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幕府·文人入幕与散文小说的创作

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幕府·文人入幕与散文小说的创作

使府章奏之学与唐代散文创作的联系以及使府生活环境对唐代小说繁荣具有特殊意义。

使府文人常常使用的文体是序记文、书、表状文。1.“序记文”在传统山水文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首先，它使山水文字在更具体的描绘中展示了地域特色;其次，它丰富了山水文字的抒情格调。2.使府“书”体文和举子自荐文相比，使府干谒散文分析利害比较客观，伸缩自如; 和初盛唐干谒文相比，使府干谒文比较平实，不像初盛唐文人在干谒文中高谈王霸，盛气凌人。3.“表状文”，这在使府散文中占有最大比例，也最能体现使府散文的特点。公牍文在幕府文字中有重要地位，上行公文成了朝廷与方镇之间联系的相当重要的工具。章奏之学是幕僚立身之本，长于此道者，可以此入幕，以此晋身。入幕文人朝于斯夕于斯，促进了章奏写作技艺的极大提高，章奏之学没有被古文运动所改变就在于章奏之学有牢固的实用功能。

唐代小说与使府制度的关系也很密切，至少可以说使府是小说创作的重要场所。大量材料表明了小说繁荣与使府的关系，说明使府是小说产生的温床，是小说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幕府中有一批气类相投的文人，方镇治所又是过往文人聚居之所，也就成了文士宵话征异的特殊场所。如《古岳渎经》的故事，李公佐首先得之于征南从事杨衡，过浙西，受到方镇薛苹款待，又与扶风马植、范阳卢简能、河东裴蘧环炉夜话，复说无支祁之事。《卢江媪传》的创作，据李公佐云，是他奉使进京，回次汉南，与高钺、赵、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时听到的。此类记载甚多。不仅如此，还有大量的笔记小说就编成于使府。如韦绚《戎幕闲谈》、牛僧孺《玄怪录》、张读《宣室志》、裴铏《传奇》等。由于各方镇在地方素材上的优势以及使府文人广泛参与小说创作，大量以使府为背景、以使府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形成特色，明显区别于以京师(或京师附近)为背景的作品。平民角色进入使府小说，使唐代小说增添许多平民色彩; 各区域的奇闻怪事进入作品，体现了唐传奇“记述奇人奇事”的本质特征。

唐代文学与幕府的研究是唐代文学和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这项课题的研究将有利于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建设。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唐代文士的入幕使文人群体分布格局整体上发生了变化。回顾一下中国文学史，区域性的文士集体活动是非常有限的。秦汉而下，文学史上作家的群体创作行为表现得相当单调。汉代作家群是由京都和藩国两部分构成的。所谓汉赋四大家的作品即以歌颂描写京都为内容： 司马相如的 《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皆以帝京为中心。藩国侍臣文学集中于吴王、梁孝王、淮南王诸处：如枚乘、邹阳同事吴王，《淮南子》为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所作。魏晋时期带有作家群性质的流派主要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建安七子是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创作形成了比较一致的风格，后人称之为 “建安风骨”。竹林七贤是三国魏末阮籍、嵇康等七位名士的合称，因其曾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中高谈酣饮，故有此称。南朝时期文人入幕渐多，如谢朓入荆南萧子良幕;更多的文人是活动在诸王府邸，如沈约、王融、谢朓、范云、任昉等在竟陵王萧子良“西邸”，约句准篇、以气类相推毂，“永明体”约诞生于其时。这样粗略的描述已经告诉人们，唐代以前文人分布相对集中在某几个点上，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唐代使府文职僚佐分布尽管存在差异，但原则上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成平均态势，事实上也是如此。这种文人分布的全新格局正是人们研究区域性文化如何影响、制约作家群体活动的前提，也是研究群体行为如何形成文学风格的重要契机。

正因为这样的文人分布格局，使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景象。在诗歌创作方面，盛唐与中唐边塞诗的差异也主要取决于文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以使府为中心的文人送别诗在传播中不仅承担了绍介推荐角色，而且由于方镇使府的全国性分布使之在空间上得到延伸; 文人唱和活动不再局限于朝廷和京城，而是分布在广大的方镇使府中，从而表现了更为深广的区域文化内涵。在散文方面，章奏不再专属于朝廷文人表现自己才华去获得“大手笔”的荣誉，大量的幕府章奏之文使方镇僚佐也得到表现的机会，使他们扬名于朝廷，甚至得到皇帝的表彰。在小说方面，由于分布于各地的文人能耳闻目及当地的风俗传说，社会底层的生活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他们许多新鲜而生动的故事，因此他们在京都文人小说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不必去摹仿京城小说表现贵族趣味而是反映与幕府有关的生活，或表现下层人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梦想(《南柯太守传》)、情绪(《谢小娥传》)和精神(《聂隐娘》)。总之，从空间上看，方镇使府文人分布使文人活动由京都向各地方区域伸展开拓;从文化品位上看，方镇文人造成了学术文化的下移、文学活动中心的多元化、文学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和通俗化。

事实上，唐代使府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的解决也有待于学界同仁的共同关心和投入。我们希望唐代使府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不仅能使人们认识到唐代文学研究中文人分布和地域文化的关系，认识到文人群体对诗歌创作风格和文学流派形成的特别意义，而且能给在相邻学科的联系中解决文学史问题的进一步尝试提供经验。

作为交叉学科的研究有很广阔的前景。唐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人所瞩目的成就，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许多问题也不断被揭示出来。人们除关注文学文本的研究之外，也逐渐注意在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寻求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其品性与原理的阐释，有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现在通过对事物关系的研究已得到比较确切的说明和解释。例如任半塘、王昆吾对唐代音乐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程千帆、傅璇琮、罗联添等对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都是对学术史的重要贡献。