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宋代辞赋及四六文·宋代辞赋的主要体制

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辞赋及四六文·宋代辞赋的主要体制

宋代辞赋与唐代相比，数量并不为多。马积高主编的《历代辞赋总汇》收录宋代辞赋作家347人，辞赋作品1445篇。但宋人对有赋以来出现的各种样式都有创作。宋代的律赋、骚赋兴盛，文赋趋于成熟，逞辞大赋、俳(骈)赋亦间有佳作。

文赋。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与诗关系密切。唐宋时期，辞赋家以古文笔法作赋，所谓“以文为赋”，从而产生了一种异于前代辞赋体制的新样式——文赋，故前人说宋赋“以文为体”(祝尧《古赋辨体》卷八)。

文赋起源，元代祝尧认为始于汉代扬雄(《古赋辨体》卷四评扬雄《长杨赋》)，明代徐师曾认为源于屈原(见《文体明辨序说》)，清代孙梅则认为起源于荀子(《四六丛话》)。学界一般认为，真正的文赋形成于中晚唐，发展于宋初，成熟于欧、苏手中。宋代文赋较之唐代文赋在句法与章法安排上更趋于散文化，是一种散文化了的赋。这种文赋句式可以参差，语言较为流畅，押韵也不拘泥，既无须如汉时逞辞大赋的铺陈，也不必如骈赋或律赋过于讲究对偶，更没有前代骚体赋的藻饰，所谓“文赋尚理而失于辞”(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其形式往往前半部分用赋体描写叙述，后半部分用散体议论。宋代文赋名篇如赵湘《姑苏台赋》、田锡《诸葛卧龙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后《赤壁赋》、黄庭坚《苏李画枯木道士赋》、苏辙《黄楼赋》、张耒《卯饮赋》、陆游《焚香赋》等，均体现了文赋发展的新方向。尤其是《秋声赋》与《赤壁赋》，更是将文赋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宋人革新赋风，以文为赋，在当时并未得到理论认同。欧阳修是文赋的主要开创者，但宋人称道欧阳修之赋者十分少见，陈师道《后山诗话》甚至说“欧阳永叔不能赋”。朱熹《楚辞后语》卷六评苏轼《服胡麻赋》说欧阳修、曾巩与苏轼“各以其文擅名当世，然皆杰然自为一代之文，于楚人之赋有未数数然者”。可见赋的传统观念在当时还难以改变。

律赋。宋初因唐制，科考以诗赋取士，律赋由是而兴。欧阳修《归田录》卷下说：“(真宗)咸平五年，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王沂公(曾)为第一，赋盛行于世。”此外，宋初帝王好赋，文人献赋成风，也是律赋繁荣的重要缘由。《山堂肆考》卷一二九载，徐奭作《试铸鼎象物赋》、蔡齐作《置器赋》，真宗“皆以文辞理致擢为第一”;吕臻作《富民之要在于节俭赋》，仁宗“亦擢第一”。可见律赋多应考之作。起初，韵脚不定，至晚唐而以八韵小赋为定格。宋代律赋以北宋前期最为兴盛，李调元《赋话》卷五云：“宋人律赋篇什最富者王元之(禹偁)、田表圣(锡)及文(彦博)、范(仲淹)、欧阳(修)三公。”检五人文集律赋，王禹偁19篇，田锡9篇，文彦博18篇，范仲淹35篇，欧阳修11篇。其他如夏竦、宋祁、刘敞，皆为北宋前期重要作家。

宋代自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变法，科举改制，罢诗赋，至绍圣元年(1094)复罢诗赋，再至崇宁间蔡京禁元祐学术，诗赋由罢到禁，兼之欧、苏等人倡扬文赋，律赋渐少，北宋后期稍可称举者唯秦观一人，其名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被李调元评为“叙事工整，竖义透快”(《赋话》卷五)。秦观还论述了宋代律赋的发展及赋用韵、用事、用字、炼句、声律等问题(见李廌《师友谈纪》)，李廌认为“论赋至悉，曲尽其妙”。南宋时期律赋不多，而四六文渐盛。李纲、楼钥算是例外，李纲《梁溪集》、楼钥《攻媿集》皆有律赋。

在形式上，宋初律赋承晚唐五代传统，追求对仗工整、平仄和谐，字数、韵脚限制较严，自欧阳修始摆脱格律化、程式化束缚，渐趋自由。《赋话》卷五说：“论宋朝律赋当以表圣、宽夫为正则，元之、希文次之，永叔而降，皆横鹜别趋，而偭唐人之规矩者矣。”可见，前人多将宋初律赋视作宋代律赋的典范，欧、苏古文运动后，律赋渐趋散文化，而与唐代及宋初律赋异趣，且成就已不如唐。

骚赋。这是一种介于“楚辞”与赋之间的文体，形成于汉初，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其以“兮”、“些”字为读，长于抒幽怨之情，通体用韵等特点，均源自“楚辞”(有些就是拟骚之作);同时又具备押韵、对偶及铺陈等特点，故自汉代即有人视为赋。骚赋创作历代不衰，宋代尤盛。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骚”类收北宋37首，元朝祝尧《古赋辨体》“后骚”类收宋人骚赋5篇、“辞”类2篇，清庄仲方《南宋文范》收南宋骚及辞作品15首。以上只是选录，远不是宋代骚赋的全部。刘壎《隐居通议》卷四说： “至宋豫章公(黄庭坚)，用功于骚甚深，其所作亦甚似，如《毁璧》一篇，则其犹似者也。”其实“用功于骚甚深”的作家很多，苏辙《栾城集》中《巫山赋》《屈原庙赋》《超然台赋》等均为骚赋，李纲有《拟骚赋》《续远游赋》，范成大有“楚辞”体骚赋《幽誓》《愍游》《交难》《归将》。宋代创作骚赋较多的是张耒与高似孙。张耒现存骚赋10篇，高似孙甚至以骚名集，有《骚略》3卷，凡33篇。宋人认为骚赋创作贵在继承屈原精神，贵在独创而不能只取形貌，模拟字句^①。朱熹《楚辞后语叙目》云：“盖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余韵，而宏衍巨丽之观，欢愉快适之语，宜不得而与焉。”与前代不重视辑录骚体赋不同，宋代则是骚赋结集的重要时期。《文苑英华》“杂文·骚”类收骚体赋42篇。据《宋史·艺文志》，晁补之辑有《续楚辞》20卷、《变离骚》20卷，所辑均自战国至宋朝王令。这是骚赋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辑录，然两书均已亡佚，《鸡肋集》卷三六存有两篇自序可得其梗概。此后朱熹亦有骚赋选本《楚辞后语》6卷，乃由晁氏二书删削而成。宋人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普遍认肯，楚辞学在宋代较为兴盛，前代骚体赋的辑录与整理成果较多，这些均应视作宋代骚赋创作繁荣的文化背景。

大赋。宋代大赋洋洋洒洒，动辄万言，时有佳作。赵邻几“尝作《禹别九州赋》，凡万余言，人多传诵”(《宋史》本传);鞠常“应举时著《四时成岁赋》，万余言”，声振场屋(《宋史》本传);刘弇“进《南郊大礼赋》，哲宗览之动容，以为相如、子云复出”(《宋史》本传);钱熙“进《万国来朝赋》万余言，太宗爱其才”(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七)。宋代大赋名篇另如杨侃《皇畿赋》，崔公度《感山赋》、周邦彦《汴都赋》、胡寅《原乱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等。其中《感山赋》七千余字，前半部分借铜鞮处士之口叙述太行山之形胜、气候与风物，后半则为曲辕先生与梁国公子之间的论难，欧阳修认为“司马子长(相如)之流也”(《孙公谈圃》卷上)，足见是典型的汉式大赋，崔公度也因此赋而被英宗授为国子监直讲。在艺术上，宋代大赋长于议论，具有气势，句式富于变化，多长联，有时甚至联中有联，文采不足而“事皆实录”^①，从而与汉大赋的夸张藻饰、润色鸿业不同。

宋代骈赋间亦有作，如徐铉《木兰赋》《新月赋》，杨亿《春雪赋》《君可思赋》及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等，兹不赘述。

注释

① 参见叶幼明《辞赋通论》第19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① 参见曾枣庄《论宋代仿汉大赋》,《新宋学》第二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