信的大意。所谓“开示祸福”,说穿了,就是以武力相威胁,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曹信还进一步提出了让孙权“内杀子布,外擒刘备以自效”的苛刻要求。苏轼又用田横宁死不辱于刘氏、韩信“束手于汉,而不能死于牖下”为对比,总结出英雄豪杰之士“世乱则借以剪伐、承平则理必猜疑”的观点。这是孙权拒降的主要根据,也是全文的中心论点。写得很明确,又很委婉。

第二个层次,从光荣的家世谈起,表明自已不能“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的态度。这是对中心论点的补充。字里行间,透露出苏轼对东吴集团的同情与欣赏。

第三个层次,从汉末大乱说到曹操的野心。说明蜀汉,东吴唇亡齿寒的道理,揭露曹操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阴谋。严辞拒绝曹操的无理要求。

第四个层次,用荀之死,证实曹操的“记人之过,忘人之功”,用孔融、杨修之死,暴露曹操的不能容纳人才,说明归顺曹操的后果是如何地不堪设想。对第一个层次提出的中心论点作了具体的论证。

三国之中,曹魏的力量最强,正如苏轼的《魏武帝论》中所说,孙权、刘备“又以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所以,这是一封弱者向强者抗争的信。这种信非常难写。难就难在分寸不好掌握,用词遣句要恰如其分。既不能低眉顺眼、卑躬屈膝,示弱于人,又不能锋芒毕露、无谓地去刺激对方。苏轼对这一点把得十分自如。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全文四个层次,只有第三个层次直接指责了曹操。即便是这种指责,也说得十分委婉。“求九锡”、“欺孤之志”,是最严重的指责了。但苏轼却用“昔笑王莽之愚,今窃叹足下蹈覆车也”,“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这样轻轻的惋惜一带而过。文中大篇的文字都用来讲孙权家世、讲归顺的可能后果。拒降的理由摆得很充分,态度毫不含糊,但又并不显得咄咄逼人。

将《文选》上曹操给孙权的信(阮瑀作)与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比较一下,我们便会有趣地发现两个不同时代文风的巨大差异。虽然,论才华、论学向,阮瑀均无法与苏轼相比。可是,才华学问的悬殊对比并不影响他们所反映的时代文风的比较。在汉赋的影响下,汉代的散文在向骈文的方向发展,讲究对偶,用典,丽辞。东汉末年,这个趋势已很明显。不但文学作品,连一般的应用文。也受了影响。阮瑀的这封信,写的是军国大事,是十分严肃的,可是,阮瑀却在信中大用对偶、典故,语言也力求华丽。当时的文风,由此可见一般。苏轼生当北宋,以他为代表的宋代作家继承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传统,创立了一种平易自然,流畅婉转,比唐代散文更宜于说理、叙事、抒情的散文风格。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实际上是一篇议论文。虽然它带有游戏的性质,然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宋代散文的风格是十分适合于议论的。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