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明代诗歌·关于明诗的评价

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诗歌·关于明诗的评价

关于对明诗的总体评价，前人多是与宋、金、元等时代的诗歌相比较而言的。例如清代李调元的《雨村诗话》卷下中说：“明诗一洗宋、元纤腐之习，逼近唐人。”清代王渔洋在回答“明人诗可比何代”的问题时说：“明诗胜金、元，才学识三者皆不逮宋。”(《师友传续录》)在现当代学者中，对明诗的评价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说：“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味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与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上来‘接力’。是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自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①而在20世纪90年代章培恒则说：“我们无意抬高明代诗歌的地位，但是，第一，正如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关键性的时期一样，明代文学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如果对明代文学缺乏理解，我们也很难深入理解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鲁迅先生等人，为什么要那样热烈地从异域文学中吸取养料，从而更难于把握我国文学的路是怎样走过来和应该怎样走下去的;第二，对于中国人的思想特点，已经有过种种议论，今后大概也还会不断产生，而明朝的整整一代诗歌里，我们是可以较为具体地看到一代士大夫的心态的，尽管他们在诗中不会和盘托出心底的隐秘，还会弄虚作假，但纵使是谎话，不也是在以某种形式表露某种心态么?所以，这对于我们了解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人的思想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将是一种生动的材料;第三，在明代诗歌里包含着很多具体的史料，这对明代研究也是颇有价值的。”^②

明代诗歌是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诗歌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它有承上启下即继承传统与开创未来的历史作用。清代诗歌的演变，大多与明代的诗歌思潮相互传感，或相互刺激，或相互补救。例如乾隆时期沈德潜的格调说是对明代前后七子格调说的修正与补充;袁枚的性灵说是对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康熙、雍正时期的王士祯的神韵说，既是对晚唐司空图的《诗品》(近来关于司空图的著作权有争议)、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中有关理论的继承，也是对明中叶徐祯卿等人为代表的古澹一派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与提升。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明代诗歌演进的历史，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重要的一环;如果缺少这一环，中国古代诗歌逻辑发展的线索便中断了;如果人们忽视这一环，中国古代诗歌“逻辑推演”的“系统的次序”就会被人为地搞乱。

明代不同的诗歌流派，不同作家、批评家在祖格或尊情、尚趣或尚理、师古或师心、求灵或求厚、自娱或忧时、自守或自省、复雅或尚俗之间，进行了艰难的探究，留下了曲曲折折的轨迹，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例如在雅文学创作中，明代不同的诗歌流派和不同作家、批评家在古雅、典雅、澹雅、幽雅、浑雅以及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等多方面，作过深入的探究。又如明中叶的何景明在“追盛唐之雅丽”(何景明《重刊黄杨集序》，《何文肃公文集》卷九)中，较为深入地探究了雅文学的本质论与方法论等。由此可见，明代诗歌作家、批评家探究之广泛与深入，在美学思想或文学思想上开拓了许许多多的领域，也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美学成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审美意象论及神韵论，不仅有如同晨星一现的意象专论——王廷相的《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王氏家藏集》卷二八)，而且也在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中初步形成了民族特色的古典型意象、浪漫型意象、象征型意象等。明代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积累的神韵思想，则为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论奠定了基础。至于说徐祯卿的“因情立格”(徐祯卿《谈艺录》)、吴国伦的“闳襟宇而发其才情”(吴国伦《甔甀洞稿》卷三九《李尚书集序》)、袁中道等人的“通感”意境(从袁中道的《初至甘露夜坐》《爽籁亭记》等诗文中可以抽象出“通感”意境等文学思想)、张岱等人的“以坚实为空灵”(张岱《琅嬛文集》卷三《跋可上人大米画》)等，都是崭新而又翔实的美学思想，在中国古代诗文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

明代诗歌特殊的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还表现在明代诗歌作家艺术地展示了明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风民俗演变的历史，其中不少成功之作具有“诗史”的性质，有的还能以诗补史。如明中叶前七子李梦阳的《土兵行》(《空同集》卷一九)《豆莝行》(同上)等诗，写宁王朱宸濠在江西谋反的事件。对此，《明史》卷一六《武宗本纪》、《明史》卷一一七《朱宸濠传》等记载则比较简略。而李梦阳在《豆莝行》等诗中具体而又真实地记载了兵民在动乱中悲惨的遭遇：“前时边达三千军，五个病热死两个。”“当衢寡妇携儿哭，秋禾枯槁春难播。纵健征科何自出，大儿牵嬗陆挽驮。”以诗补史，诗与史互参，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及其思想也折射到诗文创作之中。如唐寅的《阊门即事》(《唐伯虎全集》卷二)、吴国伦的《闾门九歌》(《甔甀洞稿》卷三三)《次嘉兴即事》(《甔甀洞稿》卷二○)等，以雅文学的形式展示了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等新因素。还有王守仁、李梦阳、唐顺之、王世贞、徐渭、汤显祖、袁中道、钟惺等人所作的墓志铭、行状、传记中，塑造了一批商人或“儒商”形象，具有特定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至于说明初诗家的“各抒心得”(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序》)三杨等台阁作家“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五《玉雪斋诗集序》)、李梦阳等七子派的“情之自鸣”(李梦阳《空同集》卷五一《鸣春集序》)、唐宋派的“直据胸臆”(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七《答茅鹿门知县》)、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竟陵派的“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钟惺《隐秀轩集》卷一六《诗归序》)、陈子龙的“忧时托志”(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七《六子诗序》)等，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背景中袒露各自的心灵，形象而又生动地展示了明代文人的心灵史，这是明代以外的任何文人无法替补的，更是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注释

①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第一册《神话与诗》,三联书店1982年版。② 全明诗编纂委员会编《全明诗》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