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科举制度·举业对文学写作的具体影响

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科举制度·举业对文学写作的具体影响

从明清两代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及时文与文章的分流来看，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显然更重视诗古文辞写作。然而现实中影响力更大的是科举，它所造成的彻底排斥传统学问和文章的结果，恰好产生与唐代科举相反的作用力——不是刺激文学繁荣，而是对文学发展造成阻碍和伤害。这种负面影响很难以量化的方式来显示，只能由当时人的自述窥其一斑。

正如前文所引黄生、施闰章语所示，清人论及举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大抵是与前代相比，因而自伤或自嘲。如清初作家熊伯龙曾说：“今之学者干禄之余，翱翔声韵，既未尝以全力深思六义，而又非天地间生，如宋之眉山、明之虞山，能以一人之身，古文诗赋众体兼尽。故虽有志者，或不能责其如古专家之学。”^①叶映榴也说：“吾辈少习举子业，穷年矻矻，何暇问诗古文辞。即颇能旁及者，大率习之不专，则所致亦浅。”^②他们都强调本朝人从事文学，乃是以习举业的余力为之，根本不可能与古人争长。潘耒则就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情形，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科举对文学的压抑：

吾邑固多人材，然有明三百年，其卓然可列于儒林文学者，盖亦无几，则科举之学驱之使然。沧桑以还，士之有才志者多伏而不出，尽弃帖括家言而肆力于学，于是学问文章彬彬可观。^③

与前文所引不少材料一样，清初人眼中反映的科举，实际多为明代历史经验。这里以地方知识呈现的世道治乱、科举兴废与文学盛衰的相反相成关系，更可以追溯到宋代。宋末黄庚《月屋漫稿》自序有云：“仆龆龀时习举子业，何暇为诗。自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气，尽发而为诗。”^①后来王崇简《学古堂集序》论西北诗歌的传统，谈到“公车制举之言或终岁弗及于境，士大夫世其学者惟左国班马及王孟李杜诸书耳” 的情况，也得出“公车之业损则风雅之事进”的结论^②。这一命题从反面说明了科举对文学的压抑，对于明清两代文学史可以说具有一般规律的意义。

明清士人切身感受到的举业对文学的负面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他们对这些感受的表达也具体到各种文体。宋濂虽从网罗人才的角度肯定了科举的意义，但涉及到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他也不得不指出：“自科举之习胜，学者绝不知诗。纵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蜡，较之金头大鹅、芳腴满口者有间矣。”^③罗万藻《西崖诗序》曾指出“入明以来，学士大夫往往以全力用之制艺，而以其制艺之余及诗”的现实^④。袁枚更以明代为鉴说明八股文妨害诗歌的结果：

程鱼门云：“时文之学，有害于古文。词曲之学，有害于诗。”余谓：“时文之学，不宜过深，深则兼有害于诗。前明一代，能时文又能诗者，有几人哉?金正希、陈大士与江西五家，可称时文之圣，其于诗，一字无传。陈卧子、黄陶庵不过时文之豪，其诗便有可传。《荀子》曰‘艺之精者不两能’也。”^⑤

郑方坤甚至将明代古文家不能诗也归结于科举^①，这显然没什么道理。还是清代诗家对今人举业妨诗的指陈比较中肯。毛奇龄《金子上山下考诗集序》云：

今人治诗以唐为归，而今之不能唐者，唐进士工诗，而今之求进举者，戒勿诗也。^②

郑梁《野吟集序》云：

三四十年来，人士之没溺于科举者，不知何故以诗为厉禁，父兄师友摇手相戒，往往名登甲乙，而不识平平仄仄为何物。^③

此外如蔡方炳《尺牍友声初集序》、彭维新《汉阳劳尊三诗序》、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七，都有相似的说法。更多的人则是通过自己的经历，述说幼习举业而致学诗甚晚。如汪师韩《诗学纂闻》自序：“余于诗非童而习之也，少尝偶为之，而未尝学，学在通籍以后。”^④钟骏声《养自然斋诗话》自序：“仆少攻帖括，既通籍，犹孳孳绳墨间，于诗学源流懵焉未悉。”^⑤彭蕴章《又书何大复集后》：“余少时学诗服膺何李，顾亦为举业所困，未暇卒业。”^⑥黄仲畲《读前人诗偶书所见》：“绮岁困帖括，读书苦不早。”^⑦类似说法，举不胜举。李佐贤《石泉书屋诗钞自序》道出清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典型心态：“童年爱读唐诗，辄学拈韵。弱冠后习帖括业，此事遂废。壮年通籍，渐有余暇，泛览历朝名作，微窥古人门户，不禁望洋而叹，为之搁笔，自知力薄才疏，于古人无能为役也。”^①在内心深处，大多数人已完全丧失了与古人竞争的信心，还怎么能指望他们的诗歌爆发创造力的火花呢?

科举对古文写作的影响，也是文集序言中经常出现的话题。成城《拙隐斋集序》断言：“自制举业之学兴，一切聪明瑰异之士皆锐意于其中，而古文遂替。”^②关于明代古文的成就，黄宗羲《明文案序》写道：“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无足怪也。”^③方苞《赠淳安方文辀序》论历代文章流变，以明代为尤衰，“盖唐宋之学者，虽逐于诗赋论策之末，然所取尚博，故一旦去为古文，而力犹可藉也。明之世，一于五经、四子之书，其号则正矣，而人占一经，自少而壮，英华果锐之气皆敝于时文，而后用其余以涉于古，则其不能自树立也宜矣”^④。至于清代文章的成就，李绂《敬斋文集序》说：“本朝政治还淳返朴，上自章奏，下至记序书札论议之文，芟薙浮靡，盖文敝而救以质，最为近古。而尚未能沛然复古，则八股文累之也。”^⑤他们一致认为明清两代的古文创作深为八股所累，主要是作家不能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古文写作中去。蒋汾功《与宋太守书》曾以切身体会述说过这种苦恼^⑥。更有甚者，则如毛奇龄《卢树侯诗集序》所说：“上自朝庙下逮闾巷，凡钟石旌常碑板竹册以至移告质券柬札簿牒之细，皆未之学。于是通籍以后，悉请召记室，明明雇赁而不以为愧，曰：‘吾所学，无是而已。’”^①照黎士弘的说法，“时文足以取功名富贵，士自羁丱即已受父师之所督责，其为说甚备而实难工。古文无关进取，非负兼才与贵显自信及山林屏废深思苦学之人，无意为之”^②。似乎两种文体各有用途，各有其作者群，并行不悖。但现实中两者的作者经常是交叉的，只写八股文或只写古文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多数作家两者兼习，而且两者的写作实际是占据了生命的不同时段。像范泰恒所说的，“少之时，没溺于时文，于古文则肄业及之耳。其壮也，若饮食嗜好之不可离，于古文则笃矣，而场屋之事未终，终不免兼营而并骛”。这样，就不能不让人感叹：“不专不精，古人且病之，况今人乎!”^③这正是科举时代普遍的无奈。不以文得名的，如宋荦，固尝言：“余文不足传也。余少游场屋，涉猎举业家言，未遑覃精六艺。及服官中外，案牍纷纭，铅椠疏阔，纵有所作，大抵不别家数。”^④即便是方苞这样的古文宗师，又何尝不遗憾：“我若不能时文，古文当更进一格。”^⑤盖置身于当时的环境中，古文写作难免在时文的强势压迫下发生扭曲。姜宸英曾在《董文友新刻文集序》中以自己的经验述说那种困厄：“余少嗜书，于古人之微辞妙义，亦能时时猎取，涉其藩篱。既奔走于科举之学，十五六年，见时之所谓科举者，非独无藉于古文，虽其音节之稍似，则同辈者群指以为哗笑，不待试之于有司而后知其抵牾也。于是姑暂释其所学，随时骫骳，务悦于观者之目，乃学废而所求益以不遂。”^⑥这种缘木求鱼的滑稽结果及进退失据的茫然心态，非亲历其境，是难以体会的。

填词在世俗观念中本为小道，其写作因自身的边缘性质和业余状态，似乎较少为举业所殃及。尽管如此，专业词曲作家对举业仍不能释然。李渔《笠翁余集自序》叙述清初的填词状况，说：“三十年以前，读书力学之士皆殚心制举业。作诗赋古文辞者，每州郡不过一二家，多则数人而止矣，余尽埋头八股，为干禄计。是当日之世界，帖括时文之世界也。”^①显然，在他看来，在帖括时文充斥这个世界，一切文章、学术都遭排斥之时，词曲当然也无法免遭冷遇。由此可以推想，明清时代的作家在别的文体上也都会感受到举业的强势压力，只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读到有关议论罢了。

实际上，明清两代举业对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只表现在对文学写作的排斥上，还深入到文学的表现层面去。吕留良《古处斋集序》曾指出八股文对诗文章法结构的影响：

今为举业者，皆有俗格以限之，循是者曰中墨，稍异则否。虽有异人之性，必折之使就格，而其为法则一之，曰套……试以为古文，则俨然周秦两汉六朝唐宋矣;以为诗，则俨然汉魏晋宋齐梁全唐矣，凡此皆可以套得之。^②

关于八股文结构理论对诗法的渗透和对诗歌写作的影响，蒋寅已有文专论^③，如今需要研究的是时文技法对古文写作的影响。刘文淇《乡贡士陈君墓表》有云：“自有时艺以来，论古文辞者，率以时文论古文，以提顿折落炼字炼句为法;而为时文者，又相与饰其辞，曼其声，而不知以阐明理义为主，此古文、时文所以交敝也。”^④时文在形式方面对古文的影响，是需要专门研究的复杂课题，这里无法展开。我们只想提出一个问题：对于举业和文学的这种尖锐对立以及举业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基本是负面的，人们除了无奈地消极接受，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反应?有没有人试图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消解这种对立，甚至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或沟通呢?

注释

① 熊伯龙《熊学士文集》卷中《貉唾裳诗序》,乾隆五十一年修补谷贻堂刊本。② 叶映榴《叶忠节公遗稿》卷一《陈广陵诗集序》,乾隆十年刊本。③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六《格轩遗书序》,康熙刊本。①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甲集引,第1册第25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② 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六,康熙刊本。③ 宋濂《文宪集》卷六《孙伯融诗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 罗万藻《此观堂集》,康熙三年刊本。⑤ 袁枚《随园诗话》卷八第20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① 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卷三匠门诗钞小传:“盖自三百年来,以经义取士,老生宿儒卒疲神埋照于其中,其于风雅一途未遑染指。以余所见,如望溪、廧东诸君子,皆不能诗。即前明之震川、鹿门诸老,间一为之,亦蹇不成家数。”广文书局1971年影印本。② 毛奇龄《西河文集》序一,乾隆年间萧山书留草堂藏板本。③ 郑梁《寒村全集·五丁集》卷一,康熙刊本。④ 汪师韩《诗学纂闻》,《清诗话》上册第4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⑤ 钟骏声《养自然斋诗话》,同治十三年北京刊巾箱本。⑥ 彭蕴章《归朴龛丛稿》卷一○,道光二十八年刊本。⑦ 黄仲畲《心字香馆诗钞》卷四,同治六年刊本。① 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序》卷二,同治十年刊本。② 成城《拙隐斋集》,乾隆二十二年刊本。③ 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一,四部丛刊本。④ 方苞《方苞集》卷七,上册第190—1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⑤ 李绂《穆堂别稿》卷二四,道光刊本。又见《穆堂初稿》卷三三《应敬庵纵钓居文集序》,文字以别稿为长。⑥ 蒋汾功《读孟居文集》卷一,乾隆刊本。① 毛奇龄《西河合集》序二十七,乾隆年间萧山书留草堂藏版本。② 徐釚《南州草堂集》黎士弘序,康熙年间菊庄刊本。③ 范泰恒《燕川集》卷四《古文自序》,乾隆刊本。④ 宋荦《西陂文稿》周龙藻序引,康熙刊本。⑤ 乔亿《剑溪说诗》卷上,乾隆十六年刊本。⑥ 姜宸英《西溟文钞》卷一,《姜先生全集》卷一一,光绪刊本。① 李渔《笠翁一家言·笠翁余集》,民国间上海文会堂石印本。②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五,民国十八年刊本。③ 蒋寅《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④ 刘文淇《青溪旧屋集》卷下,光绪九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