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编辑出版·书坊刻本

图书编辑出版·书坊刻本

中国古代刻书出版事业三大系统之一。产生于唐代。在政府刻书、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三大系统中，坊刻不仅兴起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而且影响最大。官刻和私刻就是在坊刻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书坊，古代又称书肆、书林、书铺、书堂、书棚、经典铺等。其前身是在街头闹市以图书作为商品交换的坐贾书摊和沿街叫卖而为市井服务的书贩，其主体还是有固定作坊和刻工，以刻书、卖书为业的家庭手工业者。其业务范围远比今日的书店宽泛，不单贩书、售书，还要编书、刻书和印书。书坊刻书在刻书业中开始最早，地域分布最广，其印刷量也最大。最先采用雕版来印刷图书的就是民间书坊。所以，我们说坊刻是古代书籍生产的基本力量，是商品书籍流通的主体。

早期唐代的印刷品，除部分佛经是寺院所刻外，大部分为民间坊刻。到了宋代，坊肆书商的规模又有了发展。有些书坊专门接受委托雕印业务，刻印和售买书籍。有的书坊拥有自己的刻工和印刷工匠，并聘人编辑新书，所以当时的坊刻之书具有名目新、刻印快、行销广的特点。两宋书坊刻书，以建安余氏和临安陈氏最为著名，这两家书坊历史悠久，刻书很多。杭州中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最早的刻本。在坊刻艺术方面，发明了许多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刻印艺术形式，如：纂图互注、加书耳、黑口，以及上图下文等都是坊间首先发明的。

元代的坊刻也规模甚大，福建建阳县沿袭宋代刻书风气，仍为书坊聚居之地，刻书最多。从内容上看，元代的书坊所刻医书开始增多，仅建阳余氏勤有堂就刻了《太平惠民和济局方》、《新编妇人大全良方》、《普济本子方》等多种医书。

明代的坊刻颇有特色。一是规模空前。由于明初取消了书籍税，对手工业者采取了宽松的政策，因而建阳、南京、苏州等地不少老字号刻坊得以发展并长期延续下来。二是刻坊分布广，刻书数量大。除建阳外，南京、苏州、湖州、徽州、杭州、北京都是书坊的集中之地。三是刻书内容丰富，面向民间。书坊所刻的书以供应人民大众日常所需为主。坊肆不但刻有医书和科举用书，还刻有状元策、童蒙读物和八股文等。有的书肆专刻小说、戏曲，不少流传至今的古典小说、元曲、明人杂剧等刻本均为他们所刻。四是质量较差，旨在牟利。明代的坊刻是历代坊刻中最差的，不少书商为了牟利，使用多种手段，以假乱真，为坊刻本带来了不良的声誉。五是编、刻、售合一，发展较快。这使书坊主人更能了解社会的需要，从而编刻图书更加有的放矢，不仅增强了书坊本身的竞争力，而且也促进了刻书事业的发展。清代的坊刻业更为兴盛，坊刻数量甚大。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席氏扫叶山房。该书肆从明代后期一直经营到1955年，刻印过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及通俗读本等各类书籍达数百种。清末到民国初年，扫叶山房不但在上海、汉口开设了分号，还采用了铅印、石印等先进技术，继续印书，行销全国，流传至今。清代书坊所刻之书大部分是村塾采用的四书五经和启蒙读物，此外还有医、卜、星相、佛经、农书、类书、小说等。这些刻本不为藏书家和士大夫所重视，大都行销民间，所以保存下来的很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坊刻作为古代书籍生产的形式之一，不仅有其鲜明的特点，而且在推进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传播和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有着重要贡献。从保存文化典籍方面看，宋元时代的图书保存下来是很不容易的，经过历史上的天灾人祸，多次浩劫，我们今天仍可看到六七百年前杭州陈氏、建阳余氏等工艺精美的产品，由此也可以想见这些刻书家在当时印书数量之大。从传播文化方面看，由于这些刻书世家从他们诞生时起就生存于民间，并以人民大众的需要为动力，所刻的书逐渐形成了雅俗共赏、重在实用、不断创新以及品种多、印量大等特点，所以就更有利于书籍的销售与流通。从发展文化方面看，尽管书坊家的某些刻本存在着诸如纸墨粗劣、校勘不精等缺点，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在普及文化、满足群众需要以及促进印刷术发展等方面的功绩是主要的。他们的刻书活动繁荣了当时的文艺创作，活跃了书籍贸易，推动了造纸、制墨等有关手工业的发展，对后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