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广袤，那时，泱泱大楚，东临大海，西抵巴蜀，南近两广，北及陕南。这么说吧，就是包括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楚国八百年，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奇矞瑰丽的物器，辉煌灿烂的文明，其中最具魅力的，莫过于楚文化这颗耀眼的明珠。
通过考古发掘和历代学者的综合研究都表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和发展的楚文化，同夏、商、周三代在黄河流域所孕育和传播的中原文化，具有大体相近的悠久历史，两者互相渗透、汇合交融，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古代文明，一起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推动着我国历史和人类文化的前进。昔日归有光《五岳山人前集序》有云：“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传，荀卿之论，屈子之骚，庄周之篇，皆楚人也。”《毛诗序》曰：“风者，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孔圣删诗，首言“国风”。而龙榆生先生之《中国韵文史》云：“《诗经》十五国风，独不及楚，楚声之不同于中夏，其故可思。”未免失之偏颇。其实，《诗经·国风》中所涉及地区，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至江汉流域。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安徽、山东等地，其诗歌内容生动地表现出了各个地域的风土人情，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是“将文化按地域类分的先声”。《诗经·周南·汉广》，说的是汉水女神的故事，楚汉同源，风之所及。楚风乃《诗经·国风》之所及，学界已有定论。
关于“十五国风”，即古代十五个不同地区的乐歌，这些地区，可分为五大文学区域。
南部：以《周南》《召南》《陈风》为代表。二南，其地在南阳（今河南西南部、湖北北部）、南郡（今湖北江陵），二南之地后被楚国吞并，故有人称之为《楚辞》之源。《二南》诗中，多表现女性劳动、恋爱、思夫等生活与情感，还有一些礼俗诗（贺新婚、祝多子等）。陈地在今河南淮阳、柘城和安徽亳县一带。《陈风》多半是关于恋爱婚姻的诗，《汉书·地理志》：“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有太姬歌舞遗风。”二南与陈地最近南楚，受楚地南方文化之浸染最明显。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故二南之诗，感物兴怀，引辞表旨，譬物连类，比兴二体，厥制亦繁，构造虚词，不标实迹，与二雅迥殊。至于哀窈窕而思贤才，咏汉广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作品注重物色刻画，细致贴切；抒情真切，直率炽热；繁弦促节，多回旋往复之调。
西部：以《秦风》《豳风》为代表。秦国原居甘肃天水，后渐东扩，占据陕西一带，平王东迁后，西周王畿和豳地归秦所有。《汉书·地理志》：“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秦》诗中多尚武精神、杀伐之音，朱熹《诗集传》：“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死。”清新朴素，简洁质实，刚毅健朗。
北部：以《魏风》《唐风》为代表。魏在今山西芮城一带；唐在今山西中部，后改称晋。朱熹《诗集传》：“唐风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思深远。魏地狭窄，民俗俭啬。”土地贫瘠，人民困窘，纤俭习事的地域特征与风尚，使其讽谕现实的精神尤为突出，多讽刺、揭露性的诗篇，自古学者称《魏》《唐》多“变风”。质朴率直，自然朗畅，多沉郁悲慨之气。
中部：以《郑风》《卫风》《邶风》《鄘风》《王风》《桧风》《曹风》为代表。邶和鄘都是卫邑名，同属一地，卫风之地在今河北磁县、濮阳，河南安阳、淇县、汲县、开封、中牟等地。郑国的都城新郑，在今河南郑州一带。王即王都的简称，平王东迁洛邑，在今河南洛阳一带。崔述《读风偶识》：“幽王昏暴，戎狄侵凌，平王播迁，室家飘荡。”诗多有乱离悲凉之气。曹在今山东西南荷泽、定陶、曹县一带，位于齐、晋之间。桧在今河南密县一带，两个都是小国，存诗很少。魏源《诗古微》中写道：“三河为天下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故齐、晋图伯争曹、卫，晋、楚图伯争宋、郑，战国纵横争韩、魏。……据天下之中，山河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胜声色辏。”《汉书·地理志》写道：“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郑卫处商业中心，交通便利，文化心态较为开放，男女交往自由，相与咏歌，各言其情。故郑卫之风尤多情诗，善于即景生情，委婉细腻，情真意切。重利轻义、游媚富贵的风习，又使郑卫犹多弃妇冤妇之调。另一类风诗，或抒黍离之悲，或刺昏君无道，感叹世事人生，悲郁凄恻。
东部：以《齐风》为代表。齐在今山东中北部，首都临淄。《史记·货殖列传》：“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间一都会。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齐富甲东海，士农工商贾云集，文风开放。其诗善于夸饰，舒缓深远，节奏疏宕。
这里之所以将十五国风的古今地域进行适当归类，主要是为荆楚文化与巴渝文化溯源，为荆楚诗歌与巴渝诗歌溯源，尤其是为竹枝词这种文学形式溯源。
关于荆楚文化的起源，开篇已有简叙。关于巴渝文化，李书敏、蓝锡麟先生主编的《巴渝文化丛书·巴渝诗词歌赋》中有这样的介绍：“就现有资料而论，巴渝本土作家从先秦至清代人数屈指可数。据《中国文学大辞典》所收作家统计，先秦两汉共收作家101人，籍贯为四川的有4人，皆蜀人，巴渝阙如”。那么，竹枝词这种文学形式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季羡林先生在《谈国学·漫谈竹枝词》中说：“竹枝词，作为乐府曲名，虽然起源于唐代。但是，我总怀疑，它是源远流长的。”关于竹枝词的源远流长，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并引》中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俚，乃写为《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其实，刘禹锡已明确地将《竹枝》的产生地同《九歌》联系起来，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季羡林先生说：“巴、渝地邻荆楚，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圈。民间宗教信仰以及祭神仪式和乐章，容或有相通之处。”孙杰先生在《竹枝词发展史》中认为，“同属一个文化圈”并非“可能”，而是“肯定”。笔者对孙杰的观点很是赞同。
我们再把视野放得更远一些。
尹吉甫（生卒年不详），是西周奴隶制王朝的一代宰相，周宣王的大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系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履霜操》，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伯奇无罪，为后母谗而见逐，乃集芰荷以为衣，采楟花以为食。晨朝履霜，自伤见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操。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感悟，遂射杀后妻。
《履霜操》曰：
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
且不论这是否为竹枝词的起源，它属楚风之列，应无疑问。再看《诗记》作献玉。
卞和者，楚野民，常居山耕种。因得玉璞，以献于楚怀王。怀王使乐正子占之，言非玉。王以为欺谩，斩其一足。怀王死，子平王立。和复抱其璞而献之。平王复以为欺谩，斩其一足。平王死。子立为荆王。和复欲献之，恐复见害，乃包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昼夜不止。涕尽继之以血，荆山为之崩。荆王遣问之，于是和随使献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为陵阳侯，和辞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
悠悠沂水经荆山兮。精气郁泱谷严严兮。中有神宝灼明明兮。
穴山采玉难为功兮。于何献之楚先王兮。遇王暗昧信谗言兮。
断截两足离余身兮。俯仰嗟叹心摧伤兮。紫之乱朱粉墨同兮。
空山欷涕龙钟于兮。进宝得刑足离分兮。沂水滂沌流于汉兮。
进宝得刑足离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断者不续岂不冤兮。
这首诗除去虚字兮，实际是七言句。
以上两首诗别说与竹枝词有渊源，与七言诗，与《浣溪沙》等词谱，是否也有不解之缘呢，屈原《九歌》第九首《山鬼》开头四句：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用现在的话说：好像有人在那山隈经过，是我身披薜荔腰束女萝。含情注视巧笑多么优美，你会羡慕我的姿态婀娜。
龙榆生先生认为，《九歌》较之十五国风，无论技术上、风调上，皆有显著之进步。南人情绪复杂，又善怀多感，而出以促节繁音，为诗歌中别开生面，宜其影响后来者至深也。
再看张衡的《定情歌》：
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
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汉族。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诗歌历来是文人用来抒发个人情感的，而汉代却是以赋集大成的时代，文人很少用诗的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张衡力求用新的审视来看待诗歌，用诗歌来寄托自己的含蓄哀宛的情感，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尝试、一种很大的进步。张衡的诗虽然所存不多，但诗歌的多体并用，诗中铺陈的描写和含蓄哀婉的情调以及张衡诗对《诗经》《楚辞》传统的继承与超越都显现出张衡的爱情诗在东汉这一特定时代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中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对张衡的评价是：“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荆湘同脉，巴楚同源。《武冈志·云山》载有秦代《题石》诗云：
白云青山何处无，采药东梁意有余。
更比灵均开醒眼，与君同避汨罗鱼。
此篇疑为伪托，却也传于楚志已久，可见早期楚风之影响深远。再看看唐代顾况《早春思归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泪》：
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
与君皆是思归客，拭泪看花奈老何。
顾况（约727—约815）字逋翁，号华阳真逸（一说华阳真隐），晚年自号悲翁，苏州海盐恒山人（今在浙江海宁境内），唐代诗人、画家、鉴赏家。他一生官位不高，曾任著作郎，因作诗嘲讽得罪权贵，贬饶州司户参军。晚年隐居茅山，以寿终。集二十卷，今编诗四卷。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汉族，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又自言系出中山，其先中山靖王刘胜，晚年自号庐山人。唐代大儒、哲学家、文学家、诗人，有“诗豪”之称。
顾况写这首竹枝词，至少比刘禹锡早50年。
杨发兴在田昌令《新唱竹枝》序中写到，“竹枝”原是巴山楚水一带的民歌，唐代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曾在建平（今重庆巫山县）见到联歌“竹枝”，他也效屈原作《九歌》为其谱写新词九章，称《竹枝词》。于是，群众竞相传唱，经久不歇。直到宋代文人所作的竹枝词还是能结合歌舞传唱的。宋元以后，竹枝词逐渐脱离了音乐，而成为一种吟咏风土的诗体。杨先生的这个推断笔者是十分赞同的。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土家族先民已经在唱竹枝歌。世代传颂的土家族民歌源出古代巴人的踏啼之歌。踏啼之歌者，牵手踏啼，歌舞结合，一声三叠，相随和声。因削竹枝为短笛吹奏相伴，故称“竹枝歌”。至唐代，诗人刘禹锡从京都长安来到蛮荒之地的巴渝山区，被土家族这充满乡俗气息的江舟俚曲、闾巷谣讴深深吸引，创造了大量富有土家族风土人情的竹枝词。竹枝词语言的自然质朴、音韵的和谐悠扬，为唐诗开了一代新风，丰富了唐代的诗库。之后唐、宋、明、清众多诗人包括白居易、黄庭坚、陆游等历代文人也都创作大量的《竹枝词》。
中华竹枝词发源于楚。在中国历史上，巴渝曾经是楚国的一部分。所以，到后来，文人竹枝词在巴渝地区得到发扬光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山有脉，水有系。竹枝词发源于楚地，后经文人在民歌的基础上演变成为一种文学体例。武汉竹枝词属于巴楚竹枝词之脉系，至清中期发展为脉之高峰，系之主流。如果仅说武汉竹枝词发展史，不提巴楚竹枝词的发展，那就如雾中花，水中月。因此，巴楚竹枝词发展史应是武汉竹枝词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正是：
巴山楚水竹枝歌，秦汉涛声唐宋波。
笔下生花文脉启，明清放闸汇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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