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格局与宋代文学特色

宋代文学与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格局与宋代文学特色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有三次，即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元时期和明清之际。其中，两宋王朝所面临的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为中国历史上所仅有。无疑，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和融合，始终牵动着宋代文学的发展，也影响到宋代文学基本特色的形成。为了理清民族关系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格局。

宋朝与它的前朝和后朝——唐、元相比所面临的民族关系格局有很大不同。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境内民族众多，唐朝皇室就杂有“胡人”的血统，可以说唐朝实为一个建立在中原汉人与周边“夷狄”相融合基础上的多民族合作的汉族政权。元朝的民族背景就更为广泛了，以往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地区，此时皆正式划入了元朝的版图。元朝当为我国历史上一个最广泛的多民族杂居、共处和融合的时期。宋朝立国二十年后基本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并未真正恢复汉唐故土，与唐、元相比，宋朝疆域要狭小得多，至南宋，只剩下了江南半壁江山。宋朝国力和疆域情况决定了它的民族关系状况。具体说，当时宋王朝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总体上的敌对关系。这主要包括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和蒙古族。这些民族在宋朝立国前后皆独立建国，不属宋统辖范围，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与宋朝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关系，但对于宋总体上是作为一种军事威胁和压迫的力量而存在的，对峙、战争始终是二者关系的主要趋向。第二类情况是基本上的宗主与臣属关系，彼此基本上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主要包括西北和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吐蕃及西北喀喇汗、于阗、高昌、西南大理等。第三类情况是在其辖区内对少数民族进行直接的统治。这些被称为蛮、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南方边远地区，包括苗、瑶、仡佬、壮、黎、畲等族。宋朝在这些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设置州县，征收赋税，摊派劳役等。

在以上三类关系中，对于宋朝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第一类。上述宋朝民族关系格局，大略可见如下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较之于唐与元，宋王朝内部民族成分相对纯粹，可谓比较单一的汉族政权。与此相关，有宋一代，国内民族矛盾也相对缓和，尽管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不堪朝廷压迫揭竿而起之事，但始终未有影响统治根基的重大冲突发生。第二是外部的民族关系状况十分严峻，强悍而富于进攻性的游牧、半游牧民族虎视于宋朝的东北和西北边境，长期处于对峙和战争状态，对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和压力。第三，在领土疆域上，从一开始就是“夏”小“夷”大，文化观念中“莫非王土”的“四海之内”大部分为“夷狄”所占，而且三百余年间版图呈现不断萎缩之势。第四，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基本趋势是“夏”弱“夷”强，汉族始终处于守势，且不断退却，两度遭遇亡国之祸。

宋朝民族关系上的这些特点，对于宋廷的政治决策和社会思想文化至少在下面几个方面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一)由于内部民族相对单一，外部民族对垒分明，少数民族的威胁又十分严重，这就势必使整个社会的民族认同感得以进一步的自觉和强化。民族意识，特别是其中传统的“夏夷之辨”观念，进一步得以明晰和提升，在民族精神的理性层面占据显要地位，成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思想来源。(二)国土的残缺和不断萎缩，各民族在地域分布上的内外分明，又不可避免地使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国家观凸显于社会文化观念中，成为收复失地统一中国的内在精神动力。(三)力量对比上的“夏”弱“夷”强，使得宋廷不得不采取妥协求和的政策;而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基于“尊夏攘夷”和“大一统”的思想又不断地提出北伐灭夷统一中国的强烈诉求。这就使得战和之议在有宋一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成为朝廷政策的一个争论焦点。(四)军事上“夏”弱“夷”强的形势，对于士大夫阶层不断强化的民族自尊心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革故鼎新以富国强兵便很自然成为他们迫切的要求。而国内政治清晏稳定，又给予改革以空间和希望，于是出现了王安石变法等改革运动，并由此引起了北宋中后期激烈的新旧党争。

由上可见，两宋王朝在民族关系上所处的这种特殊境遇，对于其政治进程和思想文化形态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关键因素。宋代文学作为宋代社会文化形态的一部分，当时特殊的民族关系必然会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到其发展的趋势和基本特色。这种影响有时是直接的，有关民族关系的突然事变或重大事件，往往迅速地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比如靖康之变和南宋亡国前后的文坛变化。更多时候，这种影响是通过政治和文化的中介而作用于文学的，由民族关系而引起的政治斗争往往决定着文人的命运和处境，影响着文人的价值观念和心态，进而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内容和风格。虽然有些文学现象不是直接由民族关系引起，作品内容也不直接反映民族关系，但我们在探究其发生原因时，仍然可以看到民族关系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比如北宋党争和南宋理学之于当时文坛的关系。

综观宋代三百余年历史，其周边的民族关系格局曾几经变迁，所应对的主要民族先后有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等。宋与这些民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应对政策也在不断的变化中，有攻有守，有对峙有和解。民族关系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导致宋朝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发生某种变移，同时也必然对文学的发展趋向产生多方面的引发和牵制的作用。对此，本章将于下面分节详论。如果从宋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来看，这一问题也是不可忽略的。今天所看到的宋代文学的主要特色，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与民族关系这一至关重要的外部环境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对此，下面几点可大略说明：

一、内敛与深微，可以说是宋代文学审美品格上的一个突出特征。缪钺《论宋诗》^①在谈及宋人审美观念时说：“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守，而因重用文人故，国内清晏，鲜悍将骄兵之祸，是以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这里虽就宋诗言，实际上宋代整个文学都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内敛与深微的审美特征。宋词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典型。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诗之境阔，词之言长。”选材上不避纤细，注重内心世界的开掘，追求细腻和幽深的意境，在宋代诗、词里是共同的，只是词里更突出些。这种内转和喜深的审美倾向，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宋在民族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和外族侵略下疆域不断萎缩的现实所造成的心理压抑和反思精神，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显然，民族关系背景对于宋代文学内敛与深微特征的形成，构成了不可缺少的现实基础。

二、宋代文学又一个公认的明显特征是其思辨色彩与理性品格。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最早提出“本朝人尚理”，“以议论为诗”。钱锺书《谈艺录》指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代文学确实充满了浓郁的思辨色彩，不仅诗、文中议论横生，即使词里也有辛弃疾“以文为词”(主要是议论入词)一路。所谓“议论”实质上是宋人关于“‘天人之际’的睿智思考”，即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在文学中的表现^①。宋代文学这方面特征的形成与宋代民族矛盾尖锐，外部环境恶劣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文学中理性品格实源于宋人政治和哲学思想中的“内省”精神，“内省”的根本意义在于探究宇宙、社会和人生之正道至理，以增强面临外侮内患的宋代社会的凝聚力。可见，宋代文学创作中主思尚理的倾向，与宋人关于如何在由民族关系所造成的恶劣外部环境中生存、发展的思考是分不开的。这种联系最明显的事实是，宋代各体文学作品中都不乏直接对于有关民族关系的边患、战和、夏夷、兴亡等主题的议论。南宋时期的文学在这方面议论则更突出地体现为一种特有的反思精神，有学者称之为“一代反省的文学”^②。

三、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的弘扬是宋代文学中最富于感染力的方面，也是民族矛盾激化直接作用于文学创作的结果。来源于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正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宋人所忧患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国势贫弱和外族强大所造成的严重边患。深沉的忧患意识，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间外患不断。汉、唐都亡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而北宋和南宋却亡于外族入侵。面对这样的事实，基于传统文化中“夏夷之辨”和“大一统”思想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也就成了宋代社会抗敌图存的思想动力。在辽、西夏、金、蒙古轮番向宋王朝发起进攻、汉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张扬爱国主义精神便成了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主题。

注释

① 载《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① 参见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绪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② 参见张宏生《宋诗:融通与开拓》第九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