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唱和诗》者，愈既受以卒业，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讙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豪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钜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

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韩愈的散文作品中，有一些被归为“杂文”类的实用体短制篇什，多不拘定格，文随事异，以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和独特的表现形式为人瞩目。《荆潭唱和诗序》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在这篇为友人诗集作的序里，作者借题发挥，曲譬巧说，不仅以雄健的论证成功地阐述了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而且以形象生动、辞章斐然的审美特色，给人以强烈的艺术享受。

文章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唱和诗》者”为契机，先点出作序起因。荆 (南)，唐时方镇，治所在荆州 (今湖北省江陵)。文中的裴 (公) 均贞元十九年 (803) 五月出任荆南节度使。潭 (州) 辖今湖南省长沙、株州、醴陵、浏阳、益阳等县地。贞元十八年 (802) 九月，杨 (公) 凭出潭州观察使。二人及属僚公余之时，与当地土著酬诗唱和，以文较力，编为一集。时韩愈为江陵法曹参军，隶属裴均，故裴的侍从邀其为之序。

序是一种文体，为赠序的滥觞。其本意是墙，(《说文解字》)，假借作“叙” (段注)，引申为“叙述”、“说明”; 初见于《毛诗》、《尚书》、《周易》等整部书籍之前，简介该书内容及成因; 书、序一人作或前人书后人序。六朝重赋序，诗序极鲜。唐盛诗序; 后演为序、诗分作，各自成篇。《唐文粹》、《文苑英华》遂增无诗之序体。其演绎略是。

接着，作者虚晃一枪：“即受以卒业”，“仰而言”，却不直言为之作序的诗集，而“王顾左右而言他”，“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yaomiao，精微状) 讙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突发奇语，使人如坠五里云中，不知其欲如何。然而，此处正是作者“险语破鬼胆，高辞媲皇坟” (韩愈《醉赠张秘书》) 的苦心经营处。文中以“和平”之音的“淡薄”与“愁思”之声的“要妙”、“讙愉”之辞的“难工”与“穷苦”之言的“易好”两组为众所知的事实，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声音”和“言辞”即诗歌创作和散文创作实践及创作规律的角度，推出浑厚有力的论据，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和无尽的遐思; 而自己的观点“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则在不容置疑的论述中，水到渠成地显现出来。“是故……”一句，既是本文的中心论点，也是论据。它从“文章之作”的“恒发于羁旅草野”与“王公贵人……”的“不暇以为”的对照中，从文学创作者，即“人们”创作活动实践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论证。这一段论述，言语虽简，意蕴极丰。作者巧曲运思，“引物连类”，以俯视宇宙的气概，任笔纵横驰骋，信手拈来，恣意着墨，把太平盛世、流乱离年、天涯孤旅、山湖隐士，以及沧桑世事、人生坎坷等等，尽收笔底，造成气势浩大，一泻千里之势; 三层论述，在内容上层层递进，交相辉映，把论点表达得清清楚楚，又使文章有一种跌宕生姿的艺术效果，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全段句法上工致的对仗和形象生动的语言，抑扬顿挫的节奏，使文气贯通如注，造成文章感情上间不容发，但又有从容不迫的美感。

下面，作者笔锋一转，将视野由远及近，转入“正题”。他赞扬“仆射裴公”，(按：唐宋两代朝中设左右仆射，辅佐天子决议国政，职位相当于宰相。裴均元和年间人为尚书右仆射，乃数年后之事。《昌黎先生集》(《四部备要》)注：“或无仆射裴三字”。当是。)“常侍杨公”在荆、潭的政绩，同时对他们虽“爵禄之报两崇”而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成就“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之诗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里的论述也很工巧：以裴、杨二公“开镇蛮荆，统郡维九”;“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尊与他们“铿锵发金石，幽眇感神”之作的事实，证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以他们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酬唱，接触社会下层现实生活而能作出“铿锵”、“幽眇”之诗的事实，证明“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循环往复，丝丝入扣，令人有曲径通幽之感;形象生动的语言，随物赋形，传神地表现了所论述的对象，使说理变得具体可感，增加了说服力。“搜奇抉怪，雕镂文字”既是评价别人，也是作者本人对文学艺术刻苦追求的写照，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这种特征。前人评此处时，多以为溢美之辞。实则不尽然。作者是以《荆潭唱和诗》的成集经过及取得的成绩，作为具体的事例，对自己的观点加以阐说，使其更具说服力。当然，对于裴、杨等人能够写出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和真情实感的诗作，无疑他是赞赏的。“苟在编者，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正表明了他的态度。

这篇序的语言颇见功力。通篇看，骈、散结合，骨干篇章，工致的对偶俯拾即是，特别是修辞上的对比运用，加强了语句的节奏感，增加了表达的准确性;作者还有意结构一些句法上不对仗，但文意上相对的句子，如“是故……”、“至若……”二句、“开镇……”、“领湖……”二句。这些结构，使全篇章法变得参差错落，造成气势雄浑、声调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琅琅上口的效果，表现出一种以不和谐而求和谐的审美情趣，加重了表达的语气和效果。文中语言多饱含着感情，本身对所述事物具有审美判断;形象的比喻，特别是词的比喻义的运用，如“搜奇抉怪、雕镂文字”，非常传神，生动，有力地加强了表达效果;文中多用四字句，如珠连玉缀，丝竹繁奏，工巧而不见刻削之痕;以四字、对偶结构的警策句发人深省，起到了突出主题，统领文意的作用。包世臣评韩愈不善为序，认为他“诸文序为差劣，本供酬酢，情文自无，是以别寻端绪，仿于策士，讽喻之遗，偶著新奇，旋成恶札”(《与杨秀才子论文书》)。张裕钊则说“昌黎诸书短篇，道古而波折，自然简峻，而规模自宏，最有法度，转折处更多。”二说互见，是否有助于悟出这篇序的特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